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除了鲁迅，她从没选对人。
“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1942年，年仅31岁的她香消玉损，含恨客死于香港，结束了一生漂泊。
“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到了生命的尽头，她念着的，却还是那个人，等他不远万里来接她回去。
萧红：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
01
1911年6月，她出生于黑龙江呼兰县的一户富裕家庭，本应是金枝玉叶富足娇贵。不曾想被传统命相认定为命贱不祥，父亲的冷漠暴力，母亲的恶言恶语，让她的幼年里除了憎恶便是冰冷。和所有天性敏感的孩子一样，冰冷的家庭生活冥冥之中造就了她脱轨悲剧的一生。
所幸的是，她从小独得祖父宠爱，常常带她去种花栽菜，识字念《千家诗》，成了她文学造诣的启蒙师。祖父在呼兰河小城里的后花园，有她孤单中又偶尔温暖的童年，是她和祖父逃避祖母责骂的乐园。她说：“一到了后园里，立刻就另是一个世界了，决不是那房子里的狭窄世界，而是宽广的，人和天地在一起，天地是多么大，多么远，用手摸不到天空，而土地上所长的又是那么的繁华，一眼看上去，是看不完的，只觉得眼前鲜绿的一片。”
因为祖父，呼兰河这小城，在她心里永永远远绽放着光亮。在她后来颠沛流离的艰苦生涯里，祖父所给予她的爱，化成了她精神世界里炽热的阳光，使她得以坚强地应付日后许许多多常人所无法面对的灾难与不幸！
02
1929年，祖父去世，18岁的她受了沉重的打击，失去了唯一的依靠。自此，她对家庭再没有感情和留恋。次年，为了反对包办婚姻，她终是逃出了家门，与自己有远亲关系的表哥陆振舜，私奔前往北平求学。这是她生命中第一次为自己所喜欢的人，义无反顾不惧世俗规矩，而当时陆振舜已婚，可她就是爱他。
他俩在老家引起轩然大波，陆家、张家都拒绝寄生活费，除非他们返回。于是，这浪漫的爱情也就只持续到第二年春节前夕。北平天冷、米贵，居大不易。陆振舜终是抵不住经济拮据与家庭压力，久而久之渐生悔意。便放下海誓山盟，回归家人的怀抱。她一腔希望爱恋落空，当深爱的人转身离去的那一刻，爱情在现实面前化为烟云，她被爱情的伤深深的划了一道。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萧红的离家出走，是一种惊世骇俗之举。她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闲话对象。当她无奈回到家里，父亲又气又恨，举家搬到乡下。出于同情，她替佃户长工劝说伯父不要提高地租。伯父把她痛打一顿，锁在一间空房子里，并催促父亲张廷举将她勒死埋掉，以免危害家族。
03
也许由于生在冰天雪地的东北，她自小带有一股倔强的秉性。被父亲软禁，她与家人周旋，假装同意与包办婚姻的对象汪恩甲结婚，要置办嫁妆，得以去往哈尔滨，随即再次抵达北平。
14岁时，由父亲做主把她许配给汪恩甲，这个省防军第一路帮统汪廷兰的次子。他是个小学老师，却身染一些习气，是个没有有理想喜欢抽鸦片的瘾君子，与她理想中的爱人相去甚远。
再次从家中跑掉，她只身在外亲戚家不愿收留，她衣衫单薄，身无分文，暂时落脚同学家，也曾流落街头。1931年底，她无奈之下，鬼使神差地投奔了汪恩甲，但汪氏家族已对她深恶痛绝，哥哥强迫弟弟与她分手，他俩遂同居于哈尔滨东兴顺旅馆。直到第二年5月，他们在旅馆赊欠的食宿费已达四百多元，汪恩甲声称回家取钱还债，这一走却从此失踪。而当时，她已经怀孕，还是遭到了遗弃。
04
已有五个多月身孕的她陷入绝境，旅馆老板将她赶到简陋、阴暗的储藏室。听说旅馆老板已经找好妓院，要卖她抵债，萧红急中生智，投书《国际协报》求助，随即又去电话催促。时任副主编的裴馨园因为之前她曾投过稿，略有印象，但苦于暂无经费和救援之策。便委派了助理编辑萧军，携了几册书先行前往探望。
