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了近代日本的传奇人物:福泽谕吉

影响了近代日本的传奇人物:福泽谕吉

       1835年1月10日，在日本九州中津藩贫寒士族福泽百助的家里，一个男婴呱呱落地。男婴的出生，对正处于“天保大饥馑”年间，又已有四个孩子的福泽百助，并未增添什么心理压力，反似得到了一种难得的愉悦。因为这天，钟爱汉学研究的福泽百助刚刚获得《上谕条例》（记录清朝乾隆帝时期的法令著作），故为新诞麟儿取名为“谕吉”，亦示不忘以儒家礼仪循循治家。

　　然而，百助取名之时大概并未想到，福泽谕吉并未如父亲所愿，一生致力于汉学，反而是大力提倡西学，并提倡“脱亚入欧”，为日本近代历史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惊叹号！

　　

　　抛弃“菊”与“刀”

　　

　　福泽谕吉所在的家庭，家风严谨，夫妻和谐，子女互爱，在民风势利的中津藩尽显高尚气质。不幸的是，福泽谕吉还不满两岁，一生未在仕途得志的福泽百助就抑郁而死。

　　父亲的不得志，与当时盛行的门阀制度有关。幕府时期的日本，将国民划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士（武士）属于统治阶级，却有上下等级之分。不同等级代表着身份贵贱，世代相袭百年不变。这种不公平的制度不但禁锢着成年人的公事与私交，在小孩之间的关系上也有涉及。比如日本没有科举制，贵族和武士的孩子自幼入私塾读书，出生在下级武士家庭里的孩子经常受到上级武士子弟的轻视，无论学问才艺如何出众，都改变不了“龙生龙，凤生凤”的社会评价。福泽谕吉对此体验颇深。福泽谕吉十四五岁才入村塾，却是勤奋上进，对《孟子》《论语》《诗经》《老子》《左转》《战国策》《史记》等博览熟记，对中国的历史和儒家文化有了一定的认识。然而生性反叛的他不敬鬼神，痛恨封建礼俗。福泽谕吉十二三岁的时候，故意去踩踏写着神灵名字的木牌，也对长兄嘴里世禄之臣的“愚忠”思想不置可否。

　　他有时目睹了民间武士的诸般丑行，也会暗生鄙夷，不屑为伍。身为日本武士，享有教育、做官、佩刀、骑马等种种特权，在四民等级中文化程度最高，表面看来忠孝节义、勇武廉耻，但在实际生活中却往往怒气一触即发，动辄刀剑相向，甚是缺乏涵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禄米为生的中下层武士经济地位下降，更有坑蒙拐骗、欺凌弱者的现象屡见不鲜。

　　福泽谕吉自少年时代，就持守“喜怒不形于色”的处世之道，擅长克制情绪，提倡钻研学问。十九岁那年，福泽谕吉先去长崎，后到大阪，专注于荷兰学术和西方科学，之后辗转到横滨学习英语。1860年，福泽谕吉作为船长随员，登上了日本第一个赴美使团的“咸临丸”号军舰，一路上汲取新知，大开眼界。回国后，福泽谕吉受聘为“外国方”翻译，接触到更多的西方书籍，加深了对欧美资本主义文明的认识。

　　1860—1867年，福泽谕吉获得三次前往英国、法国、荷兰、葡萄牙和俄国考察的机遇。他接触到议会政治和民主的概念，了解了国债、租税和股份公司，以及医院、银行、邮政和铁路的运作情况，还参观了贫民院、盲哑院和博物馆。他将周游列国的所见所闻写成了《西洋事情》《西洋导游》和《西洋衣食住》，高度肯定了西方高度发达的人权观念和社会生活。福泽谕吉认为：西方国家在当时是最文明的国家，而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属于半开化国家。在他看来，日本半开化的重要原因是学术、贸易、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弱势；更主要的因素是幕府士族为了维持其对政权的支配，在国内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人民的生活主要依靠传统的价值观念，完全按照古老的风俗和习惯，远远跟不上世界潮流的脚步。

　　福泽谕吉认为，若想改变日本国势日蹙的命运，除了接受西洋文明，别无他法。为了开启民智，福泽谕吉从美国购买了大批西方图书带回日本，掀起了一股“西学热”。同时，他与中村正直、森有礼等当时第一流的学者一起组织了“明六社”，定期公开演讲并发行《明六杂志》，希冀“以其卓识高论，唤醒愚氓，树立天下的典范”。

　　福泽谕吉首先对封建等级制进行了批判。他舍弃了武士的灵魂——双刀，提出了“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即天生的人一律平等，不是生来就有贵贱上下之别的”命题。这在日本社会引起了大哗。在传统观念里，军人的彪炳功勋，政治家的飞黄腾达，有钱人的囤积财富，乃是为人一生痴狂追求的目标。对比欧美重视自由平等的普世观，日本强调的是各层各级各司的组织有序，即使在家庭里，也必须严格遵守以性别、辈分及长嗣继承为基础的等级制度。福泽谕吉却凛然于人前道：“我极为讨厌幕府的世袭门阀制度与锁国主义，因此不想为幕府效劳！”

