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不合就暴走：愤怒出诗人，控制不住脾气却不是好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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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说的主人公叫郁达夫，中国现代作家。

1927年1月的一天，郁达夫在朋友孙百刚的家庭聚会上遇到了王映霞——19岁的杭州第一美女。当时有“天下女子数苏杭，苏杭女子数映霞”的说法。

看到郁达夫推门而入，穿着淡绿色旗袍的王映霞起身，她知道来人是写过《沉沦》，轰动文坛的郁达夫。

就说：“我看过你的书。”

此时郁达夫也觉得眼前一亮，对眼前的女子一见钟情。

据孙百刚说，郁达夫本来挺抠门的，每次坐黄包车都要跟车夫砍价。而认识王映霞以后，突然变得大方起来。

他请大家吃饭，吃完饭看电影，看完电影喝咖啡，喝完咖啡又请吃晚饭。

孙百刚已经觉察出来了：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我这个朋友大概是看上这个未婚女子了。可是郁达夫此时还有家室，这可怎么办呐？

想来想去，在他们二人认识的第二天，孙百刚瞒着郁达夫把王映霞送回杭州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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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映霞前脚刚从上海回到杭州，郁达夫就追了过去。

而一月的杭州，刚好下了一场大雪。郁达夫打着一把伞在雪中站了三个小时等在王映霞楼下，妥妥的琼瑶故事情节嘛！

同年6月，两人举办婚礼。柳亚子赠诗祝贺，一句“富春江上神仙侣”更是广为传颂，他们二人成为当时自由恋爱，自主婚姻的明星式人物。

而才华横溢的郁达夫把追王映霞的过程写了一本书叫做《日记九种》，这本书内容通俗，有大量的郁达夫和王映霞恋爱的细节，也就是“出卖隐私”。

出版时他们刚刚结婚，王映霞非常生气。

然而正是这种很对年轻人胃口的“日记”，这本书卖了三万册，挣了不小的一笔，比郁达夫当教师的收入多多了，王映霞想到这一层也没有很生气了。

这笔钱维持他们的新家绰绰有余，足以让他们过上上等人的生活，王映霞当时逢人就说：“我们家伙食比鲁迅家还好。”

王映霞收发稿费、收发信件、家庭支出，不仅是女主人，也是“经纪人”。郁达夫那种邋遢的作家生活被打理得井井有条。

然而郁达夫根本不在意这些琐碎的生活细节，他经常头发不梳、胡须不刮、衣服不换、皮鞋不擦，甚至十天半个月不洗澡。面对王映霞的催促，两个人经常闹到剑拔弩张的地步。

郁达夫还经常喝得烂醉如泥，甚至因为王映霞的干涉，索性离家出走，酩酊大醉的郁达夫躺在黄浦江的码头上，身上的钱包和手表全被小偷摸走了。

1930年郁达夫被国民党列入通缉的名单里，王映霞担心他的安危又劝他不要喝酒，结果郁达夫又离家出走了。他不仅带走了一张500元的定期存单，还回富阳老家找原配生活了一个星期。

王映霞特别生气，想要惩罚郁达夫。她写信把家中长辈请来，以怕郁达夫始乱终弃为由，让郁达夫签署了“版权赠与书”，把版权给王映霞，名曰“留条后路”。

这场家庭风波似乎平静了下来，但是郁达夫心中已经留下阴影，他以为王映霞太看重金钱和物质，徒有美丽的外表，其实庸俗不堪。

1931年的上海，到处弥漫着白色恐怖，郁达夫精神高度紧张。王映霞提议，到杭州生活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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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秋，郁达夫想要建造一个大房子，他预想的是一个中西结合的大房子，不仅有卧房，还有书房、库房。他想要一个读书、存书、写书的地方。

他亲自设计，并且命名为的“风雨茅庐”，他希望这是可以躲避乱世的“桃源之所”。

然而“风雨茅庐”却不能给夫妻关系遮风挡雨。

在杭州，郁达夫主要就是读书、写作、会友，这种平静的日子没过太久。

喜欢热闹的王映霞把这所大房子改装成了太太客厅，她以名作家夫人的身份周旋于名流权贵之间。而郁达夫最不愿意的就是跟当官的打交道。

随后的11月郁达夫远赴福州去任职，积极宣传抗日救国。正在郁达夫忙于工作时，却听说杭州的（许绍棣）许厅长新近借得了一位夫人。

这种风言风语他起初没有意识到说的是王映霞，而随着谣传越来越多，甚至有朋友跟他挑明。

巧的是，此时郁达夫抽到了一只签，签上有句诗叫做“鸣鸠已占凤凰巢”，他终于确定王映霞红杏出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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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日寇全面侵华，为了挽回婚姻，也为了更好的到前线做工作，郁达夫应郭沫若邀请，接一家人到武汉。

没过多久，郁达夫在家中发现许绍棣给王映霞的三封情书，这次他的暴脾气再也忍不了了。

他开始写文章大骂王映霞， 甚至把三封情书翻印出来，甚至当做明信片一样发给朋友们说，“看看，这就是打官司的证据。”这种“公开家丑”的报复手段，让原先同情他的朋友们都觉得这样过分了。

最终在朋友的劝阻下，两个人各让一步。并且各自登了启事，表示重新生活。

这两则启事，让郁达夫家里的私事成为轰动武汉三镇的重要文化新闻。

1838年10月，武汉失守，郁达夫临危受命，又到福州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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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月以后，王映霞带着孩子和郁达夫团聚。此时郁达夫已经接受了新加坡《星洲日报》的邀请，准备前往新加坡参加抗日宣传工作。

王映霞提出一个条件：你需保证对以前的事只字不提。

郁达夫很爽快地答应了，说：“我当然不是念旧恶的人。”就这样，王映霞匆匆跟随丈夫到了新加坡。

在新加坡，郁达夫翻译文章、办报纸。夫妻俩虽然频繁同时出现在交际场合，在家里却相顾无言。

然而，有一天，家里宾朋满座，不知郁达夫是不是故意，借着酒劲儿把王映霞在杭州的好事一股脑当着大家的面又说了一遍。

如此不顾契约，他觉得还不足以泄愤，他还要把事情进一步闹大，在1939年3月5 日在《大风》杂志发表了《毁家诗纪》。

这其中详细收录了他在1936年到1938年间写的19首旧体诗，毫无保留地暴露了他和王映霞婚姻触礁的内幕，包括王映霞红杏出墙的种种事迹。

离家三日是元宵， 灯火高楼夜寂寥。转眼榕城春欲暮， 杜鹃声里过花朝。

扰攘中原苦未休， 安危运系小瀛洲。诸娘不改唐装束， 父老犹思汉冕旒。

忽报秦关悬赤帜， 独愁大劫到清流。景升儿子终豚犬， 帝豫当年亦姓刘。

……

王映霞看到后，大发雷霆。王映霞也不是吃素的，写文回应，骂了回去，第二篇答辩文署名为“永远都不肯吃亏的映霞”。

这对当时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妇女来说无疑是大快人心的。

一次又一次，每次家事都闹得沸沸扬扬。这可当真是“愤怒出诗人”，然而也很伤人。日子显然过不下去了，小家彻底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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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作品都是写自己内心深处的呐喊，如《沉沦》一样自剖式的撕开自己，这一点，至今无人能及。

如果说琼瑶剧中有“咆哮式”的表演，郁达夫就是在文字中“咆哮”。一言不合，就把内心的苦闷写出来才得以平静。

然而这种性格放在生活中，当真是处理不好夫妻感情的。

郁达夫无疑是个好作家，但不是好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