(四)

    父亲和母亲都是完小毕业，在当时的村里算是有文化的人。他们的婚姻是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谈不上有多深的感情，但一辈子忠于对方，勤俭持家，孝敬老人，疼爱孩子，重视教育，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他们虽然看起来性格差别很大，骨子里其实是一样的人。善良，本分，勤劳，从不占人便宜，不会欺负人，但别人若欺到头上，也绝不会屈膝逢迎。人，总归是有血性的。父母为人处世的态度，也影响了我们。我们不惹事，也不怕事，与人为善，不卑不亢，无论遇到多大的难处，也能咬着牙扛过去。

    父亲做了半辈子生产队会计，一辈子木匠。

    小学毕业后，奶奶觉得男孩子应该学一门手艺，就逼着父亲去学了木匠。学木匠天天拉大锯，很辛苦。每当父亲偷懒不想去了，奶奶都把他揪起来骂一顿再亲自送去。后来父亲出徒了，这份手艺成了他一生安身立命的本事。所谓严是爱，宽是害，大概是这个意思。

    后来生产队缺会计，可能实在找不出合适的人，就让十几岁的父亲去记账了，直到八十年代生产队解散，父亲才成了专职木匠。生产队的账目其实不是很复杂，主要是给社员记工时，然后折算成工分，到年底结合生产队的经济状况，再把工分折算成现金。扣除已经分到手的粮食等物品，劳动力多的家庭有结余，可以从生产队分到数目不等的现金；劳动力少的家庭，辛苦一年还欠着生产队的，还不上的挂在账上，就成为陈年积欠。

    会计的工作环境在当时算是比较好的。有专门的一间办公室，冬天生着炉子，烟囱下部烧得通红，很暖和。有一个叔叔家里穷，冬天没有棉裤，经常跟着父亲在办公室取暖，他长大后当了工人，说起那段艰难的岁月，很是感激父亲。我们有时候从家里端了咸鲅鱼豆腐去炖，一锅能吃好多天。我最喜欢把蜡笔扔到炉子里，或者用蜡笔在炉子上划线。蜡笔遇热就会变软，散发出香甜的味道。炉子盖上也可以烤地瓜。地瓜切厚片，等炉盖子热了放上去，看着变色了翻面，等翻过三四次就熟了，外皮焦黄，里面绵软，有特殊的焦香味，比煮地瓜好吃一万倍。

    父亲的字很漂亮，账目清楚，社员去对账也很有耐心，一笔一笔给人解释清楚。二十多年，他从来没有给我们家多记上一分钱，所以即使再刁蛮的社员也找不出诟病我们家的理由，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

    木匠分细木匠和粗木匠。细木匠会雕刻描花，是精细活，像齐白石就是做细木匠的。我父亲是粗木匠，就是做普通的门窗家具等，有时候也帮人做寿材。老木匠做的都是榫卯结构，纯手工，基本不用钉子。粘合是用水胶，就是驴皮胶，黑色透亮的碎片，和阿胶差不多。抓一小把放在专门的小铁锅里熬开，趁热涂到需要粘合的地方，干了很结实。

    木工初期先要用锛把木材表面的突出物劈去，再用大锯剖成厚度适中的木板，早期没有电器，全凭俩人用长条锯一下一下拉动锯开。父亲和母亲经常整夜整夜拉锯剖木板，有时候我们半夜憋醒了，院子里刺啦刺啦的拉锯声就像催眠曲，又陪我们沉入梦乡。早上，地上一堆锯末，墙上一排木板，父母早又出工去了。后来镇上有了木器厂，可以用电锯加工，拉大锯的声音才彻底消失了。

    等木板干了，就可以根据需要准备木料了。一根长条凳，放上木板固定，转动墨斗打上墨线。我负责干的活就是把墨线拽一下，墨线一回弹就清楚地留下一条笔直的黑线。然后父亲顺着墨线把多余的边角料据下来，再用刨子把木料修理成理想的模样。刨子推动的时候，薄薄的木片卷成一朵朵花落到地上，不一会就满地盛开了大大小小的刨花，木头的清香也随着弥漫开来。

