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大学教授在网上被黑成了翔

前几天我的小伙伴跟我说了一个小新闻，薛兆丰从北大离职了。

薛兆丰是我十分喜欢的一位经济学学者，一本《经济学通识》让我感慨世上的很多问题还可以换个角度看。所以后来我又在“得到”上订阅了他的专栏，读了一整年，受益匪浅。

在百度上搜索薛兆丰离职的新闻，新浪财经说《网红教授薛兆丰确认离职北大，后悔言多必失》，文中说到“其同事北京大学国发院教授唐方方曾公开质疑薛兆丰的学术水平，并批评称‘经济学不是故事会’。北京大学国发院教授汪丁丁也曾抨击薛兆丰的水平就是一个‘没有毕业的经济系学生’。”

嗯，听说薛兆丰在知乎上也是被黑成了翔。

知名大学的教授被黑成了翔，一转念就想到了前些年因为《<论语>心得》而被黑成翔的于丹教授。

对中国古典文化有一定基础的人大多都对于丹嗤之以鼻，认为于丹的那些“心得”的走红是因为传统文化在民间出现了可怕的断层。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大家对于丹“以直报怨”这一解释的吐槽了。

《论语·宪问》里记载这样一段。有人问孔子，以德报怨是可以的么？孔子说，那拿什么回报德行呢？就应该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孔子在这里一反温文尔雅的形象，显示出了快意恩仇的态度。

可我们再看于丹老师的解释。“他当然不赞成以怨报怨。如果永远以一种恶意、一种怨恨去面对另外的不道德，那么这个世界将是恶性循环，无止无休。我们失去的将不仅是自己的幸福，还有子孙的幸福。”那么又如何解释“以直报怨”呢？她说“用你的公正，用你的率直，用你的耿介，用你的磊落，也就是说，用自己高尚的人格，坦然面对这一切。”

如果不是较真地从《礼记·表记》中为孔子快意恩仇的态度寻找依据，或者对“直”这个字抱有考据精神的研究，那“以直报怨”的解释可能真是两可的。但是不管这句话的真实意义是什么，不管人们在具体事件中是怎么做的，在说辞上，被广大人民群众接受了的是于丹“以德报怨”的价值观。

这里不多去讨论谁对谁错，于丹作为北师大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院长，其作品能够有如此傲人的成绩也确实对得起她研究的领域。而那些真正热爱并钻研学问的人，他们的作品反而是让人看不太懂的。好比同样是讲解《论语》的《梁漱溟先生讲孔孟》、《傅佩荣论语全解》等等。他们中夹杂了太多思辨和考据，因此即使他们的理解是准确无误的，其普及程度也会相去甚远。

这么想的话，薛兆丰相比较汪丁丁、唐方方们，或许就如同于丹相比较苛责她的学者们。

汪丁丁在《为什么付费买到的只能是三流知识？》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叫拉姆齐的天才学者受命去采访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跟他讲了一整天，问他你听懂了么？拉姆齐表示没听懂，希望第二天继续谈话。维特根斯坦说了句操，然后表示他只能重复这一天的表达，不能接受他对自己重要感受的最佳表达之外的任何表达，哪怕是为了让眼前的人听懂。

在汪丁丁的眼里，一流知识一定是圣洁的，做学问的人只能去努力理解一流知识到底在表达什么，而一流知识绝不能为了让普罗大众听懂而改变表达，这样会让一流知识沦为三流知识。付费的知识是逐利的，逐利就要吸引更多的人能够看懂，那么再一流的知识也会因此而变成三流知识。

薛兆丰对此却有着明确相反的观点，他说“以真实生活为本的才叫地道的经济学思维”，“数学统计不能替代人文价值判断”。他认为现在的经济学被高度数学化了，使得它的内容跟真实生活离得越来越远。他还举例说明，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部名著就是以日常语言写就的，所以80多年过去了，这本书依旧是畅销书。另一名经济学大咖科斯也是这样，他总是用日常语言，用散文的形式来表述经济学概念。

在薛兆丰的眼里，知识一定是要与生活相关的，接地气的。而价格，只是筛选了不同人的不同需求而已，跟知识本身的价值无关。

这种分歧其实不光存在于中国这片土地上，全世界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这两天万维钢正好在解读《利益攸关》这本书，这本书的作者是塔勒布，这位正是写出《黑天鹅》和《反脆弱》的那位神人。他的态度就如薛兆丰一般，认为知识一定要接地气。而被他批评的人，好比出版《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和《白板》的那位史蒂芬·平克，就觉得如果按照塔勒布的标准，这世上可能就没有几个能称得上是做研究的知识分子了。

不同学者对知识有着不同的见解，就像是禅宗中的南能北秀，说不上谁对谁错。不过这些学者都按照自己的理解坚持了自己行为，却是特别值得我们普通人学习的。要知道像汪丁丁这样的学者，他不是没有机会成为另一个薛兆丰，而是选择不成为薛兆丰，他为了坚持自己的态度抛弃了巨大的利益，多么值得敬佩，毕竟行胜于言。

然而凭什么“以德报怨”这样的知识就流传开了，而“以直报怨”这样的知识就成为了小众。

有这样一种解释。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快意恩仇其实是一件代价很大的事情，对于付不起这个代价的广大劳动人民而言，“以德报怨”才是一种能在道德上赢得尊严的做法。于是日子久了，为了维护认知的一致性，粉饰太平的曲解越来越多，其真实意义也就被忽略了。

那凭什么薛兆丰成为了网红，而汪丁丁却被有些人解读成看到人家出名了挣钱了的“眼红”？同样的道理，就要对于一个非学者的普通人们来说，大家想要的是什么。

作为一个一睁眼看见天花板就想到一身房贷的人，作为一个每周要工作60个小时以上的人，作为一个一到周末就累得想要睡觉睡一整天、却不得不爬起来陪孩子的人，他想要跟上时代的节奏，他想要了解现在社会上都有什么思想，或许只能每天牺牲一两个小时的睡眠看看书、学学习，那他又哪里来的基础和才智去理解汪丁丁所谓的“一流知识”呢？

要不是于丹，普通人哪有工夫去了解距今已经2500年了的《论语》？要不是薛兆丰，普通人哪有兴趣去了解充满表格、曲线、公式的经济学？从这个角度看的话，一棍子打成翔的态度可能就不那么合适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