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的前夜：关于帕慕克的新书《瘟疫之夜》

（一）又一次相遇

熟读历史的当代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热心于撮合古老的奥斯曼帝国与西方世界的相遇，并小心观察两者相互影响的过程。在《我的名字叫红》里，这种相遇是透视法融入奥斯曼传统细密画的奇妙观感；在《我脑袋里的怪东西》中，是过时的钵扎（酸奶）行当流落于现代伊斯坦布尔高楼大厦间的落寞；《白色城堡》中，来自东方和西方两个长相酷似的男人在帝国偶遇，二人十分尴尬。这可能发生在任何时候，然而在幽暗狭长的现代史隧道中，这种相遇会像是两个人在狭窄楼道中的一次擦肩，免不了有碰撞和口角。对于彼时（1901年）风雨飘摇、病入膏肓的奥斯曼帝国来说，这种碰撞可能是伤筋动骨，甚至致命的。所以帝国的苏丹审慎、多疑、神经质地审视各类西方物件（思想、制度、器皿），甚至福尔摩斯探案小说也只能（经审查后）送至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一人之手。毕竟，即便苏丹对西方小心多疑，他也按捺不住对现代小说的欣赏和兴趣。

但大势不可避免，尤其人算不如天算。一场瘟疫还是造成了帝国的被动局面。小说家帕慕克又一次安排了奥斯曼帝国和西方的会面，只不过相比以往，这一次带着疫病引发的恐惧和紧张，以及躲避瘟疫威胁的丝缕浪漫感。而欧洲世界则悄然化身为隔离制度、细菌检查和消毒水，呈现在奥斯曼帝国的子民面前。会面的地点，则由帕慕克先生亲自（凭其著名的虚构之手）创设、绘制、写就，即位于东地中海的奥斯曼帝国第二十九行省明格尔岛。帕慕克有意设计了穆斯林和基督徒在岛上相伴聚居的格局。她风光秀美，物产丰饶，但社会的深层矛盾已经不起一场大病（瘟疫），仿佛奥斯曼帝国的缩影。这场疫病的起因，当然来自于西方列强主导的世界变化（瘟疫可能由远东一路传播到了明格尔）。岛屿精致小巧，所以帕慕克先生可以从容带领诸位研究一场谋杀案、半块毒面包、总督府和西式酒店的微妙布局，以及仓促执行的现代防疫策略。她的袖珍没有影响她成为一段历史的演绎舞台，只是时至今日，我们已无法在任何一版世界地图上找到她了，除了帕慕克先生他精致的手绘图纸上。

（二）超越时空的瘟疫

我们需要小说家，正如同我们需要冲入事发现场的记者。历史小说家是在不同时空中穿梭的调查记者。对历史最大的尊重就是，不把它当做尘封吃灰的过时卷宗，而看做是当下与未来的序曲或变奏，乃至重复。

我带着这样的一种预设来阅读此书：假想当今世界，我们的疫情已超越了气溶胶传播，由时空传向时空，假想1901年的奥斯曼帝国和明格尔岛也在经历着和我们同样的疫情。瘟疫蔓延的时代，众人拿起手机，时刻观察邻国、邻省、邻市情况时，我们可以拿起这本《瘟疫之夜》，远远地审视1901年明格尔岛的防疫情况。如此一来，翻阅小说的过程就异常有趣。尤其是我们不再需要关注变异株、感染率、各式口罩、疫苗和特效药的研发，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奥斯曼苏丹的帝王心术、围绕隔离产生的社会裂痕、风格各异的帝国帕夏、边远行省和新建的西式电报局、民族混杂地区的独立运动、20世纪初的波诡云谲，等等。

这自然也是帕慕克在当今的欧洲（世界）文坛如此重要的原因：他就像是我们当下世界驻奥斯曼帝国的前方记者（其疆域当然不限于当今土耳其），不断送来帝国的第一手报道：以前可能是一桩画家谋杀案、伊斯坦布尔的老派情人故事、帝国帕夏的财产纷争、有关前苏联“拉达”小汽车在本地销售情况等，而这一次是发生在帝国角落的瘟疫。日常生活中，我们呼唤良心的记者、精准的报道，我们也同样需要激动人心的故事。所以，世界各地的读者一旦论及奥斯曼帝国或土耳其，帕慕克必然是第一人选，他的故事是第一选择。

