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归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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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I 末 渡
此时此际，我很想很想爆粗口，说些不是人说的话，可是，说不出来，平生素养良好的语言习惯已让我失去了说脏话的资格。
若问我此生最怕的是什么？坦白说，相比起天崩地裂或众叛亲离，我更怕过年。
这不，快过年了，亲人电话来了，朋友电话来了，均三句不离本春节要不要回家的问题，好像你不回家，他们的年就没法过了似的。
事实上，你若说回，他们至多关心一下你什么时间会到家就已不错了。至于你有什么不便之处或难言之隐？你往返的行程有没有困难？这个年要怎么过？或者要怎么样才能把这个年过好的许多问题，即便都还处于一种全无计划全无章法的混乱之中，也绝不会列入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好像只要你到家了，这个年能过成怎么样，就是你自己一个人的事了。
你若说不回，他们就会穷追猛打：“你又不是国家主席，什么工作这么繁忙，连过年都回不来？”“一年忙到头，不就等着过年回家歇歇聚聚么，干嘛不回？”“钱是赚不完的，亲人却见一次就少一次，你难道会把这样的遗憾留到下一代人身上去吗？”“你是不是眼睛长头顶上了，看不起家人，瞧不起老乡了？”......你还在犹豫不决要不要回家过年的念想会瞬间被击成炮灰，情绪糟透了。
我也一样，回家意味着我要放弃十多天的阅读和写字自由，我会被拉去打牌看戏、唱歌喝酒，会被亲情“关心”得火冒三丈，会被友情“体恤”得无地自容。最糟糕的，莫过于我是个山野村夫，没法跟人解释自己对读书和写字的喜好。那不是我在对牛弹琴，而是对方在对我报以明显不屑后的同情，我才是那头不识时务的笨牛，甚至是个怪物。所以，我厌透了春节。
春节，是华夏几千年的传统，人们说，这是团圆佳节，是一年来所有四处离散的家庭成员的最后集结。可是，我真想诅咒，真想实实在在地骂一句，这该死的过年，该死的春节。
关于我对过年的恐惧感，首先是来自一个叫“春运”的词汇。
春运，即春节运输，是中国在农历春节前后发生的一种大规模的高交通运输压力的现象，是全球罕见的一段人口流动的高峰期。据说，中国三十年来的春运人次从1亿增长到2015年的37亿，相当于让非洲、欧洲、美洲、大洋洲的总人口搬了一次家，可见，春运这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运动仅中国才有，比世界上任何动物的大迁徙都要来得壮观来得激烈。
在我比现在还年轻十多年之前，我就经历过数十年的春运。因为我始终抱有买得到就回买不到就不回的轻松心态，反倒没遇上过让我特别难堪的年份，但是，那些年，我在汽车站和火车站所看到买票的艰难和买不到票的绝望，至今历历在目，成了我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我始终想不明白，一个本该轻轻松松的假期，为什么要把所有的人都弄得如此神经兮兮？
就算是购票环境和出行条件达到了空前便捷的今年，我们仍不难触摸到春运的紧张气氛正在一天比一天呈上升趋势。没到家的人想方设法拼命地赶在除夕之前到家，到了家的人已开始到处联系，计划如何返程。一年难得一次的长休假就这样被春运活活地葬送在忙碌之中。
其次，我极其讨厌时下的过年氛围。
回到家，人是到齐了，每个人的心却还是在四处逃离。过年就是为了睡大觉的懒人躺床上不起来，过年为了抢红包的时尚达人捧着手机不肯放；过年为了压岁钱的孩子拿到钱后转头就跑得无影无踪；过年为了走亲戚攒人气的人总说着今年赚了多少多少的炫耀话；过年为了陪亲人说说话的人却身不由己地陪上了别人的亲人......
街上的酒店、饭店、餐馆、甚至在简陋的小面馆门口，都塞满了一辆比一辆豪气的私家车，仿佛，越是春节，就越不能在家做饭吃饭了；门口的马路上，呼啸而过的喇叭声比来往行人的招呼声还要密集刺耳；麻将馆里，比以往任何日子都要闹热，烟雾绕绕，机器的洗牌声比赢钱者的嬉笑声和输钱者的骂娘声都来得铿锵有力......