也便是这次遇见，他闯进了她的人生，这个她生命中第一个也可能是唯一一个真心爱过的男人。原本萧军是准备打算放下书册，便要离开的。但是她开口留住了他，能坐下来谈一会儿吗？萧军坐下后，她很坦率地说了她正在读他的小说以及她自己的经历。在谈话中，萧军无意中发现了她放在桌上的一首小诗：“去年的五月，正是我在北平吃青杏的时节；今年的五月，我生活的痛苦，真是有如青杏般滋味。”
两人一番晤谈，彼此倾心，火速坠入情网。8月大雨，松花江大堤全线溃决，洪水涌入哈尔滨市区，她因祸得福，逃出了旅馆。不久她住进了医院分娩，因无钱交住院费，萧军用刀子逼着医生救人。孩子生下后因无力抚养很快就被送人。出院后，两人住进了新城大街白俄开的欧罗巴旅馆，开始新一轮的婚外同居。这段被她称为“没有青春只有贫困”的生活，应是她此生最美好的时光。
萧红与萧军的遇见，如英雄救美。
05
1932年11月，萧军找到了家庭教师的工作，学生家住商市街，同意提供住处，两人总算有了栖身之所。婚后他们的生活是贫困的，但相濡以沫的日子也是幸福的。“电灯照耀着满城市的人家。钞票带在我的衣袋里，就这样两个人理直气壮的走在街上，穿过电车道，穿过扰嚷着的那条破街。”寒夜里，两人行走在商市街道，她便用文字记下了这温存。
在萧军的鼓励下，她提笔以俏吟为笔名，写出了第一个短篇《王阿嫂之死》，之后又陆续创作了不少小说，包括记录她第一个孩子的《弃儿》，并与萧军一起自费出版了他们合著的一本小说集《跋涉》。很快，这本书就遭到了当局的查禁，他们不得不逃到青岛。在青岛，她想起了鲁迅这个如日中天的文豪，她再次拿起了手中的笔。
1934年11月30日，对她与萧军而言，无疑是一个盛大的喜庆之日，他们终于等到了与鲁迅相见的那一刻。根据约定的时间，二人准时来到了内山书店。出人意料的是，鲁迅已在那里等候他们了，这使两人简直有点不知所措。在此之前，鲁迅起先也是很怠慢她的，那时的她不过是普通的一个女人，看不出什么才华，但性格特别好。
在与鲁迅通信后不久，她就对鲁迅发出了抗议书，不许鲁迅在信里称呼她为女士。这种近于孩子撒娇的抗议改变了两人之间拘谨的关系。鲁迅曾在回信里开玩笑：“悄女士在提出抗议，但叫我怎么写呢？悄婶子，悄姊姊，悄妹妹，悄侄女——都并不好，所以我想，还是夫人太太，或是女士先生罢。”
06
1935年，在鲁迅的帮助下，在24岁的青嫩年龄，她完成了震动文坛的长篇小说《生死场》，爆红了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赢得了像茅盾、郑振铎、巴金这样的重量级人物的称赞。鲁迅以他少有的热情在她的序言里说：“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与新鲜。”
鲁迅之于她，亦师亦友，亦兄亦父。在鲁迅面前，她表现得像个小女儿，这大概也是她一生当中，极少有的可以扮演女儿的角色。她会穿着自己以为好看的衣服，站在鲁迅面前讨要夸奖，鲁迅却说“不怎么好看”，然后一五一十地告诉她不好看的理由。她与萧军二人后来在文坛成名，生活逐渐步入正轨，多得先生鼎力引荐与照拂。
不幸的是，时间一长，两人性格差异导致摩擦渐多。在乱世红尘中，萧军是主张“爱便爱，不爱便丢开”的爱情哲学，颇能东鳞西爪地留情。两人同居五年多，他在感情上的旁逸斜出，每次都戳得她流血、战栗。在上海期间，他们经常为此争吵，萧军脾气暴烈，有时竟将她打得鼻青脸肿。
1936年7月，两人决定暂时分开一年。她去了日本，孤寂无聊，几番生病，又抽上香烟。写给萧军的信仍充满思念，常牵挂他的健康、起居。隔着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狂风鄹雨般的爱情与烽火漫天的古国都蒙上了一层怀想的轻雾。而漂泊了那么久，她在鲁迅的提携下日益自由，终于可以停下来感叹一句：“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上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是在笼子里过的。”
这在笼子里短暂的安定，她时又爱又怕的。写信的一个月前，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这让她震惊和悲恸，再次失去了仅有的慰藉与依靠，孤寂的灵魂只得再次起程。