[if !supportLists]（三）[endif]明格尔岛

22岁以前，帕慕克一心想成为画家。当然，现在我们也可以说，22岁前的帕慕克最终如愿以偿，成为了22岁后的作家帕慕克的御用插画师。他的每本书都有自己手绘的封面或插图，《瘟疫之夜》也不例外。我们通过他的插画可以一窥明格尔岛全貌，但具体街区的详细情况有待他细细讲解。当故事的主人公，帕克泽公主和新婚丈夫努里（受过西式教育和训练的帝国医生）阴差阳错不得不来到明格尔岛督导防疫事业时，他们眼中的岛屿更加色彩斑斓。据说（如帕慕克所写），彼时，“由明格尔出产的淡粉色和白色石头砌成的城堡宏伟壮观，蓝色、粉色、紫色的玫瑰的香气让二人头晕目眩。”帕慕克选择了一个如童话的浪漫世界安排他的凶杀案、瘟疫和军事政变。

帝国苏丹哈米德二世的钦差，以一己之力串联巴斯德研究所和伊斯坦布尔政府，为帝国带来现代医学的邦科夫斯基帕夏到明格尔岛奉旨防疫。不久，帕夏在岛上失踪，一路找来的人发现他被人用拳脚打死。可惜，帕夏他科学有效的西式防疫策略，包括消毒水、没人情味的隔离、定期打开窗户等等工作都没有铺开，但针对他的谋杀撬开了整个故事。鼠疫肆虐，岛上的伊斯兰教谢赫和信众对现代医学的态度暧昧不清，但对隔离则决然否定。现代医学要烧掉逝者的衣物，这更引发他们的仇恨。临危受命的帕克泽公主和丈夫努里医生刚到岛上，逐渐看清自己来到了怎样的一个帝国行省，而在此之前，帕克泽公主幽居深宫，除了对苏丹本人以外，对自己的国度一无所知。

帕慕克描绘的明格尔岛，自然是奥斯曼帝国的缩写，但她的特点也足够鲜明。地处地中海东部，岛上的生活由穆斯林、基督徒，明格尔人和希腊人共同经营。欧式生活方式在岛上随处可见，欧洲社区和穆斯林社区比邻。我总是觉得这是一个童话版、乡村版的伊斯坦布尔（毕竟帕慕克最熟悉的还是这座横跨欧亚之城），或者说是“春游版”的伊斯坦布尔，一个出走的伊斯坦布尔，摒弃了城市气味的伊斯坦布尔。帕慕克先生最终还是没有把瘟疫落到他故乡的头上，选择了这样一个遥远的岛屿：明格尔。

但终究，明格尔归于奥斯曼帝国治下。岛上的总督萨米帕夏忙于维持局面，苦心维护各个群体的和平共处。即便他乐于与西方交往（甚至有个基督徒情人），却仍对所有外国人心存芥蒂。他深知现代医学对防疫的重要性，强力推行隔离政策；他有两个怀表，一个显示奥斯曼时间，一个显示欧洲的时间。但一论及邦科夫斯基帕夏的死，总督依旧用帝国官员的那一套“平衡穆斯林和基督徒”的政治逻辑来断案，他是酷刑逼供的狂热爱好者，而不是医生努里所说的“福尔摩斯式”的搜证和推理。

总督的思想自有其根源，明格尔岛上的保守势力根深蒂固。“近两年来，冲突、谋杀和不祥之事在此地频频发生”。瘟疫甫一传开，染病的穷人涌入谢赫的道堂，一心想听听谢赫的声音。谢赫哈姆杜拉本人，只能用《古兰经》的经文来指导信徒认识疫病，用玄妙、抽象的方式，努力帮助他们解决具体的健康问题。即便掌握医学技术，但西式检疫局刚刚建成，工作推进力不从心。这些情况，都是帕克泽公主和她的夫君，医生努里要面对的。

[if !supportLists]（四）[endif]现代的前夜

书名“瘟疫之夜”，给这场肆虐明格尔岛六个月的鼠疫增添了些许浪漫意味。当然，我愿将这些夜晚称为明格尔岛现代的前夜。

书中关于岛上夜晚的描写，本身颇具东地中海风情。帕克泽公主被她的皇叔，当朝苏丹哈米德二世长期软禁宫中，和努里医生认识不久就被苏丹指示成婚。帕克泽自然爱自己的医生丈夫，新婚燕尔的二人既有不太熟悉的拘谨，又有已签订终身的甜蜜感。这种氛围中，公主二人乘车游幸海岛，也一一记录下瘟疫在岛上悄悄走过的那些夜晚。

