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罪者审判他人 | 读《红胡子诊疗谭》

应该有个副标题：对《红胡子诊疗谭》的评论

1、日本文学的阅读体验

对于日本文学的阅读，我恐怕一直没能得其法门。

还是一如我之前的观点，每种文学，应有每种文学的读法、对应每种文学的阅读期待。如科幻可能要期待其中的奇思妙想，可能要弱化对人物塑造、性别意识的要求；现代诗歌可能要期待其中新的瞬间、美感，而对着他们去要求普通的逻辑和实际的说理，就未免显得愚蠢；侦探小说则是必须要求逻辑通顺合理，如果介入了过多超现实因素则显得作者写作能力孱弱……当然，落到底，大概无非是文学为人学，所以多少都涉及到日常的、作为底色存在的人情世故。

我并非说日本文学是某种专门的文学门类。显然这样说毫无道理：日本是国别而非文学类别。或许也总会有是译文的缘故，日本文学所带来的深重的物哀和压抑感，却如同鬼魅，一直如影随形。从紫式部到东野圭吾，从川端康成到石黑一雄，竟然无一不让我想着逃离：那种人性压抑的折叠世界。山本周五郎，显然是继承着这种鬼魅和压抑，也是位擅长描写人间不美好的观察者。

另一点日本文学给予我的障碍，是大段的空白。这一点我总觉得和日本的（商业）电影非常相似。从文本《雪国》《伊豆的舞女》《恶意》到电影《罗生门》《忠犬八公》《小偷家族》，都给我这样的感觉：某样东西，似乎刚要开始讲述，观看者也做好了继续观赏的准备时，它却已经是文本/影片所要呈现的全部了。留下的巨大的未名之处，总让我有些茫然。山本的作品也有这种障碍。特别是作品中关于保本登的情感线转变，只是在开头和结尾突然出现、突然消失，这恐怕不同于冰山原则，让我觉得不是点到为止，而是山本力有不逮。

2、用憎恨的方式批评山本周五郎

阅读的时候，我是读者，我批评，我不知罪。

山本绝对是有力有不逮的地方的。山本的视角极其受限：彻头彻尾的男性视角。当然，我首先承认，用现在的女性主义批评，所谓“憎恨派”的批评，去拳打脚踢两百年前的作家，或许并不完全合适。但这并不代表读者不应该有这种意识。

很明显，在《红胡子》里，女性只是一种他者：她们要么承担着引诱、背叛、疯病、淫乱的邪恶角色，要么就是温顺、柔软、善解人意、肌肤可亲的“天使”——女性的存在价值，以与之相关的男性为评价标准、定义方式：她是否顺从我？她是否帮我排忧解难？她是否伤害了男性？她是否是勾引者？他对女性认识的贫乏，正是他无法细致去写作保本登情感变化的原因。保本登并不懂得女性，他只懂得占有和失去。

正如我的短评写到那样，充斥在字里行间的厌女字样，让我每读大概十分钟，就不得不停一下以排遣愤怒。最让我感到不满的大概是越级起诉的故事，红胡子的判断，也就是山本的判断，是认为罪魁祸首应该是背叛了丈夫、养懒了情人、又把女儿推向火坑的妻子。我不得不脱离批评者的身份去问，山本到底遭遇了怎样的生活境况，会让他认为一切的罪恶都起源于女性的淫欲？关于对女性淫欲是罪魁祸首的明示、暗示，除了这里，还有疯小姐由美的“特殊体质”、侍奉两个丈夫又对前夫念念不忘以至让前夫失去生存意志的小仲、猪之病状来源于的“女性骚扰”、导致小文一家人自杀的“色鬼”小绢……

是巧合吗？真的只是为了表现贫穷和境遇会使人性变得丑陋、恶毒、不可救药吗？为什么承担这些丑角的都是女性呢？我不可能不发出这些疑问。

3、不知罪者审判他人

批评之后，我来道歉。

菲茨杰拉说，当我们想要批评人的时候，一定要知道别人不一定有和我们一样的条件。被时代所困的山本亦是如此。山本的让人愤怒之处，正能流露出日本社会的思想状态。换句话说，这些作品的历史价值未免不大于文学价值。

而剥去时代的外衣，去看作品本身的意义时，我们才更接近山本想要传达的故事：

“不知罪者审判他人，知罪者绝不会审判他人。”

如果一定要我去提炼一个中心，大概就是保本登的这句话吧。

其实这也是被无数的前赴后继的作家和文学作品一直在讲述的议题。福楼拜的爱玛、托尔斯泰的安娜、哈代的苔丝……谁还不是个罪人呢？山本在故事里描绘的小人物群像，也是从各种平民的角度，增补着这一论题的完整性。

而正如恨永远比爱要简单，去理解、悲悯一个人的遭遇，远比审判、批评别人要困难得多。批判是安全而有利于自己的：骂漫展女孩姿势不雅有失检点，就同时等于夸自己“恪守妇道”；骂追星粉丝脑残弱智，就同时等于夸自己“理性智慧”；骂山本男权走狗看不起女性，就同时等于夸自己“女权卫士”。但真正地去体会、了解别人的境遇，诊断人心所缺、给予合适的治疗和理解，或许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事情。这也正是红胡子的所作所为，正是红胡子的难得之处。

抓住了红胡子这种悲悯精神，就抓住了这本小说的最重要之处。

我从不期待人人都变成红胡子，因为这件事太难、对人的要求太高、得到的回报太少，是反人性的，是圣人所为。但我们都可以成为保本登，我们要做的只是：

“不知罪者审判他人，知罪者，绝不会审判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