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愚回忆录（五十）

闲话少说，书归正传，现在回到本节的正题。

前文提到1969年在配件厂刮起批于水河运动，骤然间配件厂上空黑云密布，寒风骤起，真是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恐怖的气氛笼罩一切，大多数人敢怒而不敢言。工厂生产形势急转直下，冷冷清清，一片萧条。就在这一冷酷的形势下，人人自保，不敢乱说话，更不敢说出与高韩观点相反的语言。

此时，这位城市姑娘竟敢冒天下之大不讳，贴出一张为于水河鸣不平的大字报。令绝大多数人对她刮目相看。

为此事韩振江在全厂职工大会上进行了和风细雨的批评，因为这是一位漂亮的姑娘写的为于水河叫好的大字报，韩的批评十分温顺，善言相劝。

当时文革办李连仲说，这就是✘✘✘，如果是别人，韩一定会雷霆大怒，进行批判。如果此人历史上有污点或者家庭出身不好，就会关进牛棚接受批斗。这话现在看来似乎是笑谈，但那时就是这样，因为当时社会没有法治和人权。

一九六八年的反对二月逆流学的学习班，我与这位北京姑娘认识了，彼此产生爱慕之情。

记得有一次她回北京探亲刚回到工厂，就跑到我的办公室。见面时热情地同我握手，这是我第一次同女孩子握手，并送给我一枚毛主席像章。

后来我下放到粮店卖粮，住在粮店办公室。她又时不时的到我住处借书，但每次借到书就走，从没坐下来闲谈。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我鼓足勇气给她写了一封信，但信中也没有要求与她交朋友的语言。信写完后没有勇气交给她。

这封信放在我床头上一本书里好长时间，内心里矛盾反复斗争。一是想到自己家里穷，怕城里女孩子吃不了苦；二是章袁的话不时在耳边响起，最后还是忍痛把信烧掉了。

当我们都进入花甲之年后，一次偶然交谈中，她告诉我，年轻时主要看重我聪明，如果与我结婚，将来有小孩也会很聪明。

我是1944年出生，1947年家乡解放了，斗地主分田地。这年冬天一个深夜，家中突然来了三个陌生人，是村里翻身会的干部。是本屯一位姓吴的人带到我家住宿的。

当时我家六口人挤在一间小西厢房，来客人了，妈妈带着姐姐去奶奶屋那住，当时我看到家里来了三个陌生人，心里很害怕，哭着要跟妈妈去奶奶房那睡。

父亲是一位没见过世面的农民，看到孩子不听话，就在我头上用力打了几大巴掌，我被打后哭着睡了。可是第二天起来后，左眼的黑眼球不见了，造成我左眼斜视，终身残疾。

限于当时的医疗条件所限，更主要的是家中孩子多，又有谁去想给孩子送医院治呢。

本来我家那个仅有六户人家的小山沟。从小没出过门，没有见过世面。八九岁时跟大人到距我家十里地大王杖子供销社，手中有个人平时捡废品卖的几角钱，可是由于不敢说话，什么东西也没买。

在学校读书时，从来不敢同女同学说话。读初中时由于我的学习成绩优秀，也有的女同学对我有好感而，以目传情。可我认为现在的任务是学习，只要学习好，将来考上学，有个好工作自然，什么都会有的。

俗语说:将军难过美人关。我虽然只是一个小人物。但到小伙子时，偶尔见到一位靓丽的姑娘，为之心动，产生爱慕之情，这也可能是人皆有之，但我没有勇气表白。

1964年春节过后，我到朝阳农校报到。因为父亲手中无钱，后来从三叔那里借十元钱，所以当我来到学校报到时以晚了两天，绝大多数同学已经到校了。

当我正在办理入学手续时，又有一位姑娘也刚报到。这是一位十分靓丽的姑娘，让人眼睛为之一亮，心跳加快。

她是一位衣着朴素又十分得体，时髦又不奢华的女生。一米六五左右的身高，苗条均匀的身材，短发，白净文静的瓜子，一双闪闪发光的眼睛，是那么炯炯有神有神，又显得十分温柔可爱。高高的鼻梁下的嘴唇微微一笑，又是那么迷人，让所有的男孩子为之心动，这位女同学是当时朝阳农校二百余名女生中的佼佼者，要称校花，非她莫属。

