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只爱三样事物：诗歌、石刻和美人
一生只爱三样事物：诗歌、石刻和美人
我的书房生活
石不语
我最喜欢、也最离不开的私人空间，想来想去也就两个：一个是书房，一个是卧室。如果二者必居其一，我宁愿只要书房而不要卧室。这是因为，书房可以兼具大部分卧室的功能，而卧室却无法取代书房。
要是没有书房，生活将多么单调无趣，多么没有色彩和光线啊。而一旦有了书房，尤其是有一间宽敞、明亮、略显零乱的书房，我的人生就有了巨大的归宿感。人们说，好的书房像天堂。天堂太完美了，我的书房还没有好到那种程度，也不想好到那程度。我的书房不大也不小，刚刚合适，最合适的才是最霸道的。
我的书房就是一间我个人的，当然也包括家人喜欢的微型藏经阁。它有点儿博尔赫斯所描绘的那座巴别图书馆的意思，虽然微小，但由于贮藏了数不情的文字或图像之故，因而具有了某种无限的可能性：“假如哲学家的语言不足以解释，那么包罗万象的图书馆里应该找得出所需的一种闻所未闻的语言以及那种语言的词汇和语法”。为什么我不直接说成是微型图书馆，而要说成是微型藏经阁呢？这是因为，藏经阁的说法更能表达我的喜欢。而且，相比较而言，藏经阁的功能也要比通常所说的图书馆更神秘和多样化一些——我的书房，或者说我的小小藏经阁，除了大量的各种书籍之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古代石刻砖雕艺术藏品及当代绘画艺术。凑巧的是，其中就有一件烧制于元代的“藏经楼”砖雕。
一生只爱三样事物：诗歌、石刻和美人
我一直近乎偏执地以为，没有金石之气的书房，一定是很弱的。而一个书生，一个诗人或艺术家，在他的书房中看不见、摸不着、闻不到金石之气，说句武断的话，很难想象他的作品会发出什么金石之声啊。当然了，这种金石之气，倒不一定非要由商周鼎彝或汉魏碑刻来聚积，也可以有别的方式，想象的方式，梦见的方式。
《中国石刻艺术编年史》
我一生只爱三样事物：诗歌、石刻和美人。所以，在我的书房中，这三样事物的身影必不可少。美人的事，不用多说了，说说诗歌与石头吧。在我看来，诗歌与石头之间，存在着诸多隐秘的关联。德国诗人保罗·策兰（Paul Celan）在《明亮的石头》中写道：“这明亮的/石头穿过天空，这发光的/白色，这灯——/ 使者。”石头，会成为一个神性的使者吗？很多时候，一个诗人就像是一个在时明时暗的书房或石窟中凿刻佛陀的孤独工匠，他们的内心，却一同指向永恒。
石头是沉默的，诗歌也当如此。因此，我把自己的书房或小小的藏经阁命名为“石不语”（和《论语》中的“子不语”多少有点儿关系）。去年还请诗人萧乾父兄为我治了一方雅印。萧兄刀法古朴，得汉魏风骨，甚是喜欢。
我在小小的藏经阁中，曾写过一首名叫《石中养狮》的诗。这狮子是怎么喂养的？里尔克说过：它们饲养它不用谷粒，只永远用它存在的可能。对，我就是用无限的可能性来喂养的。在诗的结尾，我这样写道:
倒也无妨，狮子养在哪儿
都不会丢掉代代相传的光荣
一只狮子总要梦见另一只狮子
当英雄们惺惺相惜
只岩片石也是别裁天地
一生只爱三样事物：诗歌、石刻和美人
扫叶与拂尘
回想起来，我在书房中所从事的“纯粹的劳动”（瓦雷里语），做得最多的却不是写作诗歌，而是校书：校对自己的著述，或校雠古代的典籍。后者是我的本行专业，从《全宋文》校对到《儒藏》和《巴蜀全书》，差不多校了大半辈子。对于校书之难，我个人的体会太深了，绝对是个费力不讨好的苦力活儿。没有耐心或恒心的人，是干不了这个活儿的。
明代大儒陈眉公（继儒）曾经说过：“余得古书，校过付钞，钞后复校，校过付刻，刻后复校，校过付印。印后复校，然鲁鱼帝虎，百有二三。”这样反反复复的劳作，类似于西西弗斯的苦役，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尽量少出差错。但是，校书永远是一个令人后悔的工作——不是梅花落满南山，而是错误落向书页。尤其是卷帙浩繁的著述，要做到百分之百的没有脱讹衍倒，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古人谈及校书时常常会打出两个著名的比喻：扫叶与拂尘。这种说法，成了人们校书时的口头禅，其用意大致有二：一则言校书的困难，二则言校书的遗憾。我在校对自己的三卷本《中国石刻艺术编年史》时，光三校稿前前后后就花了一年多时间。对那些打扫不尽的叶子或灰尘，有时真的没有办法，只好徒唤奈何啊。
