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也纳咖啡馆的汉娜

撰文 | 卡帕Zhao 

Photo| Lynn Lin 

汉娜是一半的德国人一半的法国人。她是我来到上海后认识的第一个朋友。她总是戴着帽子，而帽子底下是一头火焰般鲜红的短发。她在Vienna Café的吧台后面站着抽烟，跟坐在吧台的常客聊天。有客人招手时她便把烟搁下过去招呼客人。

汉娜的世界是在上海的绍兴路上的Vienna Café：30年代的老房子的木家具与地板，阳光透过玻璃天顶柔和的照射下来，桌椅的摆设都仍是奥地利的样子，音乐播着Morcheeba,玻璃柜里摆着自家制的胡萝卜蛋糕。汉娜游走在桌子与桌子之间，像一尾鲜活的鱼，游刃有余。

当时25岁的汉娜，在19岁那年离开了大学的艺术系，只身从德国到了香港。穷困潦倒之际做了很多不同的工作，却也是在香港学会了英文。一年后到了上海，一待便是4年。

第一次见到汉娜时是我在Vienna Café跟她要烟，再接下来便是她带着我进入上海的夜色。C’s Bar的墙壁满是涂鸦，每个见到她的人都会上来亲她的脸颊来打招呼，她似乎认识每一个人。她最大的兴趣是Drum & Base，最喜欢做的事情也是去所有Drum & Base的音乐活动。她说话的时候手舞足蹈，总是非常的high。她很喜欢讲自己身世的故事，动情之处每每有些伤感。

汉娜一个人住在法租界的一间老房子里。大片大片窗户的外面满是绿色的大树，夏天的时候微风吹进房间，她养的猫在窗台上走来走去。她似乎总是在Vienna Café,不管晴天下雨，不管你开心不开心，只要你去，她便会在。不论你是失意或是得意，你知道在那里都会有一个汉娜听你讲话。她总是站在她的吧台后面，抽着她的Mild Seven,喝一大杯加了苹果汁的自来水。于是对于许多人来讲，那个有汉娜在的咖啡馆，便是某一些人的港湾。

汉娜在上海恋爱了很多次，每每都不是对的人。失恋的时候她每天都喝一整瓶的威士忌，然后在Logo吧打桌上足球，最后哭倒在幸福路的酒吧门口。

后来汉娜离开了Vienna Café，换了一个演艺活动的组织人的工作，组织郭富城或者是Rain在上海的演唱会。她仍旧是匆匆忙忙的样子，从出租车里出来时穿了迷你的短裙，仍是戴着帽子。只是她现在穿了长的靴子，走在淮海路的香港广场。不变的是她仍是个工作狂，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她又交了新男朋友，这一次不再是日本人，而是一半爱尔兰人的澳大利亚人了。而不再夜夜笙歌了的汉娜，是一个下班以后和男友去超市买食物，周末在家看DVD,与男友携手在公园散步的女人了。

再后来汉娜离开了她深爱的上海，追随她的男朋友到了澳洲。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汉娜。只是偶然在facebook上看到她发的照片，知道她应该不再跟那个男友在一起了。现在的汉娜已经是长发，还是火红色的。满身布满了纹身，打了许多的舌环。而且变成了一个lesbian。

我常常不明白是什么让人与人能做朋友，而又是什么让我们不再联系。也许所有人与事的因缘际会，也像现在已经不再存在于绍兴路上的维也纳咖啡馆，只是在当时，是有它们存在的原因的。

别人其实很像镜子，在不经意间照见的其实是自己。原本我以为我在上海没有什么故事，却在不经意的时候，在这些想起来已经很遥远的人的身上，看到了当时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