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学习第197天《七臣七主 第五十二》第3部分
《管子》学习第197天《七臣七主 第五十二》第3部分
夫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夫矩不正，不可以求方。绳不信，不可以求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势者，人主之所独守也。故人主失守则危，臣吏失守则乱。罪决于吏则治，权断于主则威，民信其法则亲。是故明王审法慎权，下上有分。
夫凡私之所起，必生于主。夫上好本，则端正之士在前。上好利，则毁誉之士在侧。上多喜善赏不随其功，则士不为用。数出重法而不克其罪，则奸不为止。明王知其然，故见必然之政，立必胜之罚，故民知所必就，而知所必去，推则往，召则来，如坠重于高，如渎水于地。故法不烦而吏不劳，民无犯禁。故有百姓无怨于上矣。
法臣法断名决，无诽誉。故君法则主位安，臣法则货赂止，而民无奸。呜呼美哉！名断言泽。
饰臣克亲贵以为名，恬爵禄以为高。好名则无实，为高则不御。故《记》曰：“无实则无势，失辔则马焉制？”
侵臣事小察以折法令，好佼反而行私请。故私道行则法度侵，刑法繁则奸不禁，主严诛则失民心。
谄臣多则造钟鼓，众饰妇女，以惛上故。上惛则隟不计而司声直禄，是以谄臣贵而法臣贱，此之谓微孤。
愚臣深罪厚罚以为行，重赋敛，多兑道，以为上，使身见憎而主受其谤。故《记》称之曰：“愚忠谗贼。”此之谓也。
奸臣痛言人情以惊主，开罪党以为雠。除雠则罪不辜，罪不辜则与雠居。故善言可恶以自信，而主失亲。
乱臣自为辞功禄，明为下请厚赏，居为非母，动为善栋。以非买名，以是伤上而众人不知，之谓微攻。
字词注释
[1]克：读为“核”，审核。“不克其罪”，即不查明其罪行。
[2]有：通“友”。“故有”即故友，故旧。矣：原作“上亦”，据何如璋说改。
[1]法断名决：依照法律和罪名裁决断案。名，刑名，刑律所定的罪名。
[2]名断言泽：指按照刑名断罪，讼狱也清楚。言，狱讼。泽，读为“释”。清楚。
[3]折：损坏。
[4]佼：狡诈。反：背理。
[5]失：原作“先”，据赵本改。
[6]谄臣：原作“乱臣”，据陈奂说改。
[7]隟：隙。直禄：即空领俸禄。直，但，空。
[8]微：隐行，匿。
[9]兑：聚敛。
[10]信：通“伸”。伸张，显示。
[11]非母：诽议朝政。
[12]栋：极。
[13]微：隐匿，暗地里。
译文参考
所谓法，就是用来提倡功德威慑暴行的。所谓律，就是用来确定职分制止争斗的。所谓令，就是用来命令人民管理事务的。法律政令是治理人民的规矩准绳。假如矩不正，不能求方。绳子不伸直，不能求直。法律政令是君臣共同建立的，权势是君主所独有的。所以君主失去权势则国家有危险，官吏失去坚守的法令则国家混乱。罪罚由官吏决断则国家能得到治理，权势由君主掌握则君主有威严，百姓信任制定的法令则相互亲近。所以贤明的君主明于法而慎于权，上下各有职分。
大凡私弊的兴起，必然由君主开始。君主若好道德之政，则品行端正的人就会来到君主面前。君主若好私利，毁谤吹捧的人就会在君主左右。君主多所宠爱而好赏赐，却不根据功劳的大小，则贤能之士不肯为其效力。君主多次颁布严酷的刑罚却不能查明罪行，则奸邪的人不能制止。贤明的君王知晓这些道理，所以颁布坚决实施的政令，建立必然要制服罪行的刑罚，所以百姓知道必须要做的，必须要避免的，挥之即去，招之即来，就像从高处扔重物，在地上开沟引水。所以法令不繁琐而官吏也不辛劳，百姓也不违犯禁令。所以故旧百姓对君主就没有怨恨了。
守法度的大臣严格依照法律和罪名断案，没有毁谤或吹捧的行为。所以君主守法则君位安稳，臣子守法就贿赂止息而人民也没有奸邪的行为。这样做太好了！依照刑名断案，审判清晰了然。
虚伪的大臣靠克制亲贵来猎取虚名，漠视爵禄以显示清高。大臣好名就没有实才，清高则君主不能驾驭。所以《记》说：“臣下好名无实则君主没有权势，若失去辔头，那怎么控制马呢？”
枉法行事的大臣暗中进行窥伺以损坏法令，喜好狡诈背理而徇私情。所以私道大行而法度受到侵害，刑法繁多而奸邪不能禁止，君主因此严加诛责则尽失民心。
谄媚的大臣多造钟鼓，多饰美女来迷惑君主的心志。君主被蒙蔽，虽在危亡之际却不知道，而谏官也空拿俸禄不进谏，所以谄臣为君主贵重而法臣被冷落，这就叫暗中孤立君主。