一生只爱三样事物：诗歌、石刻和美人
校书如拂尘的说法，大约形成于宋代。北宋沈存中（括）在《梦溪笔谈》中谈及书籍校勘时，曾引述宋敏求语：“宋宣献（敏求）博学，喜藏异书，皆手自校雠，尝谓校书如扫尘，一面扫一面生。故一书三四校，犹有脱谬。”至南宋时，朱观如（弁）又于《曲洧旧闻》中记载：“宋次道（敏求）龙图云：校书如扫尘，随扫随有，其家藏书皆校三五遍者，世之蓄书，以宋为善本。”两则记载很明确，第一个说出这个比喻的是河北赵州的史地学者宋敏求。后来，明人何柘湖（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也说：“古人云‘校书如拂几上尘’，言旋拂旋有也。”用拂去桌几上的尘埃来比喻校对书籍，实在是个微妙的寓意甚深的说法。我们生活于尘世，行走于尘埃，如同我们常常生活于不可避免的错误之中一样。
“落叶”之喻的出现则要晚得多，大概不会早于明代。福建莆田人林见素（俊）《见素集》中载有写给友人胡文静（士宁）的一封书信，信中说：“校书如扫落叶。”这是我目前所见最早的一例。此一比喻估计在明代已很有名气，明末清初之际，以至于有人将自己的商业刻书坊的名字直接打上“扫叶”印记：扫叶山房。这个山房是明清之际江苏常熟席氏（启寓）所建立，初创于明朝万历年间，先于苏州阊门内开店。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玄烨南巡，席氏献新雕《百家唐诗》，深得康熙喜爱，奖赐有加。后于光绪六年（1880年）设分店于上海城内彩衣街，又于租界棋盘街设立分店（扫叶山房北号）。
清代的人们始将扫叶与拂尘并举，如杨彦合（绍和）《楹书隅录续编》就说:“古人云校书如扫落叶，如拂几尘，此言诚然。”似乎清人更愿意接受扫叶之喻，曾国藩次子曾纪泽于《出使英法俄国日记》中就说:“申初到署，与清臣一谈。看小说，写零字。饭后，至筱村处谈极久。至凯生室一谈。阅前次所接《申报》。看先太傅日记类钞，错字甚多，信乎校书如扫落叶，净尽实难也。”或许，扫叶的隐喻，要比拂尘更诗意或禅意一些吧，不然，就不会出现充满禅味的“扫叶僧”了。晚睛民国时期的贵州省毕节诗人、曾任四川大学教授的路覃叔（朝霖），就写过《八月廿三日偕徐性臣重游慈仁寺》一诗 ：“七年不到双松下，胜地经过感慨重。扫叶僧开明月径，浇花人打夕阳钟。苔封古殿栖驯鸽，雨湿空廊损画龙。犹剩太平丞相碣，白头作记叹疏慵。”
拂尘也好，扫叶也罢，都是我们借以表达试图减少错误、重现明镜本来面目的一种努力而已，是否真能实现，则是一回事情。我在自己的这片书房中，每天都在拂尘，每天都在扫叶，却永远也没有个完。
一生只爱三样事物：诗歌、石刻和美人
南山围炉
我的“石不语”中，摆着一副清代的砖刻：一方正面中间模印阳文楷书“南山围炉”四字，边饰连续花纹，极尽典雅；另一方正面阴刻两行行书：“大清康熙甲辰年南山/围炉雅墅界墙记”。康熙甲辰即康熙三年（1664年），距今已整整三百五十多年了。这两方砖的用途很清楚，是界墙砖，也就是一种带有地界划分与确认性质的私权建筑用砖。这座“雅墅”的主人，想必是当时的江南名门，且富有优雅的文化素养：他要在悠然的“南山”，修造一座温暖又诗意的建筑，并跳动着纳博科夫所钟爱的“微暗之火”。
在我小小的藏经阁中，摆放着“南山围炉”，真的太好了，相当应我的心境。它几乎表达了我个人在书房中所寄予的全部理想、温暖、诗意和寂寞。
