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克的《人性中的善良天使》究竟讲了什么？

1.历史是在进步还是倒退？暴力因素在增加还是减少？这对人类来说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2.美国著名认知心理学家、科普作家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在其鸿篇巨著《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用一系列科学方法与数据表明，从古至今，人类历史上的暴力正逐渐减少，暴力程度减弱，个人之间暴力相向的情况也在降低。

3.本期「约书呀」，明白荣幸邀请到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徐英瑾老师领读《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为我们详细解读这本书所阐述的「暴力」概念的架构。

01.

暴力离我们越来越远？

美国学者哈罗德·伊罗生（Harold R. Isaacs）在观察二战以后世界所发生的各类冲突事件后悲观地认为，人类基于政治、宗教冲突下所追求的群体认同正在将世界逐渐撕裂，「姆庇之家」中的人们基于这种「认同」而引发难以化解的冲突与暴力，甚至对不同族群发起残酷的战争。

在伊罗生看来，世界各个族群之间已不存在达成某种共识的可能。但尽管这样，在他的代表作《群氓之族》结尾，伊罗生仍不无希望地说：

「人类彼此都满意的生活形态，仍然可能在新多元主义的权力体系中实现。面对各种背道而驰的事实，似乎一切都无力回天，但还有人相信，以更人性的方式处理人类事务，可能还是值得一赌，对的事情仍有可能发生，纵使——十分可能——是出于错的理由。」

不过，哈罗德·伊罗生所担忧的这一切，在斯蒂芬·平克（Steven A. Pinker）看来或许完全就是杞人忧天。在其鸿篇巨著《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平克用一系列科学方法与统计数据表明，从古至今，人类历史上的暴力正逐渐减少，暴力程度减弱，个人之间暴力相向的情况也在降低。

换句话说，伊罗生所期望的那种更人性的人类世界已悄然到来。

▲《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  ，作者：斯蒂芬·平克，译者：安雯

对于这本书的意义，徐英瑾老师指出，平克的独特之处在于站在科学家的角度，结合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两方面考察了暴力问题。用平克自己的话说，就是「对历史的因缘进行广义的科学解释」。

在书中，平克通过表明历史上暴力的确在减少以及进一步说明这种「减少」的原因是什么来试图证明，人类历史可以被看做是一部「暴力在减少」的历史。

那么首先，什么是暴力？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徐英瑾老师在领读中介绍到，早在平克之前，英国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认为暴力的来源有三个：「竞争、猜疑与荣誉」。

针对于此，霍布斯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利维坦」，即建立国家机器，把所有的暴力都上归到国家机器，由上至下，制止民间暴力的发生。

但是,徐老师同时指出，霍布斯的理论有一个问题，即「政府虽然可以解决麻烦，但是政府本身很可能就是个麻烦」。

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平克并没有探讨传统人文领域关于大政府小政府这些政治路线的斗争，而是对于霍布斯指出的暴力的三个来源给出了一种现代的解释。

从自然科学维度看，是大脑中的某些部位机制导致暴力行为；从人文社科维度看，是人性中有一些动机会促使人向恶，内在动机是「囚徒困境」所激起的权欲和报复心。

徐英瑾老师以二战日本偷袭珍珠港进行了解读；外在动机是意识形态对战争（或暴力）的鼓励。德国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的例子说明，人在集体中容易受到集体意识的裹挟，现代社会统治技术与古老的人类从众心理的古怪结合会导致严重恶果。正如平克所说：

「意识形态则是一个共享的信仰体系，通常具有某种乌托邦式的幻想，  而为了追求无限的善可以不择手段地使用暴力。」

▲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时发生的爆炸

当然，也有几种动力会促使人向善，平克借用林肯的话称之为「善良的天使」。至于实际上哪些动机会发挥作用，使人倾向于暴力还是倾向于互利与合作，则往往取决于外界环境因素的触发。这种因素往往是社会、经济、制度性的外在推力。

徐英瑾老师总结了平克关于人性善恶的四个外界因素，即利维坦国家、贸易、女性化以及运用理性。

首先，平克在书中指出，从古代到近代初期，某种「国家」形式的政治掌权者坐镇大局，加上一般生活方式的「文明化」，是促成暴力降低的两项主要历史动力。他称这个演变为「平靖进程」，并将其归功于中央政治权威，也就是国家政府治安、司法力量的提升。至于「国家」在减少暴力中发挥的作用，平克说：