然而，属于明格尔岛的现代史在小心酝酿。瘟疫肆虐，帝国政府的管理难以平息疫病；列强战舰自西方驶来围住海岛，理由是防止疫情传播；岛上的希腊富商早早逃离，基督徒和穆斯林的矛盾愈发深重；帕克泽公主的侍卫卡米尔在重新翻阅自己私藏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书籍；总督萨米帕夏焦头烂额，动辄以酷刑以恐吓民众。为了调查邦科夫斯基帕夏的命案，希腊人伊利亚斯和总督大声争吵：“如果一味通过处以绞刑、施加酷刑的方式来推行政策的话，那么既不能确保取得防疫的胜利，也不能推进一个国家现代化和欧化的进程”。

地理大发现时代，欧洲海员给南太平洋的毛利人、北美的印第安人、南美的印加人带来流感和麻疹，后者纷纷染病，不堪一击。同样，1901年，古老的奥斯曼帝国面临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现代化逐渐起步，在遭遇这场早期全球化背景的瘟疫时，他的陈旧体制、脆弱的社会基础、刚兴起但又松松散散的社会事业，也是弱不禁风。有趣之处在于，地理大发现的起因竟还是奥斯曼帝国逼迫欧洲人向西开辟新的航路。但此时（1901年），奥斯曼帝国仿佛一个诸病缠身的老人，面对瘟疫传播，总让人忧心忡忡。一段时期以来，帝国被迫走上改革之路，与西方世界的联系愈发紧密了。新式轮船和铁路，也逐渐将帝国各省连为一体。古老的互不往来的村落屏障，正被现代商业活动冲开。明格尔岛一方面感染来自东方的瘟疫，一方面又可能（因其与西方密切的商业活动）把疫病继续传播到欧洲。

明格尔岛、奥斯曼帝国都面临着这样一种全新的疾病。即在全球化现代社会的背景下，一种经由商业、轮船、铁路、新式军队、现代公共生活而广泛传播的瘟疫。“两百年来，从文明上把欧洲和奥斯曼帝国分割开来的不是多瑙河而是瘟疫”。这是一个旧帝国不会面对的，但确是帝国要迈入现代文明的必经大考。而如何尽快平息疫情，让帝国的子民能延续现代生活方式（希腊人可以经商，穆斯林可以去道堂、外国汽船可以来采购岛上矿产），又免于性命之虞，是明格尔人必须解决的。

帕慕克先生似乎暗示，这也是对伊斯兰教信仰的一次考验，是信仰走向现代的一次旅程。邦科夫斯基帕夏，苏丹的首席科学家，却惨死在明格尔某间破败的茅庐，很快尸体就像杀死他的那种极端思想一样腐烂了。帝国的改革常归于徒劳，有识之士最终被一种沉重、深刻、强力的社会潮涌淹没。即便帝国苏丹本人，都难逃这种思想束缚，否则也不会独自沉湎于柯南道尔的侦探故事，同时又大用间谍密探，四处搜集打听，以满足自己安全感的需要。

瘟疫给人恐惧，而明格尔岛的穆斯林，却从谢赫的手中接过经文纸和护身符，尽管不求甚解，但依旧醉心于谢赫解经的时刻。家人离去，他们忍住悲痛，只能承认这是真主的意思，一边还要承受欧洲人“宿命论者”的指责。但他们不接受消毒和隔离，无法想象消毒水洒满道堂和他们宗教圣物，更抵制烧毁逝者的衣物和房屋。

中世纪，黑死病蔓延欧洲，彼时的基督徒和1901年明格尔岛上的穆斯林一样，除了祈求别无他法。可现在，“基督徒（准确地说，是威尼斯人）发明了隔离”。基督徒在欧洲实行隔离防止疫病，已有四百年之久。

明格尔疫情，也成为了伊斯兰信仰在时代变化中的一次抉择，而这个抉择需要很多人一齐做出。正如疑似染病的谢赫哈姆杜拉（在接受努里医生身体检查时）所说：“如果穆斯林还拒绝相信隔离，还不学习先进技术的话，会有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失去生命，那时，穆斯林会变成世界上孤立无助的少数人。”