愚蠢昏庸的大臣严刑峻法而自以为能干，横征暴敛而自以为为君主效忠，致使自己被人憎恶而君主也受到毁谤。所以《记》说：“愚忠等于谗贼。”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奸邪谗佞的大臣，以极切之辞陈述人情来惊动君主，开列罪党与之为仇。除掉仇敌就要加罪于无辜之人，既杀无辜则与之居处者皆是其仇敌之类。所以好说他人之恶来强化自身，从而使君主丧失亲近的大臣。
乱国之臣自己虚伪地辞去功禄，却公然为他的下属请求丰厚赏赐，私下里是诽议朝政的头领，表面上却佯装为极善之人。以诽议朝政猎取名声，以此来损害君主威信而众人不能察觉，就是暗地里攻击君主。
核心内容解读
在《管子》这里，“法”是个广泛的概念，既指法的思想、理论，亦指法令、律条等。“夫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吏民规矩绳墨也。”法，是用来推动建功、威慑暴行的；律，是用来确定本分、制止纷争的。
在春秋之前的尧舜至商周时期，人们将法视为上天的旨意。到了春秋时期，管子认识到法的客观性，认识到法的产生是由于社会有了“定分止争”的需要，是社会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管子将法看作一种社会规范，功能就是定尊卑名分、辨是非曲直，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此处的管子，先论法，后论律、令，后又“法律政令”合一而论，最终落脚于“吏民规矩绳墨”的注释。法律政令，是“吏”与“民”一体遵守的准则。
文中有：“凡私之所起，必生于主。夫上好本，则端正之士在前；上好利，则毁誉之士在侧。”作者认为，君主的个人品行能力好恶决定了他身边有什么样的臣子。前文《法法》说：“世无公国之君，则无直进之士；无论能之主，则无成功之臣。”朝堂之上的臣子品行能力如何，不取决于臣子本人，而取决于君主。
这里指出了营私舞弊之风的兴起，往往是从君主自身开始的。君主注重品德修养，施行德政，那么品性端庄正直的人便会聚集到君主身边。君主喜好谋取私利，那么喜好诽谤和吹捧的人便会聚集在君主左右。君主喜好赏赐，但却不是依据功劳的大小，而是依据自己的私爱情感，那么那些品性端庄正直的贤能之士，就不会为其所用。君主颁布的刑法繁多、严苛，但却不能够明察，惩罚的力度与罪行不符，这样刑法制止邪恶的作用就不能够得到发挥。“明王知其然，故见必然之政，立必胜之罚。”那些圣明的君主深知这其中的道理，因此，政令一旦发布就必须施行，刑法一旦颁布就必须执行，必须发挥其制服罪犯的作用。如此一来，“民知所必就，而知所必去，推则往，召则来，如坠重于高，如渎水于地。故法不烦而吏不劳，民无犯禁。故有百姓无怨于上”。即民众明白哪些事情是必须做的，哪些事情是坚决不能做的，这样就非常容易治理了。刑法不烦琐，官吏们不辛劳，民众自觉遵纪守法的大好局面也就形成了。民众也就不会产生对君主的怨恨了。在这里，作者通过对比分析，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君主做到破私立公、赏罚公平公正的重要性。
本篇的最后一部分，列出来七臣。其中，作者推崇备至的是“法臣”，臣子严守法度、君主遵循法度，则“主位安，民无奸。”“法断名决”表明“法”“名”是政治场合的两大重要道具，这里的“名”可以看作“法”的代名词，即“名”指用规范的、确定的语言表达的“法”。
其余六种类型的臣子，则各有其严重问题，如“饰臣”好名则无实，为高则不御；“侵臣”事小察以折法令。侵害法度侵，丧失民心；“谄臣”以美色声乐等蛊惑君主，法臣就倍受排挤；“愚臣”严刑峻法而自以为能干，使君主深受其累。“奸臣”总是想方设法除掉异己，不惜加害无辜者。“乱臣”则表面一套背后一套，为自己邀取名声而暗地里攻击君主。这样的列举分类方式未必能把臣子的各类情况都梳理清楚，但是，作者通过这种描述，让君主对于君臣的各类优劣表现有了更清晰的了解，起到告诫的作用。
《管子》学习的背景知识
先秦时期的“律”和“令”（节选）
“律”字的主要组成部分是“聿”，而“聿”字的原义又与“笔”字密不可分。甲骨文、金文中的“聿”字，像手握笔以刻画甲骨器物之状，“聿”字由此演化成具有行列、标准、规矩的意思。有些学者研究，先秦时期“律”字的含义有三种用法：一是指音律；二是指约束、纪律；三是指效法。