    父亲干活实在，客户家有些弯弯棒棒的木料，他费些功夫也尽量给人用上，桌凳坏了也帮人修好，剩下的边角小料有时候也给人做点掏灰爬子蒸锅架子什么的，他做的门窗家具结实耐用，价钱也不太计较，所以找他的人很多，但也要一家家干，取不得巧，收入也不是很高。

    八九年，哥哥结婚，因为前几年刚盖了新房，家里欠了一些债，父亲一个人离开家乡，到淄博桓台的索县建筑队去打工。那时我们当地的木工一天工资是七块钱，父亲在桓台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工资是十一块钱。年底回来，父亲瘦了很多，据他说在工地上几乎天天吃炖豆腐，做饭的厨子是老乡，还多给他舀上半勺。再好的饭天天吃也很让人崩溃啊，更何况工地的大锅饭，又能好吃到哪儿去呢？有一年我们小区盖新楼，工人们就住在树底下搭的工棚，低矮，潮湿，我看了特别心酸，当年我父亲在外面也是这样啊！

    父亲回来后还是在建筑工地做木工，直到六十岁，非霍奇金淋巴瘤找到了他，连头带尾纠缠五年，父亲走了。陪床的那段日子，是我们父女聊天最多的时候。昌邑汽车站的报亭有一份报纸，叫《旧闻》，纸质泛黄，内容都是过去的新闻、故事，几乎没有插图，也没有广告，内容量比一般报纸都大，每次去我都买上一摞，全病房的人都看，父亲也兴致勃勃地跟我讲以前的事。他小时候跟奶奶逃难，过河时落到水里，幸亏大舅姥爷把他捞出来，顶在脖子上上了岸。还有解放前夕我家院子里住了军队，满院子都是战马，九岁的姑姑从马肚子下面钻过去，到西院的小卖铺拿糖给他吃。他说的最多的是艰难岁月中那些温暖的回忆。那是他真正闲下来的时光，也是我们最揪心的日子。

    他一辈子只会挣钱，不会花钱，拿到报酬就全部交给母亲。母亲让他拿点零钱用，但即使他兜里有钱，在外面饿了连个火烧也不舍得买。他一年花钱的时候就是赶年集买对联和鞭炮。他对谁都笑呵呵的，很少发脾气。他是典型的农村男人，不会做饭，也不大会体贴人，但他是个好人，是个顶门立户的大男人。

    母亲在娘家是最小的孩子，小时候身体不好，十多岁了舅舅还背着她。也许每个人该生多少病是有数的吧，母亲长大后身体很强壮，无论在队里还是在家里，干活从来不甘人后。无论多累，她都唱着歌，说说笑笑，忙完了倒头就睡，睡醒了又是风风火火的一天。

    家里六口人的地，基本上是母亲在忙活。七十年代粮食产量低，不光缺吃的，柴火也艰缺。母亲早上四点多钟就出去搂树叶或干草，背回满满一大筐，匆匆忙忙吃完饭，就去队里出工了。生产队的活没完没了，掘地，整地，锄地，下种，薅苗，割麦子，出地瓜，掰玉米，她和男人一样不惜力气。晚上回到家，还要洗衣服做鞋子，终年没有休息。

    母亲最好的时候应该是在生产队的粉坊那段时间。我们村的山地适合种地瓜，个大，面多，淀粉含量高。做粉是把地瓜在一个大槽子里用很锋利的铲子铲碎，然后放到布包袱里过滤。上面一个包袱是碎地瓜，下面一个包袱接淀粉水。等干了就是一个个半圆形的淀粉块。然后可以做成粉丝、粉皮，也可以做成琥珀状的凉粉。母亲他们几个人说说笑笑在一起，晚上忙完了，还可以炒粉条吃，虽然辛苦，但很开心。