「国家和司法垄断了武力的使用，进而化解掠夺性的攻击，抑制复仇的冲动，避免各方自以为是的自利式偏见。」

第二，经济基础从农业（土地）转向贸易的趋势，也间接制止了许多暴力。平克认为，商贸扩大了「共情圈」（互通语言、通婚等）和「利益圈」的范围，使得战争变成一件得不偿失的事，从而减少了暴力的发生。徐英瑾老师还以中国古代宋辽金元都在边境开设榷场这种互市市场进行了解释。与战争不同，商业是一个各方都可以是赢家的游戏，产品的交换和思想的交流使参与的人群越来越大，他人的生命因此更有价值，发生暴力与战争的代价也就变得越来越高。

第三，女性做政治家更倾向于减少或避免暴力行为，和平主义策略在女性做政治家的环境中更容易胜出。平克举例说，美国边疆的暴力问题一度非常明显，这种情况随着大量女性的到来得以改善。文化对女性的利益和价值越来越予以尊重，女性的价值成为了现代社会变迁中的新导向。由此，徐英瑾老师设想，男女性别比也与东汉时期频繁的暴力之间存在关联。

第四，印刷术的发展使书籍报刊普及流通、读者大幅增加，从而引发了人道主义革命。知识和理性在处理人类事务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识字率的上升、人口流动性和大众媒体都有助于人们换位到他人的视角去思考，扩大同情的范围，进而善待他人。

▲发现于敦煌莫高窟的雕版印刷《金刚经》

02.

暴力增多是错觉？

如果上述分析依然让我们不能完全信服「战争的暴力程度在下滑」这个论点的话，平克认为，这是因为我们在考虑暴力程度时容易犯两个错误，一是「忽视人口比例问题」，二是「近视眼效应」。

徐英瑾老师在领读中谈到，平克通过幂律分布进行统计后发现，在通过死亡人数来分析暴力程度的时候要先弄清楚的是，我们究竟是在多大的人口基数之上得出的数据结论。

比如，整个20世纪的人口基数要比古代大得多，因此，相比于一战二战，如果把古代战争的死亡人数按照当时人口比例放大，它的百分比会更加惊人。

▲油画《斯摩棱斯克会战》，阿弗亚诺夫·亚历山大（Averyanor Alexander ）作于1812，它描绘了欧洲古代战争的混乱与惨烈。

历史研究中的近视眼效应则是指，人们总是容易看到眼前的事，而对古代发生的事情不太敏感。徐英瑾老师在讲解中说这也叫「思维的捷径」，即我们在调取信息的时候，往往都是根据某些思维捷径来调取的。

通过对这两种人们常犯的错误的分析，平克进而指出，我们根据自己看到的现象脑补出来的规律可能是个误会。

在考虑历史中战争分布密度的时候，平克引入了一个统计学的原理，即「泊松分布」。它是指单位时间内随机事件发生次数的概率分布。一个自然事件发生次数的概率不是趋向于平均或均等，而是有高有低。

对此，徐英瑾老师用星空图和蝙蝠群居的例子表明，自然界的真实情况是有稀有疏的，符合泊松分布。而蝙蝠彼此之间的平均间距恰恰是智慧的设计，即为了控制私人领地而保持一段安全距离。徐英瑾老师解释说：

「如果我们看到战争的点簇在一定程度上朝某一个时空聚集，或者在某一个向度上聚集的话，我们可能会误以为这是某一种趋势的体现。但是在统计学家看来，这是一种自然的过程。相反如果是完全做得非常规整的，按照有规律的间隔出现的，倒有可能是一种额外的机制在起作用。」

因此平克指出，二战，用数学的语言讲就是「锯齿下划线上的一个孤立的分值」，并不意味着大趋势。而我们之所以总是感觉越是近现代越是无数暴力事件在我们身边发生，是因为在媒体的作用下，我们的认知常常将我们预设为相信自己生活在暴力时代。

除此之外，道德心理学中所提到的「同情」会产生移情作用，同时放大了危险感。因此，平克将暴力的发生不只是归因于社会制度，更多的是带入了人性与道德的思考。平克说：

「人性中的残暴，长久以来就是道德教化的对象。认识到某种力量能减弱人的残暴性，我们就能找出其中的因果关系。」

道德领袖们，或者说主流道德的制定者和捍卫者以及他们的活动，正是能够减弱这种残暴性的力量，因而对和平有着特殊的贡献。所以平克认为，解决暴力问题不应拘泥于社会制度，而更应该转向文教的推行。

03.