如果你早过了谈婚论嫁的年纪而还没有谈婚论嫁，这个年，你将会被亲朋好友的“关爱”所包围，你将沦陷于一个奇怪的车轮战里，无论是谁，都能说上你几个不该“独身”的理由，真诚地希望你能达成长辈们的心愿：“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却不去管你带来的是缺胳膊的还是断大腿的。
如果你已经结婚了，暂时还不想要孩子，或者有了个女儿不打算二胎了，那么，这个年你也别想过得安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中国传统，会压到你窒息。你除了战战兢兢地躲在房里不出门，睁大眼睛看着时间等着这个年赶紧过完，别无他法。
别以为你结婚了，也儿女双全了，也有钱有车有房子了，你就可以关起门来过好年了。别想多了，过年的脚步走得到中国大地上的任何一个角落。如今，你如果关起门来自己过年的话，问题则可大可小了。大到就像你在大饥荒年代里关起门来吃肉一样可耻，小到你为人高傲、自私自利、脱离了这个和谐社会的群体生活。你最好还是小数服从多数，顺从大势所趋，要餐餐吃着炊金馔玉山肴野蔌的饕餮盛宴，才能证明你还活在这个时代里。返璞归真、回归原始的“过年”仅仅还止步于传说过程中的起点上。
然后，我对某些专门拿来捆绑亲情和道德的传统充满了不屑和敌意。
许多有孝心的儿女一年到头在家里侍奉着老人，并不一定能得到老人的待见，相反，一些一年只回家一次的儿女，拧着包装华丽的大包小包来拜个年，说着几句言不由衷地漂亮话，就逗得老人心满意足，还被老人们念念不忘地夸成了最孝的儿女。这是明显的不把“眼前人”当人的最大毛病，二十四孝的孝顺一旦成了应该，偶尔性的孝顺就会成为“千古流传”，这是很不应该的传统。
许多为了生活而习惯生活在异国他乡却不想或不能在春节回家的儿女，他们紧赶慢赶地回家过个年，大部分原因是迫于所谓的传统美德，迫于习俗的亲情捆绑，不惜千里跋涉万里迁徙，只为一次回过了就好的过年。到了之后，却巴不得立即离开，永远都不要回来。这就是典型的牵强附会和道德捆绑。
许多人嚷嚷着“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的口号，好像全世界的人都有他们一样的坦然心境，其实却是口是心非，是有钱人的矫揉造作，是没钱人的无可奈何。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过年，你没钱还能叫过年吗？在春运里连张火车票都买不起或买不到的人，你还有脸回家过年？真是搞笑。
许多真心实意想回家陪陪老爹老妈说说话的儿女，却非要选择这个普天之下都在忙着怎么过年怎样拜年的假期，忙得连与父母说句话的时间都没有。说起来有点滑稽，但事实就是这样，即便你有时间陪着年迈的父母说几句，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因为几近三百个日夜没有与家人沟通闲谈的习惯早已养成，光靠过年这五六天的时间来倾诉、来倾听对方的心声，那种情绪几乎是不可能再有的。
所以，我很固执地认为，过年并不难，难的是过日。如果我有能力做到生计无虞，每天都能陪在想陪的人身边，每餐都吃着自己最喜欢吃的食物，这个年过不过又有什么要紧？反之，你在过年这几天里见到的人和吃到的食物难道就能满足你一整年的想念和食欲吗？
之所以觉得过日比过年重要，只因为年是日的沉积，也是日的开始和集结。昨日、今日、明日三个日子，不仅构成了月与年，也构成了你的一生。假设你能活个一百年，你是喜欢100次规定了时限的过年，还是喜欢36500次的日复一日？我喜欢后者，因为前者是建立在后者之上的，如果你每一天都过得不好，这个年，你是一定没法过好的。
即使你硬着头皮回了家，你也会把造成更糟糕的心情的责任归咎于那些叫你回家过年的人头上，而引起一大堆的不爽。
“凭什么春节就要按时放假，凭什么过年就要回家，凭什么只有除夕相聚在一起的才叫团圆？”我在愤愤然指责这个春节的同时，也在责问那些劝我回家而他们自己却没打算回家过年的朋友：“坚守在祖国边疆的战士们、坚守在事业工作岗位的英雄们，以及没有家的单身狗和流浪狗们，他们该去哪里过年？该去与谁团聚？”
苏轼说：“此心安处是吾乡”。
我想，只要是能够安放灵魂的地方，便都是自己的家。故乡若已放不下你的灵魂，那就不去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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