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达》读书笔记（第二部）（第六章）

第六章    君主统治模型的社会成本

君主统治模型的政治周期

从演化论视角来看，君主统治模型成为长时间支配人类政治的统治形式，自有其逻辑。

从18—19世纪开始君主制逐渐退出人类历史舞台。如今，除了英国、西班牙、日本等立宪君主制政体，实质性的君主制政体仅在极少数国家存续。

君主统治模型引发的社会成本以及各方面的严重后果。

首要的问题，就是君主制很难避免治乱兴衰的政治周期。

从历史经验来看，君主统治模型的政治周期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兴起—盛世—衰落—崩溃。部分君主统治模型在衰落之后，还会经历中兴，然后是再次衰落和崩溃，因此，又可以分为六个阶段，即兴起—盛世—衰落—中兴—衰落—崩溃。

治乱兴衰周期与人口波动

中国从秦汉到晚清的人口变化主要呈现两个趋势：

第一，在20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口总量经历了大幅增长，从秦统一时3000多万人口增加到了晚清4亿多人口。

第二，中国人口规模在这2000多年时间里经历了巨大的周期性波动。

从秦到19世纪中叶，中国人口大幅降低应当不少于10次。

从秦至晚清，中国人口周期的几个低谷——两汉交替之际、魏晋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时期、宋金与宋蒙战争时期、元明更迭关头、明清交替之际——都是王朝更替、社会动荡、战争不断的时期。

正是君主统治模型的政治逻辑，导致了周期性的治乱兴衰。

治乱兴衰周期与暴力

跟20世纪相比，特别是跟民主普及的20世纪后半叶相比，君主统治模型支配的古代帝国时期所对应的是高暴力。

人类暴力程度降低的一个重要驱动力，就是人类政体从君主统治模型向更现代的民主政体的演化。

典型帝国的治乱兴衰

无论是多么强大的帝国，只要是君主统治模型，就很难避免这种治乱兴衰的政治周期。

在罗马帝国的中后期，两个政治议题支配着君主制下的帝国政治：一是罗马帝国能否有一位胜任的君主；二是不同政治势力对于君主权力的争夺。

中晚期的罗马帝国早已不再是人类古典政治的典范，而已经成为充分暴露人性不堪与残忍的政治舞台。

拜占庭帝国称得上人类政治演化史上最具政治生命力的帝国。该帝国一直从公元395年东西罗马分治延续到1453年，尽管其统治疆域的规模有日趋缩减的趋势，但仍然展现了惊人的政治生存能力。就国祚绵延时长而言，欧亚大陆的其他帝国无出其右。

即便如此，拜占庭帝国仍然无法逃脱其他帝国常有的政治命运：

一是王朝更迭与兴衰周期，拜占庭帝国总共经历了12个王朝，平均每个王朝延续时间约为88年；

二是帝国统治呈现出治乱兴衰的政治周期，其中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君主的素质、王朝更新带来的政治活力、内外环境带来的不同挑战等；

三是帝国时常处于跟其他帝国或政治体的战争状态，其主要对手包括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与奥斯曼帝国等，而这些对手的强大与否也影响或决定着帝国的命运。

作为拜占庭帝国的终结者，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从1299年延续至20世纪20年代初，但奥斯曼帝国作为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型帝国同样无法摆脱治乱兴衰的命运。

这大概就是君主统治模型的宿命。

治乱兴衰周期与君主制运作定律

正是君权至高无上、君权不受法律约束、家族继承制与君主普通肉身特性等基本特征，决定了君主制条件下治乱兴衰的政治周期。

君主统治模型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君主制实际运作的三个定律。

第一个定律是君主权力竞赛定律。

凡是君主统治模型，就难以避免时断时续的以阴谋和暴力方式进行的权力竞赛。

第二个定律是君主统治效能衰减定律。

第三个定律是君主制国家互相作战定律。

君主统治模型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君主统治模型难以真正走出周期性的政治危机。

民众福祉与社会风尚

君主统治模型与民众福祉

在君主统治模型下，国家主要包括三类行为者：上面是统治者及其家族，中间是统治精英，亦即辅助统治者的文武官员，下面是一般的被统治者，即普通民众。在三者关系中，统治者既要通过统治精英来实现对民众的政治控制，又要通过统治精英来从民众那里汲取资源，特别是获得稳定的兵源与税收。但统治者并不会天然地关注民众的福祉，他主要关注的无非是自己的三个目标：政治生存、统治成就与个人享受。

即便一个充分考虑民众福祉与民生疾苦的统治者，除了其高远抱负和理性计算，更主要的乃是基于其自我克制与统治自觉。

按统治者的边界条件来说，只要不激起普通民众足以威胁现有统治秩序的抗争，统治者便不必花许多心思来认真考虑民众福祉。

在君主统治模型下，统治者即便不受到制度规则的约束，但他仍然面对着许多实际的约束条件。

统治者需要面对的首要约束条件，是至少要得到被统治者的消极服从。

进一步说，统治者其实还希望被统治者至少有最低限度的合作。

如何有效降低被统治者的反叛概率，应该成为一个理性君主需要关注的重大问题。

一个理性统治者应该把确保民众的基本福祉作为符合统治者及其家族的长期利益的事情。

一种较为合理的君主统治应该能够为普通民众提供起码的安全、法律和秩序。

在君主统治模型之下，如果统治者较为理性，他对民众利益与福祉的考虑，要以他能持续地汲取资源并避免可能的政治抗争或反叛作为边界条件。

君主统治模型与社会风尚

儒家政治学说的主要内容不过是人际关系政治化的道德伦理表述。无论是统治精英还是普通民众，他们较为良善的道德风尚都更有利于一个社会维护既有秩序，也有利于维护君主统治。

