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清国晚期的颓唐和日本明治的变革，看今朝个人的成长方式

前言:这篇文章主要是解读《重读甲午：中日国运大对决》这本书中，对于中日两国国运不同走向原因的叙述和分析，并且对我们每个个体在当下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和职业生涯中的生存方式，提出我的一点关于个人成长的看法。

最近在读金满楼的《重读甲午：中日国运大对决》，书中以两国对比的方式，并行地将晚清和日本在面对西方文明入侵时候的态度，洋务自强和明治维新的过程，以及在此基础上两国国运的分叉，最终到达琉球、朝鲜、以及甲午的最终决战这一系列的历史事件，为我们详尽地展示了这三十多年的历史进程，读起来非常过瘾。但是作为一个现代人，我们需要以史为鉴，通过阅读这一屈辱的历史，就需要从中学到一些东西，来让现代的自己能够自强不息和奋勇向前；但是作为一个工程师，我习惯做的是挖掘事情的底层，分析事情发生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而不仅仅是流于表面做判断。

那么这样一来，整个甲午的战败，就可以从面对西方文明，以及维新自强这两个阶段看出端倪。并且通过分析日本在这三十几年的迅速崛起背后的诸多原因，例化到我们个人身上，也许能帮助我们自己实现个人的快速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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摒弃固有思维，摆脱舒适区

中国封建社会的皇权统治，在清国时候达到了顶峰。在这种统治之下的臣民们，自然就把皇帝的九五之尊看得比自己的性命还要重。而且中国自古以来作为东方的大国，对于周边的小国都是以“南蛮、北狄、东夷、西戎”的称呼，通过他们的年年进贡，和对他们的文化输出并施加军事保护，来将浩荡的皇恩传达出去的。这样一来，皇朝就形成了自己最舒服的一套外交方式，也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并且需要被周边的小国拥戴。

但是这种外交方式，到了晚清时候，已经不能适应世界发展的现状，因为航海和铁路技术的发展已经将曾经分割开的人群连接了起来：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希望通过海外贸易，将本国生产的产品销往更多的市场，并且购回国内需要的产品。并且，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开始，互相派遣公使已经成为了欧洲各国的惯例，而1815年维也纳会议也对外交人员的地位和权利做了详细的规定。这样一来，随着欧洲列强的到来，他们也会把自己的外交方式带到清国。如果欧洲国家像越南和朝鲜等国家一样的话，清国也还能继续自己的外交方式，端着自己天朝上国的架子而不会得到任何异议。但是面对船坚炮利的列强，这种外交上的交锋就必然会出现。

我们已经知道了，长期停留在这种外交舒适区的清国，就像一个被父母宠坏了的孩子，在步入社会之后依然我行我素。“居官者初视洋人以夷，待之如狗”，这是清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的批评。而这种“智浅而欲轻人，力弱而欲伏人”的对待方式的后果，就是惹来了两次鸦片战争的战火，在洋枪洋炮的进攻下毫无还手之力。

问题的本质在于，清国没有对自己的实力和世界的现状有清楚的认识。正如晚清政治家郭嵩焘提到的：

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
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
中国尽多事，夷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萌，而不可稍撄其怒，而中国一味蛮；
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国一味蠹。
真乃无可如何。

这些表现，跟当时的国际惯例相比，的确是愚蠢和落伍。但是站在清国当时的立场上，这就是让他们最舒服的行事方式：作为东方一直以来的大国，以至于盲目自大；官场腐败，以致于在外交上敷衍推诿；面对强敌，保命要紧，以至于一味害怕；以皇权为中心，缺少基本的制度建设，不懂得规则，以至于在讲求国际规则的场合显得愚蠢。

这对我们现代人的启示，就是想要有所作为，首先就要不断突破自己的舒适区，让自己处于不那么舒服的状态里，但是本质是通过自己短时间的不舒服，让自己迅速学习新的技能和本事，从而将这些不舒服消除。成长的阵痛，总是会存在的，但是如果一直保持固有思维方式，停在舒适区里无所作为的话，个人发展的通道也就被堵死了。

更重要的，是意识到世界是不断变化的，自己一个时间段里的认知，在将来很有可能被推翻。正如署理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指出的世界的变化：

