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如此愤怒？（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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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义愤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加利福尼亚居民可以在当地报纸的最后一页看到关于愤怒的葡萄采摘工人的文章。当时，国家的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南方的民权运动上，马丁•路德•金等人正以结束吉姆•克劳的道路为目标艰难而稳健地前进。但是，在种植着全国大部分水果和蔬菜的加利福尼亚中部农田里，却看不到任何希望。

半个多世纪以来，各种劳工团体努力去组织在加利福尼亚田野上劳动的男人、女人和儿童。大概有25万名劳工在酷热下采摘着葡萄和芦笋茎。他们很多人是来自墨西哥和菲律宾的非法移民，其中大部分都不会讲英语。工头们每天都会解雇那些做的最慢的工人，所以这些劳工不得不拼命地在田里奔跑。由于没有厕所，他们只能就地方便，劳动环境恶劣。

工会虽然组织这些流动劳工进行了抗争，但他们在谈判桌上却收效甚微：一旦老板们作出微小的让步，劳工们就不再坚持自己的诉求，回到田里继续干活了。这些劳工太穷、太饿，无法形成足以改变南方的持续的示威游行。甚至劳工组织自身也为渐进式的变革做了准备。农业工人组织委员会（美国最大的工会联盟AFL-CIO的分支机构）也对日益高涨的演讲和精神交流失去了耐心。总干事阿尔•格林告诉他的追随者说：“这是一场劳资纠纷，不是民权运动或宗教改革运动。”在1965年，格林的工会注册的劳工有4500人。

但劳工中，有人开始谈论一个新的领袖。塞萨•查韦斯是一个移民。当他还是个孩子时，他家失去了房子，之后他便同家人一起从亚利桑那州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州。读完8年级，他便开始在地里干活。冬天采豌豆、春天摘樱桃、秋天摘棉花。查韦斯目睹了一系列不公平的事件（其中之一是，萨利纳斯山谷的警察逮捕了一名墨西哥少年，并连续审问了20多个小时。然后在缺少证据的情况下指控他谋杀了一名高中白人足球运动员。）后，决定筹建工会。查韦斯白天抗木头，晚上和周末登记选民。最终他成立了自己的工会，全国农场工人协会。该组织发行了一份新的报纸，名为“El Malcriado”，大致可以翻译为“问题儿童”。一位参与者后来回忆说，集会”就像复活“，有激情的演讲、歌曲、还有祈祷。劳工们手按在十字架上发誓，永不破坏罢工。

查韦斯有一个关于组织的基本理论：他相信，团结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吸引工人们的情绪，尤其是他们的道德愤怒感。人们如果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战那么所获必定有限。比如，如果你设定的目标只是更高的工资或更好的工作环境，那么它就缺乏让人们投身于这个事业的情感共鸣。

但若能将一场劳资纠纷变为一场愤怒的、正义的运动，那么人们对于未来的期许就会发生改变。查韦斯解释说：“我的动力来自于我自己的生活。当和我一样肤色的人被剥夺看一场电影或在餐厅里吃一顿饭的权利时，它就在愤怒和渴望中成长......”查韦斯相信人们需要超越日复一日的抱怨。他所采用的愤怒并没有像后来阿佛利尔研究中所阐述的那样要得到立刻的宣泄，而是提供了一个纠正不公平的机会、一场有意义的抗争的组成部分。他的团队经常这样说：“为了斗争，我们已经准备好放弃一切，甚至我们的生命。我们正在受苦。我们一直在受苦，为了赢得我们的事业，我们不怕受苦。”

1965年9月，农业工人组织委员会发动了一场针对加利福尼亚葡萄种植业者的罢工，葡萄种植业是该地区最大和最有能量的产业。查韦斯的团队还没有对如此激烈的行动做好准备。他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养活罢工的家庭，也没有足够的物资来支持如此大范围的抗议活动。但查韦斯说，我们没有选择：如果我们不参加，那么所有的努力就会枯萎凋零。

罢工的领导者们聚在一起，一边思考一边祈祷。有人提议飞到纽约，到一个最有影响力的种植业者的总部去静坐守夜示威。也有人主张进行一次巴士游行，以引起人们对他们境遇的关注。查韦斯说，这些都是好主意，但他有一个更大的计划。如果罢工的队伍从尘土飞扬的葡萄园一直游行示威到300英里外的萨克拉门托州议会大厦会怎么样？

这是一个大胆的建议。如此规模的游行示威大概需要持续一个月。但查韦斯说，如果时间安排得当，那么抗议者们会在复活节的星期天到达目的地。农业工人组织委员会对此嗤之以鼻。传统的劳工组织看不到这样的游行示威有什么好处。其他的工会花费了十年时间，都无法让劳工们从农田里走出来哪怕一天。但是查韦斯的愤怒而积极的团队经过投票，决定前进。

1966年3月17日，大概50个人，肩背睡袋、手提装衣服的纸袋，聚集在加西斯高速路旁。他们年龄最小的17岁，最大的63岁。他们唱着歌曲、打着横幅、举着旗子，开始了长途跋涉。第一天走了15英里。当天晚上，他们睡在一个临时营地。第二天，他们再次出发：还有285英里要走。

大量的研究探讨了查韦斯关于道德愤怒可以获得大范围改变的理论。通过研究那些成功的抗议活动，学者们试图解释愤怒是如何从短暂的感觉（阿佛利尔所研究的）转变成一种普遍的、更强大的道德力量。