　　他疾呼：“诸侯的生命和脚夫苦力的生命是同样贵重的，豪商之于万金和糖果小贩之于分文，其当作自己的所有物而守护的心理是一样的。”他以“社会契约论”立足，鼓励国民“应该谋求一身之独立，建立一家之家计，才能成为万物之灵。”

　　

　　庆应义塾：提倡实学教育和独立心

　　

　　福泽谕吉通过几次出国考察，深刻认识到：教育对于国家的发展是根本性的基础事业，日本发展经济的前提是提高整体的国民素养，因此集中人力财力扶持教育，普及义务教育是政府刻不容缓的责任。可是在19世纪70年代，倒幕运动结束不久，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新政府刚刚成立，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旧幕府时代留下的屈辱的不平等条约，虎视眈眈欲图谋日本的欧美列强，传统手工业面临毁灭的困境，社会生产力的落后……实在无暇他顾。

　　当时日本的教育机构，大多是传统的寺子屋私塾教育和仅供武士等子女受教育的封建官学。为了实践自己的理论，1868年，福泽谕吉在新线座建起了一座学塾，起名“庆应义塾”(“庆应”是年号，“义塾”含有英国PublicSchool公学的意思，意即为了国家的公共利益而设立)。后又将学塾搬到东京的三田。经过近30年的苦心经营，庆应义塾成为日本近代第一所私立的综合大学。

　　福泽谕吉的办校宗旨是“谋求东洋革新，输入西洋文化教育”。因此，他鼓励学生们摆脱儒学、汉学、和歌等“社会上华而不实的文学”，去学习有助于日本实现近代化的实学。所谓“实学”，主要是供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所需要的学问，如英文、法律、地理、物理、经济、商学等实用科学方面。在福泽谕吉看来，封建儒学声称以言利为耻，如孟子的言论“王何必言利，唯有仁义而已矣”，正是制约国家进步的最大弊端。而比较东方的儒学主义和西方文明主义的结果，“可以发现东洋缺少的东西，于有形方面是数理学，于无形方面是独立心。不管是政治家治理国事，还是企业家从事工商买卖，甚至国民爱过，家庭亲情浓郁，莫不出于此二者。”

　　数理学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然“独立心”的内涵在当时并无多少人领悟。福泽谕吉解释道：“所谓独立，就是要自己支配自身，不生依赖他人之心。”通过教育培养个人扩展见闻、辨明事理、处置事情、独立生活的能力，以保障身体的安全，自由的追求和私有财产的拥有。继而培养学生的独立精神，因为“人民若没有独立的精神，那些文明的形式也就终于会成为无用的衣物了。”这种“独立自尊”的观点其实脱胎于欧洲近代的自由主义学说。以卢梭、伏尔泰为首的法国启蒙思想家，提倡“人生而自由平等”，主张把人从被压迫的地位中拯救出来。

　　福泽谕吉也认为天赋人权一律平等，但是他同样承认现实社会的不平等。在他看来，改变后天贫富的关键在于有无学问。“唯有勤于学问、知识丰富的人才能够富贵，没有学问的人就成为贫贱”。基于这一点，他主张通过劝学，鼓励学生勤于学问，术业专攻，以实现经济领域的独立，同时注重道德修养和精神情操的熏陶，以期培养出有学问高素质，不受过去束缚，敞开胸怀认识自我和社会的新公民，进而实现“一身独立，才能一国独立”的最终目标。

　　福泽谕吉的“实学观”和《劝学》对于明治时期的政府决策方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早在1872年，日本政府颁布的《学制令》，一改德川时期强调儒家道德的倾向，代以强调实用的文理学科、自我修养和个体发展。截至1875年已经开办的数千所小学，学生们不仅学习基础的读写和算术，也学习西方历史、地理和科学。

　　与此同时，日本的社会风尚与习俗迅速西化。明治天皇带头穿洋服、吃西餐；皇后则穿上体现西洋风格的无袖露背装。天皇夫妇的行为极大地引导了日本民众。

　　

　　身教胜言传的家庭教育

　　

　　在狂飙突进的全盘西化浪潮中，关于女子是否应该受教育的问题也成为坊间热议的内容。在江户时代末期，已经有藩校设立了面向7—16岁士族女子的女校，教学内容多局限于传统家业技术与才艺技能的培养。到了明治初期，随着西方女子教育思想的传入，女子学校逐渐在日本建立并发展开来。这些中学，开设了一系列旨在把学生训练成模范妻子和母亲的课程，如个人健康、儿童保健、家庭护理、烹饪制衣和举止。而对于社会问题和科学的知识修养并不重视。

　　日本男尊女卑的风气延续千百年，女子地位低下，没有财产、继承权，处处低男人一等，主流舆论还是把女性看作男性附属品，认为妇女只要履行了自己在家庭内部的义务就是尽责。福泽谕吉对此十分愤怒，他在论著《女大学评论·新女性大学》中强调：“学问教育中女子与男子亦无差异。”他批判男尊女卑的封建伦理对女性的束缚和压迫，希望日本的女子也能拥有西方女性般的经济独立，不用仰仗丈夫。但是福泽谕吉不认为日本传统的女子教育已经过时了，他主张在日本原有的女子教育基础上，再汲取西方女子教育中的有益部分，如学习读书和教育孩子，而且指出了女子教育的前提是使女子具有责任感，能够让所收到的教育发挥作用。

