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文学思想史-汉赋》书摘48/108

近代学者王国维阐扬清人焦循一代“有一代之胜”（《易余龠录》卷十五）的观点，以汉赋与楚骚、六朝骈语、唐诗、宋词、元曲并列，肯定了汉赋“一代之文学”（《〈宋元戏曲考〉序》）的地位。

汉赋思想之变所引起的汉赋形式的演变，同样表现了赋体文学观中的大美思想。这种“宏大的形状”的结构之美，又主要表现于以下两方面：

一是包罗繁富，结构谨严。

二是气势雄健，法度宏整。

汉大赋虽然以铺采摛文的方法，达到体物喻志的目的，表现强烈的写实精神，但又不完全拘泥于眼前实景的描写，而能驰骋空灵豁达的神奇想象巧构瑰丽之幻境，以表现大美思想。

汉大赋形成伊始就具备了“讽谏”与“尚美”的双重风格，这又可视为赋体文学观大美思想的深层意蕴。

如果将“讽谏”视之为大赋的唯一思想内容，忽略“尚美”的致用意义，则对扬雄“劝百而讽一”（《汉书·司马相如传赞》引）和程廷祚“至于赋家，则专于侈丽宏衍之词，不必裁以正道，有助于淫靡之思，无益于劝戒之旨，此其所短也”（《骚赋论》下）类的辨析难以理解。

现实需求尚美，而汉赋思想之尚美又同合于西汉文士推尊的“博丽”、“崇丽”、“神丽”、“雅丽”、“华丽”之“丽”。这种“丽”，不仅指外表的华美，而是具有西汉风行之大美意蕴的审美范畴。

而《汉书·东方朔传》载朔对上之言“以道德为丽，以仁义为准”，显然已使靡丽观念包容了丰富的思想内容。

汉赋是人对自然事物作对象化审美观照和对外部世界作整体性审美观照的艺术，所以主要表现于外在感官的视觉美与涂饰美，这既增添了“尚美”的光采，又种下了“尚美”与“讽谏”矛盾的原因。

从作家的创作心态来看，汉赋艺术展示的主要是由作家理想自我与大一统现实局面结合而产生的进取心态和作家社会责任感与专制冲突而产生的补衮心态；这两种心态的互渗，从又一层次揭示了“尚美”与“讽谏”的矛盾。

汉赋艺术发展成一代文学虽对汉代经学家以文学为附庸思想有突破意义，但在特定的历史氛围和社会文化基础上，辞赋大家与经学大师的思想是基本一致的。

一是赋体文学观与其他文体或学术思想一样，均起着共建大文化的作用；而在此共建中，文学类创作之发展也自然与学术性著作产生离异。二是新赋体是在变革旧体的基础上兼综前代文学，尤其是改变了先秦文化从血缘宗族出发认识人类的出发点，而是从统一帝国利益出发，其对自然的认识带有强烈的主客观交融的色彩，因此在兼综的基础上又表现出文学的创造性。

繁缛大赋的产生与统治者的政治需求、个人爱好在主流上是一致的。这也是大赋取代骚体而为汉赋正宗的重要原因。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谓“孝武崇儒，润色鸿业，礼乐争辉，辞藻竞骛”，即兼政治、文学而言。由于文学依附政治，在当时就有人讥讽辞赋家为“俳倡”，这成为汉世流行语。

一是汉大赋的描绘性文体特征，使它对自然、现实的摹写、再现以及对事物淋漓尽致的刻画，强化了一种文学的技艺美。在我国早期未脱离原始神话影响的文学中，对自然客体的态度多采取主观幻想和情感迷狂的方式去感受；而随着先秦理性精神的崛兴，主观幻想被代之以自我理性为主体的对客体的认识描绘；然而在《诗经》和《楚辞》的描绘中，写景状物仍只是围绕自我理性或自我精神的寄托，因此，描绘性文学只有到汉赋作家笔下，才真正体现出摹写的功力和状物的技巧。

二是随着西汉大文化的完成、定型、委顿、衰落，汉大赋经历了盛极而衰的过程，而相如等赋家的审美观在消释了“通讽谏”之大义和“宣上德”之颂美意义后，却留给了后世“敷采摛文”、“极丽靡之辞”的文采美。

汉赋的技艺美、文采美是在大文化催生下文学摹写现实的产物，然在时代文学的演进过程中，这一现象不仅游离于赖以产生的大赋载体而汇入后世美学新风，而且又以其形式美本身扬弃了汉大赋所表现的“义尚光大”的体物本旨。这是赋体文学观的历史悲剧，也是潜涵于创造之文学自立意识得以发扬的喜剧；在此意义上，六朝辞赋新声正由汉赋艺术的自省而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