10年前，当历史学家开始重新审视过去的叛乱（如19世纪中叶针对东印度公司的叛乱）时，发现了可以用来理解这种转变发生的线索。那时，东印度公司一直通过建立由英国军官监督的土著士兵军队来管理印度次大陆。印度军队待遇很差、工资很少、并且被强迫长时间驻扎在离家很远的地方。这些虽然构成了叛乱的成熟条件，但是叛乱却很少发生。

然而在1857年，东印度公司将近三分之二的兵团发生了自发的武装叛乱。一位名叫哈雅格里•拉奥的斯坦福研究者在研究历史资料时发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事情：就在这些军团叛乱之前，有传言说新的来福枪子弹火药袋（这种来福枪使用定装火药，定装火药袋要先用牙撕开才能将里面的火药倒进枪管里）上涂了牛油和猪油。这些军团里的士兵是印度教或穆斯林，他们禁食牛肉和猪肉。随着拉奥研究的深入，他还发现了另一些事：很多参与暴动的士兵在叛乱前都参加了宗教日活动，并聆听了宗教领袖关于穆斯林圣人和印度教先知的被压迫历史的布道。因此，参与暴动的士兵把他们每天遇到的挫折看成是一种磨砺。拉奥告诉我：“当这些士兵把他们的抱怨重构为道德上的冒犯时，就会迸发出怒火。”士兵的正义的愤怒吹响了他们反击的号角。

查韦斯做了类似的事情：他让他的追随者把他们的不满看作是这场大是大非斗争的一部分。在查韦斯身边16年的马歇尔•甘茨告诉我说：“塞萨知道愤怒可以产生凝聚力。你不可能组织起一群受害者。因为，如果他们只以这种角度看待自己，那么他们就无法感受到责任和力量。一旦你告诉他们我们是为了争取平等和尊严而战，那么他们就会变得愤怒并主动加入。”

在查韦斯的追随者开始他们到萨克拉门托的游行示威期间，有当地警察挡住了他们的去路。警察看着这些衣衫褴褛的移民逐渐逼近，但很快警察们就散开了。游行人群继续前进，路上不时有他们的家人加入了进来。第一周。每天都有几十个家庭加入到游行中。当游行队伍到达弗雷斯诺时，有1千多人在那里迎接他们。当队伍接近萨克拉门托时，围观的人群以激增到1万人。

加利福尼亚各地乃至全国的报纸都派遣记者来报导此事，记录那些示威者高唱的挑衅歌曲、高举的庆祝革命的横幅。随着查韦斯的愤怒被大量关注，它变得更具感染力。当游行示威开始后，旧金山和洛杉矶的商店已经停止销售产自加利福尼亚中部葡萄农场的产品。很快，这种抵制在全国蔓延开来。当游行队伍接近萨克拉门托时，查韦斯接到了一家葡糖种植公司打来的电话。这家公司表示，如果查韦斯的人不举着印有他们公司名字的横幅，他们就答应提高工资并改善工作环境。

虽然游行示威并非每件事都如查韦斯所愿（罢工还将继续），但它迫使国家关注到了移民工人的困境。当抗议者到达加州首府庆祝复活节弥撒时，查韦斯成了加利福尼亚劳工运动的代表，也成了美国最著名的煽动者之一。今天，他被看作是和马丁•路德•金、圣雄甘地一样的人物，是将正义的愤怒引向成功的化身。

甘茨告诉我：“人们忘记的是，政治左派实际上就是那些背叛愤怒政治的人。激进派认为，通过帮助人们看到不公平，而不是仅仅看到经济利益，会使我们变得强大。”运动并不产自无力的讥讽。它们要意识到，造成我们困境的是一个必须要被改革的系统，而不仅仅是某个伤害了我们的人。甘茨说：“如果你能把它变成一种道德愤怒，那你就赢了。”

但是道德愤怒必须被严格管理起来，否则就会弊大于利。甘茨（他最终成为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讲师）多年来教授人们如何使用他们的愤怒来促发改变。他告诉我说，煽动情绪很容易，但学会如何引导它获取有用的结果是很困难的。为了让愤怒产生效果，需要在恰当时刻停止愤怒。胜利往往需要妥协。甘茨说：“你必须知道如何激发热情来推动战斗，也必须知道如何让人们冷静，以便他们能接受在谈判桌上达成的协议。”

1968年（查韦斯进军萨克拉门托两年后），反对葡萄种植业者的罢工仍在继续。浓雾笼罩着加利福尼亚的田野，每天的抗议深陷在沉闷的阴霾之中。年轻的罢工者，对缓慢的进展失去了耐心，他们开始破坏运输卡车。有报道称，突破了底线的工人变得危险。有建筑物被焚烧了。

查韦斯一贯主张非暴力反抗。但是，随着不满情绪的增长，他意识到他正失去对局面的控制。因此，在一个阴冷的二月早晨，查韦斯宣布绝食，以此敦促这场运动要坚守原则。查韦斯呆在一个简陋加油站的小房间里，只喝水不进食。当绝食开始时，他还是个瘦小的人，几周后，他就形同枯槁了。当地新闻媒体开始猜测他可能会死。绝食持续了一周又一周，很快就要一个月了。随着查韦斯的绝食，田野里的暴力事件逐渐减少。25天后，数千人参加参加了祈福的弥撒，罗伯特•F•肯尼迪也来为这位领袖祈祷。一位代表虚弱的查韦斯的朋友说：“勇气真正的诠释是：为了他人，以非暴力的战斗方式自我牺牲，以争取公平。”

甘茨告诉我说：“塞萨必须绝食，才能阻止失控的愤怒和沮丧。”他说：“你必须控制和引导激情，否则它会毁掉你辛苦建立的所有一切。我不确定现在还有多少人理解这一点。”

（To be conti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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