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笔记摘抄Ⅲ
李银河的《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
>>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共通之处，就在于对所研究之题目，要有超过常识、超过一般水平的了解。换言之，社会科学也是专门科学
>>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又有不同之处。社会科学所研究的对象，乃是人类社会，大家都在其中生活。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只有少数专业人士能够触及，而是人人有份。
>> 我国的社会学，师承自现代人类学鼻祖马林诺夫斯基。遥想马翁当年，提倡走出书房，到天涯海角，跳出主流文化的圈子，那是何等的胸襟。人类是一个整体，是所有的人，大多数的人不等于人类全体
>> 当年孟夫子说：杨朱利己，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这种说法把某些人视为非人动物，实在有失公允
李银河的《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
>> 假设婚丧嫁娶、生育不生育都是个人决策，那么就要有个依据——追求个人快乐或者幸福。在村庄里，这种想法不大流行，流行的是办什么事都要让大家说好，最好让大家都羡慕。这是另一个价值体系。
>> 那么是否能说，他们的幸福观就是这样，另外的快乐、幸福对他们来说就不存在了呢？在结束了在山西的调查、浙江调查未开始时，李银河给《二十一世纪》杂志写过一篇文章，讨论了这个问题，在此不能详加引述，以免文章太冗长。简单来说，结论是这样的：不管怎么说，自己觉得好和别人说你好毕竟是两回事，不是一回事。村落中人把后者看得极重，实在是出于不得已。最重要的是，不能认为，对他们来说前一个问题就不存在了。以此为据，村落文化的实质就容易把握了。
>> 李银河把村落文化看做一种消极力量，是因为这种文化中人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到眼前这个自然村里，把宝贵的财力全用在了婚丧嫁娶这样一些事上，生活的意义变成了博取村里人的嫉妒、喝彩，缺少改善生活的动力。这个文化里，人际关系的分量太大，把个人挤没了。别人也许会反对她的观点——他会说重视人际关系，正是我们的好处呢。在这方面，恐怕我要同意李银河的意见，因为中国的村落文化和低质量的生活联系在一起，放弃村落文化到城市里生活正是千百万农民的梦想——所以它是那种你不喜欢又不得不接受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能给它唱赞歌了
海明威的《老人与海》
>> 有人说老人桑地亚哥是一个失败了的英雄。尽管他是条硬汉，但还是失败了。
什么叫失败？也许可以说，人去做一件事情，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这就是失败。
但是，那些与命运斗争的人，那些做接近自己限度的斗争的人，却天生地接近这种失败。老人到海上去，不能期望天天有鱼来咬他的钩，于是他常常失败。一个常常在进行着接近自己限度的斗争的人总是会常常失败的，一个想探索自然奥秘的人也常常会失败，一个想改革社会的人更是会常常失败。只有那些安于自己限度之内的生活的人才总是“胜利”，这种“胜利者”之所以常胜不败，只是因为他的对手是早已降伏的，或者说，他根本没有投入斗争。
在人生的道路上，“失败”这个词还有另外的含义，即是指人失去了继续斗争的信心，放下了手中的武器。人类向限度屈服，这才是真正的失败。而没有放下手中武器，还在继续斗争，继续向限度挑战的人并没有失败。如此看来，老人没有失败。老人从未放下武器，只不过是丧失了武器。老人没有失去信心，因此不应当说他是“失败了的英雄”。
那么，什么也没有得到的老人竟是胜利的么？我确是这样看的。我认为，胜利就是战斗到最后的时刻。老人总怀着无比的勇气走向莫测的大海，他的信心是不可战胜的。
他和其他很多人一样，是强悍的人类的一员。我喜欢这样的人，也喜欢这样的人性。我发现，人们常常把这样的事情当做人性最可贵的表露：七尺男子汉坐在厨房里和三姑六婆磨嘴皮子，或者衣装笔挺的男女们坐在海滨，谈论着高尚的、别人不能理解的感情。我不喜欢人们像这样沉溺在人性软弱的部分之中，更不喜欢人们总是这样描写人性。