「暴力减少」背后的另一面

在领读末尾，徐英瑾老师也集中分享了自己的一些相关思考以及质疑。

针对平克这种西式「儒学」风格的论调，徐英瑾老师指出，这本书存在的问题，在于高估了启蒙主义对人性的重塑作用。因为平克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另外一个系统性的风险，就是「我们人类从来就没有像现在这样和如此丰富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且相伴而行了那么多年」。

我们之所以到现在还没有被核战争毁灭，到底是诉诸于我们人类的道德和理性，还是诉诸于我们人类的运气？

此外，徐英瑾老师还认为，平克这种「奥巴马时代」的历史乐观主义已经出现过时的风向。不同地域之间的仇恨和撕裂正在上升，我们所希望的通过全球贸易来改善人和人之间情感交流的美好希望，也正在慢慢黯淡。

最后，徐英瑾教授更进一步指出，人与人固有的偏见不会因为外在客观暴力的减少而消失，自然科学与信息通信技术的进步也并不必然能消除这种偏见。相反，信息科学技术正在强化小团体内部的「井蛙之见」，使得人类不同文化圈之间的固有隔阂之间产生了越来越大的缝隙。

因此，徐英瑾老师提醒我们思考，在了解了一种新的历史的理解和想象方式之后，是否应该进行更深的反思：用暴力减少作为度量「历史进步」的尺度，这本身是否也有缺陷？

台湾著名学者钱永祥先生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的导读中说：

「如果接受以「暴力下降」作为进步的量尺，就等于是在挑战习见的高调道德观，把道德关注的核心议题从「追求德行」下移到了「减少苦痛」，所谓「改善」并非指人类已进入某种崇高的道德境界，而只是减少使用暴力，减少个人所承受的苦难而已。」

尽管平克给我们提供了关于解释暴力机制的多种科学论证，但我们始终不应将「暴力下降」作为一个纯粹自然的、客观的历史现象，它毕竟是人文领域讨论多年并永远不会有答案的问题。

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只要不能保证未来一定不会发生战争与暴力，人们就有可能把未来发生的一切都归结为一个可以用科学解释的自然现象，一个「锯齿下划线上的孤立的分值」。

我们害怕或憧憬的不是战争或和平的大趋势，而是害怕缺失对战争与暴力为何发生的反思。

▲油画《朱迪斯砍下赫罗弗尼斯的头颅》，卡拉瓦乔（Caravaggio），约1598，在卡拉瓦乔的油画中，暴力一直占有重要位置

也就是说，站在科学家的角度，平克通过对暴力性质的定性，抹去了暴力的历史性因素，进而错把历史的纵向观当做历史的宏观，也因此缺乏历史的横向比较和对具体事件背后的反省。

正如这本书出版之后所引发的各种讨论与批评所表明的那样，平克的宏观历史所忽略的正好是真正宏观的制度性暴力，使得他眼中的历史趋势与道德进步，其实只触及了历史的表层现象，并没有掌握到历史的真实。

04.

暴力能否被终结？

平克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的前言中说：

「与其追问『为什么会有战争?』，也可以多问问『为什么会有和平?』。我们不仅可以穷究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也可以探讨我们还做对了什么。因为有些事情我们确实做对了，那么最好能搞清楚这些做对的事情究竟是什么。」

但我们应该清楚，历史中的对和错不是一个对等的关系。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有限的过去和无限的未来，所以要想知道我们以前做错了什么，只需回过头看看即可。

但是，未来的对错又岂是过去已经揭示的那些，暴力永远会变换出新的形式重新降临，永远需要我们去警惕、反思、抗议。而战争更是自古就伴随在人类左右，正如柏拉图所言，「只有死者才能看到战争终结」。

▲斯蒂芬·平克（Steven A. Pinker）

所以，与其说这本书的目的是提出一种新的历史观与道德观，去挑战现代人对「历史」与「道德」的理解及想象方式。倒不如说，作者是用一种乐观主义的精神教导我们反思，如何维护现有的珍贵的和平，并在这样的反思中把眼光放得更为长远。

不断追索「暴力」含义，不断加深对人类「苦痛」的理解，才能更多地减少暴力的发生。正如平克在这本书结尾时所言：

「当我们的行星按照引力的既定法则继续运行的时候，人类也在想方设法降低暴力的死伤数量，让越来越多的同胞能够在和平中生活，在和平中寿终。面对我们生活中的无数忧患，面对这个世界上继续存在的重重灾难，暴力的下降是一个我们可以仔细品味的成就；它让我们更加珍惜文明和启蒙的力量，因为是它们，让暴力的下降成为可能。」■

一张图读明白徐英瑾老师如何领读斯蒂芬·平克的《人性中的善良天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