1966年底，红卫兵大串联结束了。应届毕业的同学们都在为自己的工作奔波。

此时，辽宁省农业厅办的四所农校的应届毕业生都齐聚沈阳农业厅造反。要求改变社来社去的办学政策，和全省其他中专学校毕业生一视同仁，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

当时我清醒的认识到这条路行不通。因为各级政府已被造反派夺权，一片混乱，不可能有人管这件事。因此另开门路，先后到省农业厅、国务院安置办，办理了去黑龙江边疆参加工作信函。

当我从北京返回学校时，去沈阳造反的同学还没回来。因此，我决定先回老家呆几天，估计春节前夕同学们该返回学校时，再返回学校，多带些同学去黑龙江。当然还要问一下那位漂亮的女同学是否愿意去黑龙江。

可是天有不测之风云，我回到老家第二天，一件意外的事发生了。我的小妹为自己做鞋春节穿，把三婶小妹霞的左眼碰伤了。为此我急忙带霞去北京，为霞医眼伤。

当时姐夫李玉琢在北京七机部工作，此时姐姐也在北京，当把霞的眼睛在北京同仁医院做了手术，返回老家那天，已是大年三十除夕日。原计划泡汤了。

那时中国通讯落后，无法同任何人联系。春节过后正月初五，我们已约好的十几名到朝阳农校集合去黑龙江时，其他同学还在自己家呢。

一九六七年三月一日，我们朝阳农校十三名同学到配件厂参加工作之后，我冒昧的给那位女同学写一封信。当收到那位女同学的回信，用第一句话形容【真是喜从天降】！

当时心里喜悦之情难以言表。我们只是互相通了四五封信，因为当时我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帮助她来北大荒参加工作，所以就结束了通信。

后来我做了一个美丽的梦，梦见在一个遍地金黄的秋季，那位女同学张开双臂向我跑来，当她快要到到达我面前时，突然间我们之间出现一个高高的土坎，我在上面伸手去拉她，她在下面伸手，可是谁也没碰到对方的手，突然醒来发现却只是一个空梦。

1967年我们在配件厂参加工作之后，辽宁省农业厅办的农校应届毕业工作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同学们都回到学校闹革命。

后来我们到黑龙江参加工作的消息被锦州农校知道了，锦州农校迅速派老师到达佳木斯东北农垦总局向组织部商谈，东总接收锦州农校应届毕业生50人，分到852农场。

因为锦州农校是派干部来商谈的，人家懂得到东总找的是组织部，所以是按中专毕业生干部接收的，他们到852农场一切是按中专毕业生政策参加工作。不像我们青年学生到佳木斯东总找的是职工处，结果我们是按知青接收，并按知青政策参加工作。后来为工作工资走了那么多弯路。

朝阳农校我的同届毕业生四个班200名同学，在学校闹了一年革命，工作问题得不到解决。1967年冬季，学校李志祥老师和我班的张志权到东总来商谈，但没有协商成。

东总没有接收，后来我们那届同学来自阜新、彰武、北票、朝阳、建平、建昌、凌源、喀左八个县的学生，只有朝阳县下个文件，朝阳县的学生基本全部分配工作，大部分到教育和商业战线，其余七个县的同学大部分没有找到工作，当一辈子农民。当然也有极少数人有社会关系，找到工作了。

我在朝阳农校读书期间，积极要求入团。班里的团支部书记是一名女同学，这位团支部书记虽然没有校花那样亮丽，但在全校女生当中也是一名佼佼者。一米六左右身材，白白的面容清秀可爱，大大的眼睛又是那么黑又亮。