英法俄美各国，以其五百年前与千年以前相比，五百年景况较前甚强；以目今与五百年前相比，则目今较五百年前愈强。

以及清国当时的问题：

中华之患，悉如一年之中，四季转环，考其兴衰始终，皆同一律。

还有可能会带来的结果：

自古以来，四海之内，无论何国，不欲较比邻邦尽心勇进齐驱，未闻不为邻邦所并。

对于个人同样是这个道理，在这个科技迅速发展，新的生产力被不断发掘出来，新的技术被不断应用，新的工作方式被不断创造的时代，有很多工作已经被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等新科技所替代，也有很多的工作在未来岌岌可危。作为这个变革时代的从业者，跳出自己的职业限制，开拓自己的能力范畴，不断挑战自己的舒适区，让自己能够适应时代和职业发展带来的改变，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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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时局敏锐，抓住趋势红利

1862年，日本商船“千岁丸”在日本开口通商之后来到上海，想要知道中国是如何与洋人打交道。等到达上海之后，日本考察团发现：

• 上海港极度繁荣，“西方各国商船好像梳子齿一样整齐地停在那里”，上海城非常繁华，“大都会的伤害，人群滚滚，人与人之间好像连接缝隙都没有一样”。
• 租界和华界区别明显，尤其是卫生方面，华界“粪芥满路，泥土埋足，臭气穿鼻，其污秽不可言状”。洋人在上海飞扬跋扈，中国人在洋人面前低三下四，“英法之人步行街市，清人皆避旁让道。实上海之地虽属支那，谓英法属地，又可也！”
• 清国兵器粗糙，阵法兵制落后，“徒以其众多之兵而自夸，却弗知已显衰弱之耻。”并且吴淞炮台没有防守，防务由英法军队承担，丧失行政司法权。

作为清国和英法之外的“第三方”，日本在这次“千岁丸”的航行考察过程中，感受到了中国内忧外患的现状，以及清国受到侵略和压迫之后，依然我行我素不思进取的态度，还结合清国现状，对东西方文化做了很多深度的思考和求索，并且对日本曾经的老师，心目中的“圣贤之邦”产生了怀疑甚至鄙夷。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日本考察团对于科举制度的评论。他们认为，科举“只重文试，不重武技”，并且读书人“只注意空文，而实用知识很少研习”，最终很可能“口虽唱圣人之言，身已为夷狄之所奴仆矣”：

为义为利，天地隔绝，不待言论而明，然治天下齐一家，内自诚心诚意工夫，外以航海炮术器械等，尽不研究其理，则不能治天下也，不能齐一家也。不能穷航海炮术之等之理，则所以诚心诚意工夫之不至也。

日本既然明确了东西方文化在当时时代孰优孰劣，就要开始尽可能向西方进行学习。相比清国派遣使团出访，却由外国人担任使臣，参团的官员的规格和资历也不足，访问的目的在于观光游历流于表面，甚至出洋考察人员归来之后默默无闻或者受到误解和攻击，考察成果被束之高阁等等这一系列的负面情形，日本的考察就显得更务实和有效了。

正如“千岁丸”来到上海市为了考察如何与洋人打交道一样，日本前往欧美考察带着的问题是“政务上应施何种方略？外交上应何以为标准？”这样一来，考察团就不是仅仅在观光旅游，而是广泛接触各国政要和各阶层任务，并对西方的议会、法院、工厂、矿山、港口、兵营、学校等进行认真仔细的考察，“访农牧于野，览工艺于都，察贸易于市”。在此基础上，日本反思东西方差距的原因，并且找到了英国这个自己在世界上的参照物。除此之外，考察的结果写成了诸如《美欧回览实记》等书，畅销不衰；参与考察的人员，也成为了朝中巨子，非常受重视。

对比中日两国在发展道路上的分化，甲午之后梁启超曾说道：

三十年后，日本其兴，中国其弱乎？日人之游欧洲者，讨论学业，讲求官制，归而行之；中人之游欧洲者，询某厂炮船之利，某厂价值之廉，购而用之。一个重学，一个重物，强弱之原，其在此乎？

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学习日本当时的这种“向世界上的先进国家和文化学习”的求实态度，是非常有必要而且很有效的。正如小米的雷军所说的飞猪理论：

创业，就是要做一头站在风口上的猪，风口站对了，猪也可以飞起来。

如何抓住风口，让个人的发展站在一个快车道上，是非常重要的。而实现这种方式的途径，就是要对世界和社会发展保持敏锐的关切，并且及时学习相应足够的知识，来帮助自己实现这种洞察。在《在耶鲁精进：成为专才之前，先成为通才》这本书里，财新总编王烁提到：

在学习的世界里，我是贪婪的游牧民族。看见哪里的青草更肥美，我就转场到哪里。

海银资本的王煜全每年都会带很多中国企业家和投资人到美国去考察科技发展的前沿，就是为了能够找到最新的黑科技和最有可能成为下一个风口的产业，他们不仅仅停留在硅谷这个热门的地方，而是深入高校和研究机构，并且从大家容易看到的软件和模式创新，到大家不容易看清楚的硬件创新，都有所侧重。这样一来，他们就更有可能找到下一个增长的爆发点从而提早参与，得到红利。