在君主统治模型下，一个社会往往很难成为在道德伦理和社会风尚上真正值得称道的社会。

唯有受约束、有节制的权力行使者，跟拥有自由意志、负责任的公民个体的组合，在一个规则意识明确、法律可预期性高的环境中，才能塑造出良善的伦理秩序与社会风尚。

在自由政体下，人民才有可能养成自由而勇敢的性格。君主专制通常会让人民变得怯懦而心怀恐惧，这种怯懦与恐惧从根本上说来自对专制制度下权力运作与规则执行不确定性的深刻担忧。

专制君主其实不关心道德本身，因为他自身就很难成为道德的典范。

权力结构与社会风尚

君主制下的官场本身就是一个筛选机制，最终会把那些从价值理念到行为规范更符合君主制真实运转逻辑的统治精英们挑选出来，而把那些不符合这套逻辑的统治精英们淘汰出局。

统治精英如何对待下级和普通臣民同样是他们行为方式、伦理准则与道德风尚的一部分。

一个普通官员如何对待上级、如何对待下级与臣民，都是由君主统治模型塑造的。

面对权力的随意性与环境的不确定性，较为明智或经验老到的普通民众可能会选择尽力取悦手握政治权力的基层官员，甚至努力发展跟这些官员的私人关系，以便在不确定的环境中获得某些确定性。

面对权力的巨大随意性，人们通过送礼这种方式提前支付了贿金，以便预期能在权力自由裁量的巨大空间中获得合理的回报。

君主统治模式不仅会塑造一个国家短期的政治行为，而且还会塑造许多长期的社会行为规范、价值准则与道德风尚。

马尔萨斯陷阱

经济增长并非常态而是特例

无论是就长时段的人类演化史来说，还是就个别国家的经济增长过程而言，较快的经济发展或人均收入增加从来就不是常态，而是特例。

无论是全球的还是国别的经济史的常态是，人类在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中都无法突破马尔萨斯陷阱。

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增殖跟生活资料增殖之间是不平衡。人口是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率增加。这样一来，人口增长就会大大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进而引发人类生活资料不足的危机。

在马尔萨斯看来，人类社会是无力打破这种基本格局的。实际上，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人类确实一直无法打破马尔萨斯陷阱。

政治权力的性质与工业革命的发生

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自农业革命以来最重要的经济事件，也是推动人类突破马尔萨斯陷阱的决定性事件。

就世界范围来看，原发性工业革命并非通则，乃是特例。在英国发生工业革命的同一时期，欧亚大陆上较具影响力的帝国或国家，比如欧洲大陆的法国、普鲁士、奥匈帝国，横跨欧亚的沙皇俄国、奥斯曼帝国，以及远在东方的莫卧儿帝国、大清帝国等，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

美国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思1981年出版的《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一书，研究强调了制度因素在经济增长和发展中的重要性。

诺思的理论解释是，近代英国立宪政体与政治改革的引入，为私人产权提供了更有效的保护，从而为工业革命创造了可能。稳定而可靠的产权保护，为私人从事生产经营和创新活动提供了更好的激励结构，从而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反过来，由于缺乏稳定而可靠的产权保护制度，工业革命并未率先在法国与西班牙发生。

英国恰恰是打破了长期支配欧亚大陆的君主统治模型，改变了君权至高无上且不受法律约束的状况，才使得工业革命的发生成为可能，并最终突破了马尔萨斯陷阱。

社会剩余流向的两种模式

笔者认为，社会剩余的流向是决定经济增长与否的关键因素，而它往往会受到不同统治模型的左右。

社会剩余，是指在一个社会的劳动生产成果中，除了满足社会成员的基本需要之外，还能“剩余”的那部分劳动生产成果。

只要君主权力至高无上且不受法律约束，他实际上就拥有整个社会最终的剩余索取权。如果统治者能任意处置其臣民的财产——无论其贵族、大臣的，还是地主、工商业者和普通农户的，社会剩余大概率上就会从经济的或生产性的部门，持续地流向统治的或非生产性的部门。

一个社会要想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有赖于社会剩余持续地转换为新增投资。

持续经济增长的政治与制度条件，不外乎是有效的产权保护和良好的激励结构。

社会剩余流向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两种不同模式

一个社会只有鼓励人们——特别是精英阶层——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生产、创造和互为有利的活动中时，才有可能实现持久的增长与繁荣。

政治权力“抽水机效应”与经济增长

在君主统治模型下，统治者的政治权力犹如一部“抽水机”，不断地将生产性部门的社会剩余与经济资源经由这部“抽水机”输送到非生产性部门。

只要政治权力的“抽水机效应”随时发挥作用，那么一个社会就很难出现社会剩余持续转化为新增投资的情形，因而也很难实现持续的增长与繁荣，也就无法摆脱马尔萨斯陷阱。

只有以民主与法治的办法来取代基于独断权力的坐寇统治，才能为经济绩效与生产秩序提供一个长期稳定的制度基础。否则，一个社会就更难走出马尔萨斯陷阱。

君主统治模型与社会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