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观义016：桓公五年·国君是个高危活儿
《春秋》观义016：桓公五年·国君是个高危活儿
《春秋》所记，自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共计两百四十二年的历史。
第一桩臣子弑杀国君的案子发生在鲁隐公四年的卫国，也就是公元前719年，卫庄公庶子州吁弑杀了当时的卫国国君卫桓公。“臣弑其君者，人人得而诛之”——当年九月，卫人在陈地诛杀了弑杀卫君的乱臣贼子州吁。次年，卫桓公得到安葬。
第一桩不了了之的弑杀国君案子发生在鲁隐公十一年的鲁国，也就是公元前712年。当时的鲁国权臣公子翚决定赌一赌未来，他先是建议鲁隐公杀死有可能登临鲁国君位的桓公，遭到隐公反对后，转而怂恿桓公先下手为强，杀死隐公以上位。当年冬十一月壬辰日，州吁弑杀隐公于寪氏之馆。这件事，最终不了了之。鲁桓公通过与郑国的利益勾兑，与齐国的缔结婚好，将自己上位背后的臣弑其君事掩盖过去。周天子此时自顾不暇，本着有奶便是娘的原则，非但没有说什么，还时不时向可以为之提供粮食援助的鲁国派出使者进行聘问。
桓公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从此，两百多年里，臣弑其君者举不胜举，臣弑其君而付出代价者寥寥无几。
在桓公短短的任期内，先后发生了宋太宰华督弑杀宋国国君宋殇公案，陈佗弑杀陈桓公太子免案，因为有桓公的先例，无论是式微的周天子，还是天下的诸侯国君，都对之变得麻木了——看见时同没看见一般无二。
《论语》中，孔子强调“弟子入则孝”，孔子的弟子有子讲：“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因此，有子得出结论——“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如果说春秋之世，不可遏制地滑向礼崩乐坏的深渊的话，“臣弑其君”是个导火索，“臣弑其君”而不为周天子和诸侯国君所匡正，是其最根本的致乱之源。
（一）原文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卒。夏，齐侯郑伯如纪。天王使仍叔之子来聘。葬陈桓公。城祝丘。秋，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大雩。螽。冬，州公如曹。
（二）白话试译
鲁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日、己丑日记陈桓公鲍去世。夏，齐僖公与郑庄公联袂造访纪国。周桓王派遣仍叔之子出使鲁国进行聘问。陈桓公被安葬。鲁国在祝丘修筑城墙。秋，蔡国、卫国、陈国军队追随周天子讨伐郑国（繻葛之战前奏）。鲁国举行盛大的祈雨仪式。当年发生螽灾（蝗虫灾害）。当年冬，州国国君前往曹国访问。
（三）观义
鲁桓公五年春正月，《春秋》在甲戌日与己丑日两个不同的日子，记载了陈桓公鲍的离世。一个人怎么可能在两个不同的日子里死去？一个诸侯国君的离世，怎么可能弄不清楚具体日期？
《左传》记载，当时陈国发生了动乱，陈文公的儿子佗，也就是陈桓公的同父异母弟弟弑杀太子免以取而代之，篡夺了陈国国君之位。《论语》中，子贡曾经中肯地评价商纣——“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纣的恶或许并不像史书上记载的那样过分，正因为如此，君子才会自觉远离下流之恶，以避免天下的恶都归诸一己之身。陈佗既然为恶弑杀了行将继位的陈国太子，陈国国君的死又不清不楚，这个恶名就应该一并记在陈佗头上。谁让他在这个不清不楚的时候为恶呢！
当年夏，齐僖公和郑庄公两个强大诸侯国的国君联袂造访了弱小的纪国。《左传》记作“朝于纪”——两个强大诸侯国的国君，亲自朝聘于一个弱国——纪国是鲁国的附庸小国，用今天的俗话讲，绝对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先前，鲁桓公为了淡化自己上位的黑幕，先后拉拢郑国、齐国成为自己的盟友。他为郑国奉上的郑庄公觊觎已久的天子封地许地。这一刻，齐僖公、郑庄公造访纪国，显然是冲着靠近齐国的纪国土地而来的。
这是一个变乱的时代，想要在虚名上得到别人的认可，就要在实质上付出相应的代价。诸侯国之间，强大横行，相要以利，相倾以势，相尚以诈，相助以恶的丑陋面目，正在一点点显现。
当年夏，发生了三件大事：一是周天子派遣仍叔之子到鲁国聘问。至此，天子也开始打破先前“世禄不世卿”的传统，一些有权势的贵族，开始试图让自己的子弟继承自己所居官职背后的权力。周天子派遣仍叔之子到鲁国聘问，是周天子对此妥协的开端。二是陈人安葬了陈桓公，从此再也没有人关心“臣弑其君者”是谁了。三是郑、齐造访纪国之后，鲁国不得已启动了齐鲁边界的城防建设——加强修筑了祝丘城——以祝丘城城防建设的加强，预防齐国袭击纪国。
桓公五年秋，周天子组织诸侯国讨伐郑国。
卫州吁弑杀卫桓公，周天子不管不问。鲁公子翚弑杀鲁隐公，周天子不管不问。宋太宰华督弑杀送殇公，周天子不管不问。对于夺取天子卿士行政权后不再朝见自己的郑庄公，周天子此时要大张旗鼓地讨伐一番。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此时的周天子已经无力管理天下事了，相比较而言，他更关心自己眼前的苟且。
当年秋，鲁国举行了大规模的求雨活动——《春秋》记作“大雩”，不久，鲁国发生了蝗灾。
当年冬，州国公离开封地来到曹国。《左传》记载“度其国危，过我也”——州国公臆度自己的邦国将发生动乱，干脆脚底抹油，到曹国寻求政治避难来了，自此，不再回归州国。
自公子翚弑杀鲁隐公为桓公所默许——不予追究且有显贵任命，再加上周天子的自顾不暇，诸侯国君的得利默许，使得臣弑其君成为春秋时代的家常便饭。《史记》的作者司马迁统计，春秋之世，臣弑其君三十六。有学者研究表明，这个数字不止是三十六，很可能要达到四十四。
国君不是好当的，至少在春秋时期，国君是个高危行当，一不留神就会为乱臣贼子所弑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