　　在女子教育中，福泽谕吉特别重视女子的体育锻炼。他认为即使从养育后代、处理家务的角度出发，女子的体质和素质也是相当重要的。而对于那些反对女子体育锻炼的主张，福泽谕吉一针见血地指出不过是“男子把女子看作玩物的证据……以为这样可能损害女子温柔优美的风姿。”他的观点对于唤醒日本民众的觉醒，日本女性地位后来的上升，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在家庭教育方面，福泽谕吉崇尚“一夫一妻制”，极其鄙夷日本男人纳妾的行为。他与妻子的婚姻打破了门阀制度，共同抚育了九个孩子。福泽谕吉一家感情和睦，亲情浓郁，他认为德育的关键在于身教而不是言传——只有教育者本身是一个有德行的人，才能为孩子做出榜样，使得受教育者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一种良好的道德习惯。

　　

　　追求自由独立与应得权利

　　自1881年起，福泽谕吉的活动舞台便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以《时事新报》为宣传阵地，进行大量针对性极强的文化论述；二是致力于庆应义塾的经营，培养文化人才。他一度推辞明治政府的招聘，全力以赴从事著述翻译和教育事业。他一生的著述颇多。主要有1866年——1869年的《西洋事情》；1867年的《西洋导游》《西洋衣食住》；1868年的《穷理图解》；1869年《英国议事院谈》《洋兵明鉴》《世界史地》；1871年的《启蒙学习之文》；1872年的《童蒙教草》；1872——1876年的《劝学篇》；1873年的《簿记法》《会议辩》；1875年的《文明论概略》；1877年的《分权论》《民间经济录》；1878年的《通俗民权论》《通俗国权论》；1879年的《民情一新》《国会论》等。其中，《劝学篇》连续发行共计340万册，流传于日本全国。而当时日本的总人口才3500万左右。福泽谕吉称得上高洁傲岸的近代知识分子，一生致力于学术与政治的分化，反对为乌纱帽而折腰。

　　论及政治，福泽谕吉有着清醒的认识：“在亚洲各国，称国君为民之父母，称人民为臣子或赤子，称政府的工作为牧民之职，在中国有时称地方官为某州牧。这个牧字，若照饲养兽类的意思解释，便是把一州的人民当做牛马看待。”“有些人极力维持上下尊卑的名分，一意地倡导虚名，一以实施专制，毒害所及，遂成为人间社会所流行的欺诈权术。”在福泽谕吉看来，日本社会官尊民卑，官使权力的膨胀和集中，而要改变这种状况，则需要把把人民看作是国家的主人和契约的订立者，人民与政府的关系是建立在“政府代表人民执行法律，人民相应地遵守法律”的基础上。这种“社会契约论”使得他既不依赖于政府，也不迎合于群众，高标傲岸，追求个人的自由独立与应得权利。

　　值得一提的是，福泽谕吉一生拒不为官，他的思想却给日本社会带来了巨大冲击，当时日本流行这样的言论“文部省在竹桥，文部卿在三田”，意思是文部省这个管理全国教育事业的机关在东京的竹桥，实际上福泽谕吉才是真正的文部大臣。可见其威望之高，影响力之大。

　　

　　被曲解的思想

　　

　　福泽谕吉早年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后来却提倡脱亚入欧，他的思想体系博大精深，以至于后世之人对其多有误解，以为要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一切领域脱离“亚细亚”。

　　1901年，在东京成立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组织黑龙会，更是把福泽渝吉列为“先烈”、志士之一，实则是对这位崇尚自由、独立的教育家、思想家的恶意歪曲和利用。

　　其实，福泽谕吉对儒学并非一味排斥，而是持两分论。他将儒学分为“周公孔子之教”与“腐败之余毒”。福泽所竭力排斥的是毒而非教，对于“周公孔子之教”不仅绝无非难之词，反而称：作为道德人伦之标准应当敬重。

　　部分日本人，曲解了福泽渝吉的本意，曾将国家带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并陷世界和自己的国民于惨痛境地，其教训不可不察。反观现今之日本，并未真正丢弃从中国传入的儒佛道，这也算是对教训的汲取罢。

　　1901年2月3日，粉雪飞扬、早樱乍放的天气，福泽渝吉因脑溢血溘然而逝，这位从幕府末年的下级武士跃升为明治时期教育思想界伟大功臣的老人，身后备享哀荣：日本众议院破例对他发布悼词；他生前创办的庆应义塾大学，也将其忌日定为“雪池忌”，师生每年前往祭奠；日本政府将他的头像印在万元日钞之上；主流媒体称他是“日本的伏尔泰”；他留下的启蒙著作《文明论概略》《劝学篇》《脱亚论》也一印再印，影响到了朝鲜、中国等东亚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