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的年味

“大人望种田，小孩子盼过年。”小时候的我，对这句话深得体会。只有到了过年，才有新衣新鞋穿，才能肆无忌惮地吃肉、嚼糖果。那时候交通闭塞，生活物资匮乏，尤其像我老家这样偏远的山区，经济更是落后。一年到头都吃不上几顿像样的饭菜，平日里也难得揣上几颗称心如意的糖果，一毛钱两颗的水果糖，也不是想买就能买的。

对于农民来讲，有地种才是最大的欢喜，生活才有希望，只有播下了种子，长出了庄稼，日子才有盼头。旧社会，地主恶霸强占土地，无地可种的农民，受尽苦难，挨尽饥饿，对失去土地，断了活路的恐惧，早已刻进骨子里，一代一代传承下来。

那时候大人也害怕过年。不知不觉就到了年尾，辛苦操劳了一整年，几亩薄田，翻了又翻，也没能攒下几个铜板。面对过年所需的一应开销，不少人家一筹莫展，愁肠百结。家境稍宽裕点的还能从容应付，普通的人家可就有点捉襟见肘、也只能勉强支撑了。

每到过年，我父母都愁容满面，急得团团转，想尽法子置办年货，体体面面的把年过。他们也想让一家人借着新年辞旧迎新，沾上喜气，就要把攒了一年为数不多的积蓄，尽量匀出一些给孩子们缝身新衣服。哪怕是朴素的土布，也要扯上几尺，送到裁缝铺，给一家老小缝上一套。

有一年腊月底，母亲带上我兄妹几个去赶集，说是给我们缝新衣。我们手牵着手，兴高采烈地跟着母亲来到街上。街上已挤满了人，背背篓的，挑担子的，挤挤攘攘，吆喝声、讨价还价声、闲聊声搅在一起，好⼀幅人声鼎沸的场景。那时的街上远不及如今这般，商铺林立，各种吃的、用的、穿的、玩的琳琅满目。八九十年代的乡街，短而窄，低矮的青砖瓦房店铺排在街的两旁，门口是大小不一的青石板彻成的高低不平的街沿，路面坑坑洼洼，遇到下雨，泥浆飞溅，走一路下来，脚上的鞋子面目全非；晴天则泥土干燥，拖拉机轰隆隆驶过，尘土飞扬，像扔了颗烟雾弹。

摊面上多是卖篾制品、农具、鲜猪肉、时令蔬菜，间或几处摆着瓜子、花生、糖果，苹果、香蕉这些稀罕物，见都不曾见过。街中一位老先生，支起一张八仙桌，正凝神执笔写着春联，周遭围了一圈人，有人细赏字迹，啧啧赞叹：“老先生的字写得真好，刚劲有力。”有人挑拣着对联，敲定一句：“这副好 ，我就要这副。”最惹眼的，便是那几个卖布匹的摊位，这些布贩也只有到了年关，生意才显得兴隆，平日里鲜少有人光顾，好些布面都粘满一层尘土。他们热情招呼着前来看布的乡亲，嘴里的吉言如法炮制，毫不吝啬：“扯布做身新衣裳，一年四季都安康”“扯布给娃儿做新衫，聪明伶俐考状元”……

母亲领着我们来到布摊前，看着眼前花花绿绿的布料：的确凉、的确卡和一些棉布、花布。我站在高过我下巴的布摊前，伸手摸了摸跟前的布料，软软的，滑滑的，我心里荡着说不出的欢喜。母亲和布贩的几番讨价还价，最终扯下几尺布，我看她从衣兜里掏出一个花布荷包，拿出几张钱递给对方。我不晓得，母亲是哪来的钱，只知道她肯定藏了很久。母亲又领着我们到裁缝铺，裁缝师傅给我们一个一个量尺寸，转过来，转过去，胸围、腰围、裤长都没放过，量好了尺过，到了下一个赶集日，便可前来取新衣。揣着穿新衣的期待，我们几个心里藏着兴奋，刚刚还感觉走累的脚杆一下子轻了许多，连馋眼的糖果瞬间失去了吸引力。

那个年代，人们常穿的都是那种四个荷包的中山装，青布料子，跟电视里知识青年的样式一样，穿在身上笔挺又精神，这回做的新衣就是这种样式。那时候，我们那的老百姓，缝衣服基本都缝给老大，老大穿着短了就留老二，依次轮下去，后面没人接了便送亲友接着穿，每一件衣服都穿到补丁布着补丁。很多时候我接得是我表哥的。

这次难得每人都缝了一身新衣，自然欣喜万分，母亲想带我们去吃包面，我们竟然都不去，要知道，那时上街最馋的就是一碗包面，最后只买了一包油粑粑便兴冲冲地回家了。过年能穿上新衣服去拜年，那得是多开心的事。每每回想起那些模糊又清晰的往事，念起儿时的年味，免不了感慨一番，转眼已过去二十多年了。

如今的街道，不同往日，繁华似锦，生机勃勃。街面上什么物品都有卖，国内国外的，应有尽有。可现在的孩子们对街面上形形色色的物品，早就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了， 他们不馋街上的一碗面，不稀罕任何一种零食，更不会多瞧一眼挂得花枝招展的服装。但他们依然盼过年，不只是孩子盼过年，大家都盼。孩子盼着过年，才能见到外出打工的父母；老人盼着过年，外出的游子才能回来团圆；妇女也盼着过年，才能与在外漂泊的夫君相守，亲朋好友也只盼在过年期间团聚一堂。

年还是那样的年，只是所期盼的东西变了，可藏在日子里的烟火气没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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