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常识的时候到了——《回荡的钟摆》读后

最近刚读完《回荡的钟摆》这本书，正好看到新闻，财政部表示正在研究大规模减税降费措施，感到会心一笑。

如果把市场和政府看到天平的两端，许小年先生毫无疑问是在市场的一端，他毫不迟疑的批评政府干预。”千点论“的说法让他”声名远播“，可是我们也往往因此被喧嚣的舆论遮蔽了眼睛，不能够好好审视一下，这位”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究竟在说些什么，或许，我们可以借《回荡的钟摆》一本略窥一二。

《回荡的钟摆》是许小年先生演讲、专栏等文章的合辑，虽然其形散乱，但其神凝聚，归之于一言，我以为就是回归市场，回归常识。“读起书想见其为人”，许小年先生的这本书，让我这么多年对许先生的模糊印象变得清晰。

有勇气的“持异见者”

许小年先生在书里用了很大篇幅去分析政府今年来的经济干预行为危害在何处。很大程度上是与政府当时政策相左的，与主流观点和看法唱“反调”，有时是需要勇气的。仅举两例如下：

有一个时期，“中国模式”的说法颇为流行，“大政府 强干预”的经济发展方式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映衬下魅力愈显。许小年先生则正本清源的分析了“中国模式”，如果说“中国模式”确实存在的话，那也绝不是一开始就是“大政府”的，至少有一个时期（改革开放之初到90年代晚期），中国经济是沿着“亚当斯密”的路在走，每个人因着自己的经济利益，自发的从市场中寻找机会，社会活力竞相迸发。正如许先生所说，中国的大政府是从上世纪90年代晚期开始，凯恩斯主义正如“强心剂”，一旦服用，当时便是精神抖擞，活力四射，成效立现。此后，中国便在政府强干预、基建高投资的大路上一路狂奔。时至今日，几乎市场上所有主题都在高呼“减税降费正当其时”。

再比如，在《应对漫长的冬天》（2014年的文章）一文中，许小年反思了刺激性政策的不足。“人类生来是机会主义者，而上帝永远是公平的”，我们通过种种手段也只不过是拖延本该到来的冬天，而且，很可能，冬天来的时会被冻得更惨。对“4万亿”等等经济政策，他提出这些政策不创造价值，因而终于不可持续。这种观点放到现在，就有了现实意义。观察当前的经济形势，从政府到市场，大家越来越意识到“大水漫灌”式的强刺激政策不可取（事实上，是强刺激政策不起作用的情势下，不得不承认），“供给侧改革”越来越成为共识，“减税降费”成为新一轮经济改革的关键词。

有情怀的“知识分子”

许小年先生可谓是个不折不扣的“知识分子”。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多中国经济的关心。正如书尾那个问答。“如果某种程度上要牺牲个人一些自由，去做体制内的改革者，您是否愿意？”，许小年脱口而出“我愿意”。这口气真像极了一个待嫁的姑娘，只是他所钟情的“新郎”，是中国经济。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先贤的一句话几乎为中国历代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画了像，中国的只是分子，绝少有纯为学术者，能居庙堂之高，为生民立命，绝不愿意处江湖之远，自得其乐。从这个意义上讲，许小年先生是个有情怀的“传统”知识分子。

《回荡的钟摆》第二辑主要内容就是在讨论“改革”这个话题。文章分为两类，一类是从较大时间维度上对历史上的改革进行分析。比如《成功的改革和失败的改革》，作者从自由市场的角度出发，认为只有商鞅变法和邓公的改革取得了成功，究其原因，他认为这两场改革均属于突破型改革，也就是在保持社会总体稳定的前提下，引入新的激励机制，大大提高社会生产效率，进而大大提高社会总产出。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将土地的生产经营权和收益权赋予农民，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政治上，商鞅变法实行“军功爵制度”，就是那个年代的“人才优先”战略，只要能够为国家立功，就是人才，就能得到奖赏，“虎狼之师”就是这样来的啊。与商鞅变法这类突破型的改革相比，还有一类被作者称为“修补型”的改革，这类改革特点都是短期有效，但长期则由于改革无法解决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矛盾而归于失败。

另一类文章则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对当代中国话题的关切。比如《金融改革的路径》，为中国的金融改革建言，认为重塑围观机制比宏观上的调整更为重要，提出了两条建议，一是建议减少管制，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政府决策者往往难以第一时间获得市场信息，监管滞后甚而南辕北辙，孤儿金融改革要讲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结合起来。二是建议实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大大提高央行的独立性。再比如《医疗行业中的市场与政府》，他提出正确区分基本医疗服务和整个医疗行业的区别，前者靠政府，但绝不能得出由政府包办整个医疗行业的结论，笔者个人水平所限，无法完全说清这些理论的对错与是非，也许永远说不清，但至少，从这些政策建议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问题的关切和独立见解，值得敬佩。

有方法的“经济学者”