为培养我入团，她常常找我谈话，鼓励我好好表现，争取早日加入团组织。每次谈心都找一个安静的地点谈话，漫无边际没有中心内容。

那时在学校入团也是艰难的事。三年间，我们班只发展两个人入团，另一人叫王海洋。

在我们快要毕业的前夕，我给这位团支书写了一封信，信中并没有向她求爱的言词，但这个人内心叫人猜不透，也不会办事，你对我没有好感，为什么借发展我入团为由常常找我谈心呢。

退一步说你对我的信不同意，把信退给我就完事了，为什么还把信交给班主任佟老师？为此事佟老师找我谈话，批评我。为这件事让我又做了一件不应该做的事。

这件事是在文革初期，我去东北串联后回校，我班穆海平同学急忙找我说:别的班同学都把班主任老师游街了。我班就等我回来做决定。我同意了他的要求。穆海平找了几名同学到佟老师家，把佟老师抓出来进行了游街。

这一行动我并没有亲自参加。后来1987年春节期间，我回到朝阳农校向佟老师道歉说:对不起佟老师。佟老师说当时所有的班主任都被游街了，你们年轻，跟形势，也不能全怪你们。这是题外话。

1967年春节过后，我们到北大荒参加工作后，这位团支部书记工作没有着落。给同我一起到配件厂工作的张静华写信，让张同我说也要到北大荒参加工作。对此我什么话也没说，心想何必当初呢。

人生苦短，挥手之间，三十八年真是弹指间呢。2002年，我到广西北海安度晚年，通过可靠的渠道得知，这位团支书毕业后一直没有找到工作，到铁岭一个小县城找对象，当了一辈子家庭主妇。

再说一下文革对青年男女恋爱婚姻的影响。

文革初期，由于个人对单位的人和事认识观点不一致，形成两派对立的群众组织。有的在热恋中的青年男女分别站到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那时真是派性高于一切，两人针锋相对的争论一番，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只好结束恋爱关系。也有夫妻两人站在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闹得一个家庭争吵不断。

两派对立的群众组织，是一道无形的墙，把暗恋的年轻人天各一方。我有一个朋友暗中爱上一个才华出众的姑娘，由于他同那位才女的亲属是两派组织的头头，迫于当时政治形势的压力，他无法向那位姑娘表白。后来由于一场政治风波，姑娘的亲属含冤入狱，迫于无形的政治压力，致使他们全家只好离开工作单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平反冤假错案。被错误地打成反革命那个人获得平反纠正，回原单位工作。两个人才互相了解，成好朋友。此人能言善变，文笔也不错，性格耿直，是个爱打抱不平的好人。但由于做人不低调，一生曲折，身体透支，过早的去世了。

文革中影响青年恋爱婚姻的另一个因素:当时毛主席提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加之林副主席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文革中解放军支左。

媒体大力宣传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的口号响彻祖国大地。在这样大的历史背景下，那时姑娘们选偶的第一目标就是解放军或者转业兵。

当时二机厂接来十几名转业兵，这些人到厂后红极一时，成了一些姑娘们争抢的对象。有几位女知青也抢到了转业兵。这批人到厂极为受重视，有的人直接分到厂机关工作，分到车间的也是好工种，没有一人分到铸造车间。还有两人分到厂职工医院，送出培训一段时间，回厂做医生。

还有一个经济政策因素。当时知青统统挣32元钱，但在部队当三年兵转业到企业，就定为二级工，月薪38.6元，当兵八年就是三级工，月工资45.2元。经济决定政治，这是不能否定的事实。

正因如此，这批转业兵在二机厂找到的对象一个比一个靓丽动人，当时二机厂的厂花非他们的妻子莫属。

记得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在一次红管局会议上，管局纪委副书记王崇民在讨论会上说，现在二机厂困难了，当年是多么红火，我们兴隆最漂亮的姑娘都嫁到二机厂去了。

到1997年之后，社会上流传着金融和银行年年盖楼住新房的时代。一些姑娘又纷纷到银行去找对象了。

写到此，我突然想到，为什么中国历史上那些追求爱情至上的神话故事如:天仙配，牛郎织女等等这些艺术作品可以久经不衰，永葆生命力。答案是人们很难脱离世俗观念的束缚，追求爱情至上的观念，永远是人们追求的理想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