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真正的“浩然之气”

公孙丑：“敢问夫子恶乎长？”
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公孙丑：“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译文

公孙丑问：“请问老师擅长哪一方面？”

孟子说：“我了解言辞，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

公孙丑又问：“请问什么叫作浩然之气呢？”

孟子说：“这就难以说明白了。它作为气，最伟大，最刚强。用正直去培养它而不加伤害，它就会充盈于天地之间。它作为气，必须与义和道相匹配。如果没有义和道的配合，它就没有力量了。它是义在内心一点点积累所产生的，不是一两次行侠仗义就能取得的。如果做了有愧于心的事，它就没有力量了。我之所以说告子未曾了解义，就是因为他把义看作外在的东西。

要时刻把养气的事放在心上，不要中途停止；心中既不要忘，也不要用外力快速助长，不要像宋人那样。有个宋国人，担心禾苗不长而去拔高它，弄得很疲倦地回到家里，告诉家人说：‘今天累坏了，我帮助禾苗生长了。’他的儿子跑去一看，禾苗都枯萎了。普天之下，不拔苗助长的人是很少的。认为养气不见效而放弃的人，就像那不锄草的人；而违背规律快速助长的人，就像那拔苗助长的宋人。这样去养气，不但没有好处，而且会妨害气的生长。”

孟子曾经跟告子就“仁内义外”、“生之谓性”、人性善恶等问题展开讨论。《孟子》中有《告子》篇，就记载了他们之间的辩论。

公孙丑又问：做到不动心有什么方法吗？　

孟子回答说：有。北宫黝培养勇气，肌肤被刺不退缩，眼睛被刺不逃避。

当时一些武士为了培养自己的勇气，故意用针刺自己，但是不躲闪。这是北宫黝培养勇气的方法。

曾子强调“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向内下功夫。

子夏认为“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论语·子张》），主张从洒扫应对做起，是向外下功夫。

那么北宫黝的养勇的方法是在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面前都要做到无所畏惧。

而孟施舍养勇的方法则有所不同，只要培养“无惧”之心，有了“无惧”之心，在每一件事上、每一个人面前，自然也就能够无所畏惧了。

所以，孟子把孟施舍和曾子，北宫黝和子夏做了个类比，但是不论是北宫黝也好，还是孟施舍也好，他们所培养的勇气都是“血气之勇”，而不是“道义之勇”；是小勇，而不是大勇。

浩然之气，不仅囊括了人与人，人与社会，更囊括了人与宇宙，可以说，有了孟子所提倡的大勇，谁都可以堂堂正正的在社会中做一个人而无所惧，有了浩然之气，就可以堂堂正正的在宇宙中间做一个人而无所惧，所以说，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塞于天地之间的气息，无疑是最接近于天地之境界的了。

孟子说：“配义与道，无是，馁也”中间少了一点，就没有勇了。此所谓道和“朝闻道”“志于道”的道一样，也就是对于字宙人生的了解。

“义”即道德行为。所以浩然之气，一方面要有对于宇宙人生的了解，一方面要力行对于宇宙社会所有的义务，即道德义务。而且要常行此义，故孟子说：“是集义所生，非义袭而取之。”于此可知浩然之气，是多种道德行为相集合自然生出来的。

孟子的这种养气的方法，和曾子的守义有点相似，他怎样守义，所自反而缩，風千万人吾往矣。”所不同者，曾子的守义，是就一件一件的事而言。孟子的集义，是就一种心理状态一种境界层面来说的。

孟子的浩然之气“是两千年来始终激励人心，传诵不绝的伟词名句，它似乎是中华民族特别是知识分子的人格理想，很明显，这种理想的道德人格并不是宗教性的精神，而是具有审美性灼灼光华的感性现实品格；它不是上帝的忠诚的仆人，而毋宁是道德意志的独立自足的主体。”（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民族英雄文天祥曾写过一首《正气歌》，对其进行了描述：“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意思是：浩然之气，基于宇宙间的各种不断变化的形体之中，在大自然构成了日月星辰、高山大河；在人间天下太平、政治清明时就表现为祥和之气；而在国家民族处于危难关头，就表现为仁人志士刚正不阿、宁死不屈的气节。社会的秩序靠它维系而得以长存，道义是它产生的根本。

他们用生命实践表明，人们只有认识到自己行为的正义性，“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孟子·尽心上》），才能理直气壮，立于天地之间而无所畏惧，表现出敢于压倒一切敌人或困难的勇气，才能在心中培养出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