（五）用小说讲述历史

本书由虚构的叶子和现实的枝干构成，或如书中所言，这是一本用小说形式写就的历史。帕慕克先生事先搭建好明格尔抗击鼠疫和民族独立的宏大历史叙事（虽然未完整向读者展示，但书中各处皆有暗示），使用了包括但不限于旧邮票、电报副本、玫瑰旗帜、回忆录、手枪子弹等物件来佐证，实现了物证和书证的统一。只不过，别有用意的帕慕克先生同时又在书中安排一位“明格尔姑娘”，即剑桥大学历史学博士（身份存疑）明娜，配合他的双簧表演，以历史学家的笔法，一点点反向拆解他的宏大叙事。明娜女士虽贵为剑桥大学历史学博士，却也熟知小说这一文种的最大优势：可以身临其境，甚至钻到人物的内心深处去叙述一个故事。于是，明娜女士讲述（或者是某种新颖的历史研究方法？）了明格尔何以在1901年的大瘟疫中成为现代明格尔的故事，其中必然充斥人物的内心声音、私下的隐秘谈话和饱含历史感的巧合因缘，但这同时也是对明格尔民族独立和革命历史的一次完整解构。虽然这种新的叙述可能让明格尔人无所适从，但从中我们可以隐约看到奥斯曼帝国带着伤蹒跚步入20世纪的身影。

明格尔的矛盾以一场暴力枪战为高潮，列强虎视之下，民族独立的先锋，明格尔人的“统帅”以摇动玫瑰旗（明格尔盛产玫瑰）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在帕慕克先生的历史课上，他是纸面上的统帅，民族英雄，现代文明的盗火者，智慧、勇敢、坚毅，具备所有国家希望明格尔公民具备的美德。某年某月，他接触欧洲革命思想，明格尔瘟疫成为导火索，明格尔独立信念让他赢得革命胜利，染疫而死的前夜，他念出两百个明格尔语单词，为今后的民族教育确立宗旨。显然，这是属于历史教科书的文字。历史学家明娜（在帕慕克授意下）告诉我们的，是在明格尔瘟疫中，一个人的抉择。公主的侍卫，土生土长的明格尔男人卡米尔暗暗藏好他的《拿破仑传》；鼠疫蔓延，人生迷茫的瞬间，唯一真实的似乎是和新婚妻子泽伊内普的欢愉时刻；即便他热爱岛屿，却难以对同胞做点什么……转折点在总督府的混乱枪战中，帝国的意旨化身，远道而来的奥斯曼官员纷纷倒下，交战双方越是恐惧，打出的子弹的越多；卡米尔颤抖之余，又散发出一种威武气质，以至于其他人满眼尊敬，都没看见他肩膀的枪伤。普通人都是在某些关口跃身成为伟大的历史人物的，卡米尔也不例外。他在总督府阳台挥舞旗帜，他成为明格尔人的总统，手上带着好几条帝国官员的人命。不久，他感染瘟疫，妻子先他而去。他独自陷入痛苦的昏迷，临死前的喃喃话语，被分解为两百个明格尔语单词。

明娜博士兼小说家用这种方式，再一次向我们强调，历史书热衷于展示平面人物，但历史始终是关于立体的人的故事。

当然，我愿意相信，这一切都是帕慕克先生幕后主使，他早就持此观点，但又刻意建构，然后解构这段历史故事，以呈现他真正的历史观念，即便这与明格尔的一贯历史叙事不符。同时，我也觉得这是小说家帕慕克先生的私心：他要创造一种别样的小说阅读体验。一方面，我们在阅读普通人（如卡米尔）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作品又隐约透露，当下的普通人似乎是重要的历史人物，他的一举一动都具备重要意涵。于是，我们总是在小说的寻常生活场景里，体会到历史感的冲击：这种感受，在卡米尔初次到女孩泽伊内普家里，在厨房的泽伊内普给口渴的卡米尔指了水壶的位置，以及说了一句“Akva（水）”的描写中格外强烈。

我相信这种文学创新的背后动力，当然是帕慕克先生对明格尔真挚的热爱：不仅仅因为这岛屿是他自己用文字、线条和色彩精心塑造的东地中海明珠，更是因为，他在书中先后安排卡米尔和明娜，在两个不同的历史时空，在总督府阳台，异口同声喊出了那句壮丽口号：

“明格尔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