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子的世界末日,就是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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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末日那年,母亲在镇子里的银行工作。
八岁的我背着书包被挤出校门口,站在小卖部旁边,等一年级的刘白。
刘白小我一岁,他母亲和我母亲是同事,我们两个人经常一起放学到母亲的单位,周末也一起写作业。
我问过他,如果世界末日真的来了,他打算怎么办。
他说,如果不疼的话,死了就死了吧。
我用帽子抱住脑袋,说:
“其实也挺公平的,大家都一起死了。”
那个时候,我觉得一起死是世界上最公平的事。虽然有些人活的长,有些人活的短,但终于可以不为任何人操办后事了,也不用在每一个亲人的葬礼上哭丧。
如果能够同时死亡,那就不会为谁的死而难过了吧。
但事实是,我们每个人都迎来了2013年的元旦,传说中可怕而让人心惶惶的世界末日,终究没有到来。
“还挺遗憾的呢。”我叹着气说。
从那时候开始,年幼的我骨子里就透着悲凉的东西,和开朗活泼的刘白形成剧烈而明显的对比。不过因为年纪小,所以内心深处的不对劲还并未被人察觉到,就连我自己,都尚未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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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白常常跟在我后头,管我叫“佳琪姐姐”。
从多少年之前,我就开始叫赵佳琪这个名字。
记得刚见刘白的时候,我的母亲对他说着我的名字,并说了句:
“白白少佳琪一岁,管佳琪叫姐姐就行。”
我管他叫刘白,也只叫他刘白。
周末的中午,我和刘白负责去旁边的小商场买菜,厨房阿姨通常会写给我们一张小纸条,上面有着“两根胡萝卜”的字样。
每次去之前,我都会跟母亲要十块钱去买零食,有时候咬咬牙,拿这几次攒下的零花钱买一个九块九的芭比娃娃。
我也用这些钱买过橡皮泥,买过两块钱的红烧牛肉面,买过卡纸和剪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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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堂经理的办公室是我和刘白的据地,我们会用那台连不上网的大屁股电脑玩三维弹球,还有蜘蛛纸牌和扫雷。
我们烧开了水泡了碗红烧牛肉面,而我只喜欢喝汤,刘白负责吃面。
每次都是我先吃,他只会让我剩一点给他。
那时候我的三维弹球玩的很厉害,刘白在旁边抓着我衣领要和我抢这唯一的一台电脑。所以有些时候,我反而希望他自己一个人出去玩,留下我自己在这里玩电脑。
但等到他不在的时候,我又会嫌自己太无聊,就过一条宽马路去对面的一家超市找他,跟他说我买了橡皮泥等他一起玩,但最后他还是会选择在那家超市里,和他的同学一起,玩4399的一款名叫“森林冰火人”的双人小游戏。
刘白不在的时候,我做的事情就是看书和等他回来。
银行门口有一家报亭,里面有许多的鬼故事杂志和童话书,我每天都会借几本,看完之后再完好无损的归还给报亭里的一对老夫妻。
那几年,我无意中看到过露骨的成人杂志,看了好多本灵异的鬼故事,也读完了格林兄弟和安徒生的纯美童话。但却能没把自己好好读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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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晚上下了班,会有拿着枪支的人来拖走一箱一箱的钞票,而我和刘白也自然可以去办公区域里玩箱子。
那是记忆里最开心的事。
银色的保险箱像极了旅行箱,我坐在上面,把它当做小车,而刘白在后头推着我滑行,我对着大堂经理做鬼脸,嘲笑他个子很矮。
很多人习惯把我和刘白当做是青梅竹马,但其实我们彼此都心知肚明,我在幼稚的年纪里,有偷偷暗恋的小男孩,他也单纯的如同一张白纸。
可重要的人,往往穿过多少个年月都还是重要的人,不管是什么身份,都是重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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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努力回想过,关于刘白的其他记忆。但他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有一段记忆莫名留了白,怎么去回想都想不起来。
只能记得一些零散如斯的片段,记得曾经和他打过架,整整两天都谁也不理谁,记得总给他喝我喝剩下的奶,记得他总喊我“佳琪姐姐”。
我记不起他的模样和声音,但总觉得,如果在人群里偶遇到,是能够一眼认出的。
在我十岁那年,他搬了家,转了学,去了城里,走的时候没打一声招呼。
我只从母亲嘴里知道他不会再来找我玩的这个消息,也没有任何悲伤,更没有找过他,甚至开始不在意任何人的消失,也什么都没追问。
后来我也有想过,可能是他母亲升了职,可能是他不好意思说出那句“再见”,所以他才一声不响的搬走,连个联系方式都没留下。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似乎薄如蝉翼,只要有几年的留白,就能让两个无比亲密的人变成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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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上初中那年,他回老家找过我。
他个子变得很高,像当年上映的《超能陆战队》里的大白,站在我旁边显得有点尴尬。
他手里的iPad是我一直想要的牌子,衣着也漂亮起来。
那天的我们都僵硬且尴尬,完全没有小时候相处起来融洽,也似乎感到了一种隔膜。
那之后他再也没来找过我,我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随着时间的流逝,就连名字都是艰难记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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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前几天,我要到了他的联系方式。
到现在我还是不敢说,我把他找了回来。
因为我不知道,我找到的那个他,还是不是他。
或许我们的世界末日已经来临了,就在他不告而别的那天。
我一直没问过他,是不是对于稚嫩的孩子来说,告别就是最大的世界末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