    母亲也曾尝试过做小买卖，听人说煮嫩玉米去潍坊好卖，她挑选了最好的玉米煮熟坐火车去潍坊卖，结果人家潍坊人买的都是带着玉米皮的。她煮的去掉了皮，虽然洗的很干净，但终究不被信任，最后还是背回家自己吃掉了。

    母亲最自豪的是八十年代修公路，那时候修路全凭人力撒石灰。撒一米路挣七毛钱，母亲和父亲每天扛着铁锨步行好几里路，承包上百米任务，赚几十块钱。虽然戴着头巾，回家头发眉毛都是白的，但母亲很高兴，因为终于挣到钱了，家里的经济状况因此得到了改善。

    母亲是一个很感恩，能吃屈的人。奶奶心疼我们，但做饭给父亲和母亲吃有时候就有些不情愿，几乎每隔半年就要闹一次情绪，找茬和母亲吵架。母亲从来不和奶奶吵，奶奶骂，她就笑。奶奶赌气不吃饭，她就请能和奶奶说上话的亲戚或邻居来劝，打了荷包蛋托他们端给奶奶吃，等奶奶气消了事情就过去了。其实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奶奶和母亲吵架，等她们都走了，奶奶就和面擀细面条，她一碗，我一碗，雪白的银丝面，碧绿的小葱花，闪闪烁烁的小油星，又好看又好吃。

    柴火少，我们兄妹跟爷爷奶奶睡，冬天我们有炕炉子，做饭也都在我们那边的锅烧，我们的炕上很暖和。父亲和母亲的炕上几乎不烧火，冰凉冰凉的，冬天暖瓶都能冻破。后来母亲一直腰腿不好，和年轻时一直睡凉炕有很大关系。但母亲从不抱怨。她经常说，只要奶奶对你们好，你们能享福，大人吃点苦不算什么。

    爷爷有一年冬天生了一场重病，尿不出尿，医院都说不行了。父亲不在家，母亲借了辆板车，请二伯和她一起把爷爷拉到了十五里外的水库医院。很幸运，遇到了水库医院的名医李大夫。打上针以后，爷爷哗一下尿出来了，棉裤被褥都湿透了。冒着寒风，忍着刺骨的凉，母亲拿到水库洗干净晾好，又连夜步行赶回家给爷爷拿衣服，来回三十里，是母亲一步步量完的。医院陪床的都问爷爷：“这是你闺女啊？”爷爷说不是闺女，是媳妇，周围人都对母亲赞不绝口。奶奶晚年生病，母亲尽心尽力伺候，想吃什么做什么。奶奶有时候便秘，憋得难受，母亲用手帮她抠出来，也不嫌弃脏。

    母亲对待别人也很热心，脾气急，但讲理。。队里有一家男人不在家，孩子突发疾病，母亲和另一个阿姨轮流背着孩子一路狂奔送去医院，救了孩子一命。外村有个补盆子的小贩在我们街上营业，有个醉汉故意找事欺负人家，母亲冲上前大声喝止：“你这是干什么！凭什么无缘无故就打人？他是俺家亲戚，你再打他试试！”醉汉虽然犯浑，也认识母亲，半信半疑地走了，小贩千恩万谢收拾东西跑走了。

    母亲有文化，能读书，爱学习，一辈子亮亮堂堂，积极向上。她看大的三个孙辈都考上了大学，孩子们都知书明理，追求进步，是母亲的骄傲。现在母亲快八十岁了，哥嫂都孝顺，母亲安享晚年，这是她的福报。她劳作了一辈子，到老也不服输。前几天回家，嫂子说母亲到做工艺品的小厂房干活去了，天快黑才回家，说也不听。但母亲很高兴，说活儿很轻快，就是往小瓶里装碎嘎啦皮，三分钱一个，她十三天赚了四百多块钱，有人聊天，还能赚钱，上哪找这样的好事啊！

    唉，要强的人自食其力就是最幸福的，只要母亲高兴就好啊！应该感谢工厂的老板，肯雇佣八十岁的老员工，这是和政府发放养老补贴一样的惠及老年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