“律”字在先秦时期经常被用到音律上，据《国语·周语下》云：“律，所以立均出度也。”韦昭注：“均者，均钟也。”这里的“律”字，是指音律的含义。先秦时期的“律”字还具有纪律、约束的含义。《周易·师》“初六”爻辞有“师出以律”的记述，古时军队行军打仗，用钲、鼓等乐器统一军队的号令，“律”字也赋予了约束军队纪律的含义。
从战国中期以后，“律”字逐渐被应用到法律制度层面。据《管子·七臣七主》说：“夫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关于《管子·七臣七主》的成书年代，有些学者将其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伊尹·九主》相比较，认为《七臣七主》成书于战国后期。另据《尹文子·大道上》说：“法有四呈：一曰不变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齐俗之法，能鄙同异是也。三曰治众之法，庆赏刑罚是也。四曰平准之法，律度权衡是也。”
《释言》曰，“律，铨也”，郭注，“律所以铨量轻重”。根据上述几则史料对“律”字的叙述，我们认为“律”字最初在战国时期应用于法律层面，主要用来规范度量衡的标准，与“兴功惧暴”的
“法”字相比，“律”所适用的法律范围主要是在民事、经济和行政领域，后来也逐渐扩展到国家的各项国家制度层面，并具有“固定不变、规范、准绳等义”。所以，战国时期的秦国很少用“律”来表示刑事法律。
近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全国各地发现了许多秦律的篇目，从其所记述的内容来看，与先秦文献“律”字的含义“定分止争”、“律度权衡”、“铨量轻重”基本一致。1980年，在四川青川郝家坪发现了战国后期秦武王二年“更修为田律”木牍，其中记述：“田广一步，袤八，为畛，一百（陌）道；百亩为顷，一千（阡）道，道广三步。封高四尺，大称其高；寽（埒）高尺，下厚二尺。”
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发现的战国时期魏安釐王二十五年魏《户律》和魏《奔命律》，所涉及的法律内容是户籍管理和劳役征调等方面的法律规范。1975年，在云梦睡虎地出土了许多秦律的篇目，主要有：《田律》、《厩苑律》、《仓律》、《金布律》、《工律》、《徭律》、《置吏律》等篇目。分析这些篇目所记述的法律内容，大多属于农业、畜牧业、手工业、仓库管理、货币、市场、债务偿还、官吏任免等方面的法律条文。据此，有些学者指出：“从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等律篇中，完全或基本上不以刑罚为主的律篇，数量也是相当可观的。”从目前已发现的秦律篇目和内容来看，从商鞅变法至秦始皇统一全国，秦律各篇所涉及的内容大多为民事、经济、行政等方面的法律规范，也有少数律文是刑事法律的规范，这说明早期“律”字的含义并非用来专指刑罚。
关于“令”的含义，古代文献有许多解释。《尔雅·释诂》云：“令，告也。”《盐铁论·刑德》说：“令者，所以教民也。又诏圣令者，教也，所以导民。”许慎《说文》曰：“令，发号也”。成书于战国后期的著作《管子·七臣七主》说：“夫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管子》一书还说：“令者，人主之大宝也”；“凡君国之重器，莫重于令。”张守节《史记正义》说：“制诏三代无文，秦始有之。”西汉杜周担任廷尉期间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根据杜周的叙述，令应该是本朝君主颁布的有关国家制度层面的法令。
参考资料
《中国古代的法典、制度和礼法社会》，郑显文，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01月
《先秦诸子与中华民族精神》，康中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9月
《廉鉴人心：中国先秦时期的廉洁思想研究》，刘晓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03月
《管子（全二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李山 轩新丽 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