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法则的确立：从西方的“欲望和利益之辩”到天朝的“义利之辩”

现代国家基本上都有一个共同的法则——资本法则，即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扩大，国家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这一法则是人们和过去传统思想妥协的结果。这一法则的演变过程，或者说人们对这一理念的接受过程在中西方不尽相同，而这可能是造成今天西方个人利益之上和我中华集体利益之上区别的原因之一。

图 | 网络

01 西方的“利益和欲望之辩”

相比于中国的世俗化，西方的宗教化始终更胜一筹。古代的西方，宗教在人们心中极为重要。而宗教的教义基本都倡导大众节欲、苦修，以赎取其在人间所犯的各种罪孽。这就引出了“利益和欲望之辩”，显然古代西方的主流观念是减少欲望（在人们的观念中，欲望基本都是不好的），鄙视唯利是图的个人功利主义。后来随着文艺复兴、宗教运动、世俗化国家的建立，人们开始追求个人权力、个人自由和个人财富积累。但是人们心中对于奢侈浪费、贪恋女色等物欲和淫欲还是极度厌恶，人们担心个人财富过多时这些欲念还是会出现。个人追求富裕，国家追求富强，但人们得给自己一个理由来说服自己追求利益好于追求别的各种欲念。

于是，西方的道德学家和哲学家等知识份子提出一种理念：用一种对社会相对来说中性的欲望来代替其他更具危险性和更具破坏性的其他欲望。随着这种理念的普及，人们就渐渐接受了用追求个人利益这个相对来说破坏性不大的欲望代替其他坏的欲望。慢慢的，人们认为追求个人利益是可以使社会风俗、社会道德都变的更好的。但这个前提是有一个公平的社会规则，给每一个人提供公平的机会。这样，重商主义、资本主义的发展造就的商业文明就有了社会价值方面的根据。当然后来的西方知识分子进一步论证了商业的社会价值，比如孟德斯鸠所言：“哪里有商业，哪里就有善良的风俗。”公认的西方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认为：个人通过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可以带来集体利益、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当然这也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要有一个公平的市场规则。

西方的这些思想、理念发展到今天就是极为推崇个人权利、个人利益之上和“看不见的手”。

现实告诉我们用追求个人利益的欲望代替其他更糟糕的欲望可能还得依靠个人修养、社会规则来帮忙。各种慈善组织、爱心捐助说明个人获得巨大利益后可能去帮助穷人造福社会。但是一些富商大贾利用金钱和权力来做一些危害社会的事却大大出乎先贤所想。例如，性侵多是一些利益既得者，伟大的me too运动就说明追求个人利益的后果可能并不能代替其他更坏的欲望。而20世纪90年代的大危机以及企业垄断等事实已经说明“看不见的手”不是万能的。

02 天朝的“义利之辩”

古代中国提倡“德重于才”、“义大于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理念。可见，对于个人而言，在“义和利”之间，传统观念显然认为“义重于利”。而对于国家，统治者则希望国富民强。可见，对于“公共利益”，社会主流观念也不排斥。而且，中国古代社会，某种意义上个人报效国家，辅佐君主使得国富民强，就是个人的一种“义”的行为。

可见，中国的传统观念，抑制追求个人利益，但是提倡个人为国家服务来取得公共利益，达到国家富强。从而也有了治理国家理念中的“重农抑商”的传统。这种传统除在宋朝有所弱化之外，一直延续到清朝末期。

清朝末年，外国侵略者入侵我国，强迫签订不平等条约，索要大量赔款，强取我国海关管理权。同时外国侵略者将发展商业才能富国富民的理念带入中国。我国统治者一方面因为原来依靠农业所得财政收入无法满足抵御外敌的花费和败仗之后的赔款，一方面认识到了发展工商业才能求富求强，避免亡国灭种，所以开始重视工商业带来的税收。但是要想从工商业获得大量税收，就必须培养税源，鼓励私人经营工商业，这不符合传统义大于利观念，可能使得大众唯利是图，见利忘义。

于是，知识分子发展出这样一种理念：国家鼓励个人发展工商业、追求个人利益是为了培养税源获取财政收入，以筹措军费抵御外敌以保卫家国。所以，从本质上来看，这种理念鼓励追求个人利益最终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奢靡浪费，而是为了国家，为了公共利益。在这种观念影响下，那时候创办的企业多是政府所有，比如洋务运动时期的船、矿等产业都是政府主导。而且，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直到现在，和西方相比，我们国家是公共利益之上。

03 无所谓高下

现在，资本法则事实上已经成为现代国家的基本规则。但是，由于因不同的观念发展而来，其发展到今天造成的后果有一定差别。而可能正是这种差别才产生了对比，从而相互借鉴、相互影响而发展出新的理念，以促进社会进步。所以，有时候两种理念无所谓对错、无所谓高下，不会有完美的设计，时间会使它们的缺陷逐渐暴露，只能不断各自修正，以达到更好的设计。

注：此文因阅读《中国财政史十六讲》所感而写。所以很多逻辑推理源自书本，但不全是，其中也有作者自己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