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的回忆：年味儿

现在有种说法，“农村的家就是老家”。

14岁前，我也是农村的。“老家”在渝北区龙溪镇松树桥村。现在的花卉园公交车站上去一点，还有个松树桥车站，车站上面有几栋南疆地质队的职工住房，那几栋住房的原址，就是我的“老家”。

“老家”虽然离市区很近，但1980年包产到户前，“老家”的所有人都只能用一个字来概括：穷。

我妈不止一次对我说过，她69年从怀我到生我，没吃过一口白米饭！我出生后，倦缩而异常瘦弱。来看我的人大都用可怜的眼光看看我，又用同情的眼光看看我妈，默默在心里叹口气，嘴巴里说一点宽慰祝福的话，表情却分明在表达着：这孩子，养不活。可我爸不这样想，他想方设法弄来几斤大米，一天一把米，泡水后用石磨磨成米浆，一点点一点点养活了我。

小时候虽然穷，但穷也有穷的开心，穷也有穷的乐趣，穷也有穷的幸福。

先说过年。

小时候最喜欢过年。

在我的记忆里，那时候的过年，是最开心最快乐的事儿。也是我们小孩子最最期盼的，觉得最最漫长的，觉得要等很久很久很久，才能过年。

我们盼哪盼哪盼哪，忽然有一天，看到村里的“李爹”背起了杀猪的工具，我们便会无比兴奋的奔走相告：要过年了，要过年了！

“李爹”是我们村里的“杀猪匠”。他背起工具开始杀年猪，便拉开了我们过年的序幕。

那时候不管有好穷，家家户户都会养头猪，过年时杀掉，腌制熏成腊肉，悬挂在屋梁上，从头年的腊月二十几一直到来年的端午节前后，一家老小饥肠辘辘的肚子，全都靠它来补充点油水。

杀年猪这一天，院子里的邻居都要来帮忙。小孩凑热闹窜上窜下这里看一下那里摸两把，女人烧火洗碗弄菜，男人卖力给“杀猪匠”打下手。猪儿打整完毕，用个大铁钩往架子上一挂，开膛破肚取出下水杂碎，各色人等齐上阵，洗的洗切的切，再放进一口大铁锅里煮。灶里的柴火烧得正旺，兴奋的火焰把灶前烧火的女人烤得满脸通红。过不了多久，满满一锅热气腾腾的翻着油花吐着肉香的“刨猪汤”就会让在场的每个人使劲咽口水。

除了“刨猪汤”，杀年猪的主人家还要用蒜苗炒一盘回锅肉，再炒几盘素菜，院子里的大人小孩热热闹闹围在一起，敞开肚皮吃个够。男人们喝了酒，脸红脖子粗使劲吆喝：两兄弟好呀，好得不得了，四季要发财呀，好运跟到来。六六六呀，七七叫……

“老家”的院子里住着七八家人，每年的“刨猪汤”，我们就会吃好几次。无论大人还是小孩，年前的“刨猪汤”，都是肚子积攒油水的唯一时间，即使过年时走亲访友，饭桌上的荤菜，客人也是要讲客气的，不能想吃就吃。特别是我们小孩子，只能夹自己面前的菜，要是不懂规矩，回家是要挨揍的。

参加完“刨猪汤”这出重头戏，小孩子们的盼头就不一样了。条件稍微好一点的，盼新衣新鞋，盼有糖吃，盼“放火炮”，盼得压岁钱。条件稍微差一点的，就盼着过年时吃点什么好吃的，捡几个别人放过了的“哑炮”玩玩儿，再不济，找一根枯枝丫，把藏在枕头底下的红红绿绿的糖纸拿出来绑在枝丫上，拿着它舞来舞去，世界依然会充满无忧与快乐。

因为爸爸在大队搞基建，我们家属于条件稍微好一点的。每年吃了“刨猪汤”后，妈妈还会为我们做点零食——沙炒胡豆和沙炒红苕干。

红苕干和胡豆是事先准备好了的。收了红苕，选圆溜个大的，洗净切条，红火大太阳下晒干，放进一个竹篮子里，和晒干了的胡豆一起，吊在高高的屋梁上（一为通风，二防我们偷吃）。

河沙用桐油炒“熟”后，放在一个锑罐里。炒过的河沙黑亮黑亮的，闻起来有一股糊香味。妈妈说，别看这罐沙，当年我们村里只有我家才有。因为沙好找，桐油不好找，即使有桐油，很多家庭也舍不得花钱买来炒沙给孩子做沙胡豆吃。

不管是炒胡豆还是炒红苕干，火大，是唯一的要点。这个时候，妈妈就会让我或者弟弟去屋后的柴火堆里，扒拉出平时不会烧的竹根头头来添加火势。竹根头头一放进灶里，熊熊的火焰便狂噬着漆黑的锅底。妈妈站在灶前，拿着锅铲上下左右反复翻炒，黑亮的沙粒带着胡豆，在铁锅里犹如浪涛，不断地翻滚翻滚。随着温度的不断增加，锅里的沙粒表面，开始冒起来一层白烟。一会儿，不断弥散的白烟下就会响起噼噼啪啪的爆裂声。声音由少而多，再由多而少，渐至无声时，一锅沙炒胡豆就大功告成了。混着沙粒铲出，在竹簊里凉一会儿，我和弟弟们便一边“哦，好烫好烫”，一边迫不及待地选出胡豆，顺着裂开的口子剥去皮，甚至来不及吹去钻进胡豆里的细沙就放进嘴里。

“妈妈，好好吃呀”。

那滋味，那牙齿间的脆响，到今天，我还记忆犹新。

现在，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各种各样吃的、穿的、用的、玩的应有尽有。为什么人人都在说过年越来越没有年味儿了呢？我想，也许是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日子好过了，每一天过得都跟过年一样了，心里自然而然就少了那种期盼，少了那种兴奋，少了那种心情，才会觉得年味变淡了。

少了那份简单的满足，就少了那份简单的快乐。

没关系，只要我们生活的热情还在，我们的每一天，都是在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