如果只是讨论经济问题，那么许小年先生和你我区别不大，甚至和没有经过经济学专业训练的一般知识分子也差别不大，使其可称为“学者”者，在其有自己（信奉）的价值观和方法论。许小年先生的经济思想无疑是自由主义的，他的方法论也偏向于“市场万能”或者是“市场超能”的。这些无需赘述，有意思的是许小年提出了一个研究社会转型的现代制度评价体系的框架，立足于效率和稳定性两个标准，许小年先生在演戏尽管套盒刘青松等学者的方法论基础上，将现代制度体系按功能分为三个子系统：以平等的个人权利与自由为核心的观念子系统，宪政、民主与法治的政治子系统，自由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子系统，比以此框架演绎分析了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来的社会转型，并以案例的方式分析了以封建制为起点（如德意志、日本）和从皇权--专制的传统政治体制（俄罗斯、中国）出发的赶超性国家的现代化转型之路，许小年先生并没有提供结论，或许，也难以提供结论，但是，我们从中可以窥见，许小年先生的构建自己经济观点的宏大抱负，至少，由此，我们可以把许小年先生称之为一个有方法的“经济学者”吧。

在许小年先生的这本书的刺激下，我梳理了一下个人对于最近一段时间关于“大基建”还是“大减税”争论的思考，可算一个收获吧：“大基建”还是“大减税”，其实关乎政策路径的选择。从需求侧讲，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消费短期需要持久为功，短期难以见效；出口，则由于中美贸易摩擦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事实上难以作为政策选择；至于投资，主要有三块，一是房地产，“坚决遏制房价上涨的提法”以及几乎全社会存在的“地产泡沫”共识，房地产很大可能不在作为提振经济的手段（不排除棚改等结构性政策），二是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脱实向虚”是大部分重要经济体都面临的问题，在当前新旧动能的换挡期，调结构带来的实体经济困难不能期望短期内改善，第三就是基建，有2008年搞个4万亿实现经济v形增长的经验在，现在搞搞基建似乎正当其时？

另一边，从供给侧讲，经济增长的三大因素，劳动、资本、以技术为代表的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显然是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也就是要推动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效率。而按照供给学派的说法，只要减税就会自动带来企业成本下降、效率提高等诸多考虑，所以减税似乎势在必行？

“大基建”还是“大减税”无非是从供给和需求两侧提出了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对策，各有千秋，各有优劣。干预派看重短期效果，搞基建自然必须，效果也是简单明确，但对市场的“挤出效应”不得不给予考虑，自由派看重企业家精神，强调以减税换换取市场主体活力，但其效果如何，短期内恐怕难有定论。但是在供给和需求之间有一个很有效的衔接点，“技术改造”。同过技改贴息或补贴，可以直接从需求侧拉动投资，同时，技改也可以有效推进新技术应用，提高生产效率，提高供给质量。

无论干预派还是自由派，总归承认，“市场是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因素”，而市场最根本的是有良好营商环境。所以，可以看到，现在政府正在做的，“无论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出台推进放管服的政策，“大减税”的舆论和行动都在提速，需求管理政策定调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各类政策同时发力。在既需要实现稳增长调结构促销费保就业等多种政策目标下，事实上也不可能更偏向于哪一侧，最理想的状态是求得平衡？可是，这可能吗？“大基建”还是“大减税”，其实关乎政策路径的选择。从需求侧讲，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消费短期需要持久为功，短期难以见效；出口，则由于中美贸易摩擦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事实上难以作为政策选择；至于投资，主要有三块，一是房地产，“坚决遏制房价上涨的提法”以及几乎全社会存在的“地产泡沫”共识，房地产很大可能不在作为提振经济的手段（不排除棚改等结构性政策），二是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脱实向虚”是大部分重要经济体都面临的问题，在当前新旧动能的换挡期，调结构带来的实体经济困难不能期望短期内改善，第三就是基建，有2008年搞个4万亿实现经济v形增长的经验在，现在搞搞基建似乎正当其时？

另一边，从供给侧讲，经济增长的三大因素，劳动、资本、以技术为代表的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显然是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也就是要推动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效率。而按照供给学派的说法，只要减税就会自动带来企业成本下降、效率提高等诸多考虑，所以减税似乎势在必行？

“大基建”还是“大减税”无非是从供给和需求两侧提出了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对策，各有千秋，各有优劣。干预派看重短期效果，搞基建自然必须，效果也是简单明确，但对市场的“挤出效应”不得不给予考虑，自由派看重企业家精神，强调以减税换换取市场主体活力，但其效果如何，短期内恐怕难有定论。但是在供给和需求之间有一个很有效的衔接点，“技术改造”。同过技改贴息或补贴，可以直接从需求侧拉动投资，同时，技改也可以有效推进新技术应用，提高生产效率，提高供给质量。

无论干预派还是自由派，总归承认，“市场是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因素”，而市场最根本的是有良好营商环境。所以，可以看到，现在政府正在做的，“无论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出台推进放管服的政策，“大减税”的舆论和行动都在提速，需求管理政策定调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各类政策同时发力。在既需要实现稳增长调结构促销费保就业等多种政策目标下，事实上也不可能更偏向于哪一侧，最理想的状态是求得平衡？可是，这可能吗？

最后的最后，回到许小年先生的书，“儒家、市场、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制度，三者互不相容”，或许，这也可以为我们看清当前的中国经济提供一个参考。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