敏锐、求实、有效、带着问题、眼光开放、学以致用，这些应该是我们可以学到的宝贵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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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基础建设，治标更要治本

在鸦片战争之后，清国开始对西洋枪炮舰船进行仿制，安庆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等等都在官方支持之下而建立，也制造出了诸如“平远”号大型钢甲舰一类的优秀船舰。但是因为政体的近代工业的欠账太多，落后的差距太大，钢铁工业的严重滞后，使得轮船的性能和成本等方面都存在很多不足，严重限制了清国的造船业务。而枪炮业务上，因为持续进行仿制，而缺少自主研发，并且工艺落后，产能不足，以至于一直与欧美有一二十年的差距，并且不能实现自给自足。作者金满楼提到：

洋务新政时期的这些军工企业，其落后原因当然很多......但最重要的是，没有相应的教育体系、研发体系，投入与时间不够，每次都是等到欧美产品成熟了之后才仿造，由此一直落后于世界，也就是必然结果了。

而甲午战争之前某个外国观察家的评价更为直接：

中国总办和官吏们似乎不了解他们在制造什么、为什么制造。机器是现代头等的，但用来制造过时无用的军需物品。看到他们高兴而努力地制造一些很费钱而又无用的军需物品，真让人心中感到凄怆。

本质上来看，晚清时候的这些军工企业和洋务新政，都是统治者希望在不改变既有生产水平、管理制度、以及产业结构的条件下，实现军事实力的提升以及武器的进化。而正如那句俗语说的，”磨刀不误砍柴工“，没有本身科技的进步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仅仅依靠仿制和量产，是只能在短期对跑在前面的人有一些追赶，但是长期来看，是无法摆脱被别人牵着鼻子跑的。而别国的技术和工艺一旦有所进步，通过降维打击，前面仿制的一切都没有了用途。

反观日本的政策，相对来说就周全很多。如果说清国的洋务是追求一种“术”的进步，那么日本的立国三大政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就更像是一种“道”的追求。明治维新時期政治家大久保利通曾说：

要想在这个世界上独立建国，富国强兵之必要自不待言；而要实现富国强兵，则务必要从殖产兴业上下手，切实谋求其进步发达。
大凡国之强弱，决定于人民之贫富；人民之贫富，则有赖于物产之多寡；而物产之多寡，又在于人民是否勤勉于工业。但寻其根源，无不依赖政府官员诱导鼓励之力。

这一种逻辑上的延续，从政府到产业再到个人，规划好了国家进步的途径。在这个思想的引导下，日本将官营企业下放，进行地税改革，发展银行业和民间商业，制定规模宏大的普及教育计划和新式大学，从而为国家的发展做好经济上和人才上的双重准备。

其中的一个细节比较值得关注，那就是日本一开始吸引优秀的外国人才来日本服务，给与很高待遇。但是因为做好了人才上的充分准备，因此在技术和知识的对接上更加顺利和平稳。日本在1870年修建第一条铁路，“自测量、计图、督工之技师，以至火车司机，皆用外国人”；仅过了8年，修筑京都到大津的铁路时，日本已经开始自主设计；再过几年，日本铁路上“仅留二三顾问技师而已”。这一种学习的速度，是需要深厚的人才积累和知识储备才能做到的，这离不开普及教育和“文明开化”的贡献。

那么我们又能从这个过程中学到什么？我在前面提到，作为现代人，我们要做到脱离舒适区，认清自我，以及看到趋势，对时局敏感，但是正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要做一个“知识的游牧民族”，也同样要做好自身的本领建设，也就是那些通用技能，以及本专业的基础知识。正如我在这两篇文章《六年工龄数字信号处理工程师的不完全职场进阶计划（专业技能篇）》 和《六年工龄电子工程师的不完全职场进阶计划（通用技能篇）》里面提到的，专业的基础知识，是不随着时间变化而剧烈变动的，而通用技能，是可以在不同的职业上都能应用的。这就是我们个人的基础建设，是个人内功心法的修炼，是可以治标又治本的。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可以不断拓展自己的视野和知识面，从而为我们在知识的海洋中游弋，让我们对变化的时代警觉，给与巨大的支持力。

总结

中日两国在甲午战争之前的不同国运，是由于他们在重要阶段的不同选择而导致。这种对比，给我很大的启示，也希望对你有用：

• 摒弃固有思维，摆脱舒适区
• 对时局敏锐，抓住趋势红利
• 注重基础建设，治标更要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