中国人对于方位的认识，自从五行观念产生之后，便拥有了某种特殊的内蕴力量：它们衍射至汉语的幽深处，转折变化无穷，织成一道道空间与时间交叉的奇妙风景。比如：在传统语境中，北山和南山，东山和西山，或者东窗与西窗，并不只是代表着不同的方位，沉淀其中的各自意趣，实在耐人寻味。作为一个地理概念的南山或北山，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之上，常常是不确定的。南山也是如此，但真正发生本质变化，甚至被完全诗化，则是在东晋诗人陶渊明那儿完成的。陶渊明在《饮酒》中写道：“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诗人笔下的南山，就在诗人所居的南面，俯仰之间，即使微醉之后，亦可“悠然”相见。从此以降，南山便具有了隐士的色调，便成了中国士人心中一道挥不去的诗意山影。
《中国石刻艺术编年史》
我们还应该记得：南山住着一只豹子。《列女传》卷二《贤明传》中载有一故事：南山生活着一种黑色的豹子（玄豹），可以七天七夜隐藏于雨雾，不吃任何东西，目的在于韬光养成神秘的花纹，以躲避天敌的侵害。这只深明进退的南山玄豹，后来成了中国隐士的楷模。李白在《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中说：“我垂北溟翼，且学南山豹。”杜甫也在《戏寄崔评事表侄苏五表弟韦大少府诸侄》诗中写道：“隐豹深愁雨，潜龙故起云。”宋人梅尧臣于《文豹篇赠黄介夫》诗亦有：“壮哉南山豹，不畏白额虎。”因此，在我的书房，我的藏经阁，我的石不语，永远住着一位诗人和一只玄豹。这儿，既是诗性之地，也是神性和高蹈之地。
够贪婪了，南山已很迷人，还要“围炉”。这种令人怀想的场景，早在梁简文帝（萧纲）的《和徐录事见内人作卧具诗》中就可以找到雏形，一首帝王的诗歌，竟然那样琐碎又温情，实在令人讶异。到了唐代，到了诗人白居易那儿，在《问刘十九》中，则出现了经典的围炉场景：“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垆。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唐代才女薛涛在《四时回文诗》之冬中也说：“天冻雨寒朝闭户，雪飞风冷夜关城。鲜红炭火围炉暖，浅碧茶瓯注茗清。”同样是雪夜围炉而坐，男人和女人所思所想是不一样的：白居易想和朋友相对饮酒，薛美人则希望独自闭户品茗，至少表面上看来是这样的。
一生只爱三样事物：诗歌、石刻和美人
明人刘元卿在《贤弈编》中记载着一个围炉而坐的有趣故事：于啴子与友连床围炉而坐，其友据案阅书，而裳曳于火甚炽。于啴子从容起，向友前拱立作礼而致词曰：“适有一事，欲以奉告。念君天性躁急，恐激君怒。欲不以告，则与人非忠。敢请，惟君宽假能忘其怒而后敢言。”友人曰：“君有何陈，当谨奉教。”于啴子复谦让如初，至再至三，乃始逡巡言曰：“时火燃君裳也。”友起视之，则毁甚矣。友作色曰：“奈何不急以告，而迂缓如是！”于啴子曰：“人谓君性急，今果然耶？”这个于啴子，也真是迂腐得有板有眼，谁要是交上这样的朋友，也算是交上大运了。
围炉而谈，在唐以后，便成了中国知识分子梦想的一种幸福场景。在清代，还出现了两本以“围炉”命名的风雅之著：一本是吴乔所写的《围炉诗话》，作者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的自序中说：“辛酉冬，萍梗都门，与东海诸英俊围炉取暖，啖爆栗，烹苦茶，笑言飙举，无复畛畦。其有及于吟咏之道者，小史录之，时日既积，遂得六卷，命之曰《围炉诗话》。”另一本是王永彬的《围炉夜话》，序言中也说: “寒夜围炉，田家妇子之乐也。顾篝灯坐对，或默默然无一言，或嘻嘻然言非所宜言，皆无所谓乐，不将虚此良夜乎？”
在石不语中，我常常会伸出手指去抚触一下“南山围炉”几个字。
触及的好象不是一块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老砖，触及的是一片虚空，甚至是虚妄。
内心的南山和火焰，真的就会在我的书房我小小的藏经阁我的石不语中吗？
如果不在，又会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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