萧红与鲁迅妻子许广平及孩子海婴
07
不久，她启程从日本回上海，她是被请回去结束一段无结果的恋爱。在她前往日本修养创作期间，萧军与她初到日本时同住的好友许粤华之间恋情疯长。因为“道义上”的原因，他们没有结合的可能，所以需要她回来帮忙终结。但感情创痕已深，矛盾依旧。她写下《沙粒》，照例有说不出的落寞绝望，却又似乎已经被类似重创打击得有些麻木：“我的胸中积满了沙石”，“烦恼相同原野上的青草，生遍我的全身了。”
1937年秋武汉，她与萧军在朋友蒋锡金介绍下，认识了因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颇受文坛瞩目的端木蕻良。他们四人像兄弟姐妹般亲密，端木起初没有住处，还曾跟萧红夫妇同床挤了一晚。曾就读清华历史系的端木，斯文秀气，跟萧军的粗犷豪放迥异其趣。他不像萧军那样经常贬抑萧红，对她还不乏仰慕。她对端木渐生好感，曾在他桌上写下“恨不相逢未嫁时”，并几次念给他听。
构成她一生悲剧性的成分，大多来自她对爱情的追逐与抛弃。她把萧军当做生命中的最大依靠，她追求安稳的生活，而他有男儿报之志，终是没办法走到最后。1938年初，从武汉到临汾，又到西安，她发现自己怀孕了，仍坚决要与萧军分手。她负气般，故意当着众人的面儿，走到萧军面前，说：“三郎，我们永远分开吧。”
萧军硬生生地回答了一个字：“好。”
萧红与端木
08
1938年春，她与端木蕻良回武汉就同居了，并在5月下旬举办婚礼。这是她第二次怀着别人的孩子开始新的感情。她因为想安定选择了这段婚姻，却并未得到双方亲友团的祝福。随着日军逼近武汉，1938年八九月，她随端木先后抵达重庆。从宜昌出发时，她带着八个月身孕在码头绊倒，无力爬起，幸而被陌生人扶起。她过后对朋友感慨，自己总是一个人走路，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
11月初，她到女友在江津的家里待产，她情绪很坏，焦躁易怒，甚至对好友及其婆母发脾气，让老太太难以接受。她生下一个男婴，三天后死亡。回重庆时，她苦笑着对好友说：“我将孤寂忧悒以终生。”不曾想，此话在后来竟一语成谶。
1940年初，她与端木飞往香港。这里尚远离战火，海阔水清，鸟鸣花媚，她却难驱孤独、抑郁。彼时的香港报刊，被浓郁的故园之思笼罩。萧红的《呼兰河传》虽然酝酿、开端于武汉，却在香港一气呵成，1940年9月至12月在《星岛日报》连载。孤寂中愈加思念家乡，但呼兰对于于，除了战争与空间阻隔，更多一层有家不能回的难堪。要重返故园，她有游子与逆子的双重不易。她在暖洋洋的南方，想念寒风凛冽的北国，想得心尖发颤。
09
第二年夏秋之际，她因肺结核病情加重，住进了医院，边治疗边写《马伯乐》第二部。直到12月，日军进攻香港，炮火连天，全城沦陷。已卧床半年，不能走动的她比健康人更多一层恐慌。大难来临，她显然对丈夫、对任性、对时局都极不乐观，担心自己被弃之不管。
曾有一段时间，端木一度计划先行撤离，不在身边。求生欲望让她说服了骆宾基，他放弃去九龙抢救手稿，留下来照料她。骆宾基是她弟弟的朋友，跟她夫妇二人相识不算久。后来端木返回，他俩为萧红的安全与治疗费尽心力。然而，彼时的香港炮火震耳欲聋，人命细若琴弦。要躲要藏要求生，几经折腾她的病情再次加重，医院被日军抢占，她术后感染高烧不退。
躺在病床上的她，自知命不久矣，用无助的口气叹道：“如果这时候我给三郎发电报，不知道他是否还会像当初那样奋力把我从水中救起。”伯牙弦绝已无声。心高气傲，可终究是菟丝花。
10
她一直想要的自由是：我不能选择怎么生，怎么死；但我能决定，怎么爱，怎么活。而到最后，她用颤抖的手给骆宾基留下了这样的绝笔：“我将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31岁，她就这样带着她最后的爱恨与不甘，离开了人世。如她所愿：
这一次，她不再漂泊。
她叫萧红，原名张廼莹。
【无戒21天日更挑战营 第十二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