正像老人每天走向大海一样，很多人每天也走向与他们的限度斗争的战场，仿佛他们要与命运一比高低似的。他们是人中的强者。
人类本身也有自己的限度，但是当人们一再把手伸到限度之外，这个限度就一天一天地扩大了。人类在与限度的斗争中成长。他们把飞船送上太空，他们也用简陋的渔具在加勒比海捕捉巨大的马林鱼。这些事情是同样伟大的。做这样不可思议的事情的人都是英雄。而那些永远不肯或不能越出自己限度的人是平庸的人。
在人类前进的道路上，强者与弱者的命运是不同的。弱者不羡慕强者的命运，强者也讨厌弱者的命运。强者带有人性中强悍的一面，弱者带有人性中软弱的一面。强者为弱者开辟道路，但是强者往往为弱者所奴役，就像老人是为大腹便便的游客打鱼一样。
《老人与海》讲了一个老渔夫的故事，但是在这个故事里却揭示了人类共同的命运。我佩服老人的勇气，佩服他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也佩服海明威
《血统》序
>> 实上一筐烂桃里挑不出几个好的来，我也不比别人好。当年我们十四五岁，这就是说，从出世到十四岁，我们没学到什么好。
>> 我在北方一个村里插队时（当时我是二十二岁），看到村里有几个阴郁的年轻人，穿着比较干净，工作也比较勤奋，就想和他们结交。但是村里人劝我别这么做，因为他们是地主。农村的情况和城里不一样，出身是什么，成分也是什么。故而地主的儿子是地主，地主的孙子也是地主，子子孙孙不能改变。因为这个原因，地主的儿子总是找不到老婆。我们村里的男地主（他们的父亲和祖父曾经拥有土地）都在打光棍，而女地主都嫁给了贫下中农以求子女能改变成分。我在村里看到，地主家的自留地种得比较好，房子盖得也比较好。这是因为他们只能靠自己，不能指望上面救济。据说在“文化革命”前，地主家的孩子学习成绩总是比贫下中农出色，因为他们除了升学离开农村外，别无出路。
《代价论》、乌托邦与圣贤
>> 乌托邦是前人犯下的一个错误。不管哪种乌托邦，总是从一个人的头脑里想象出来的一个人类社会，包括一个虚拟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生活方式，而非自然形成的人类社会
>> 一代又一代的青年读了《理想国》，胸中燃烧起万丈雄心，想当莱库格斯或一个哲人王，只可惜对权势的爱好总是使他们误入歧途。这话我想了又想，终于想到，说理想国的爱好者们爱好权势，恐怕不是不当的指责。莱库格斯就不说了，哲人王是什么？
就是圣贤啊。
《他们的世界》跋
>> 我们举这样的例子，不是要谴责同性恋者，而是要说明我们做此研究的本意。我们不认为自己已经完全说明了中国当代同性恋现象的全貌，但是假若我们真的做到了这一点，必然会有人认为，我们揭开了社会的疮疤，引起了不必要的麻烦，这是因为我们把被愚弄而不自知的平静，转化成自觉被愚弄的痛苦。其实这种指责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疮疤早早揭开的话，就不会有受愚弄的人。
>> 尽管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存在了非常之久，但它对人类本身一些最基本的方面还一无所知。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还不知道，为什么农民非要生很多孩子不可，假如要他们自愿少生一些，应该用什么办法。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多数中国人宁愿在婚丧嫁娶方面花很多钱，却不肯用来改善生活。像这样的事情多得数不过来。从社会学角度来说，我们没有好的假设可供检验；从人类学角度来说，我们对这些人的生活尚缺乏根本的了解。假如不了解这些事，恐怕有一天我们会被轧得非常之扁。
>> 同性恋研究给我们以这样的启示：倘若生活中存在着完全不能解释的事，那很可能是因为有我们所不知道的事实，而不知道的原因却是我们并不真正想知道。比如我们以前不知道同性恋的存在，是因为我们是异性恋；我们不知道农民为什么非生很多孩子不可，是因为我们是城里人。人类学和社会学告诉我们的是：假如我们真想知道，是可以知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