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门前的大缸

母亲门前的大缸

母亲门前，靠路西边的柴堆旁摆着两口大缸，能装三担水的那种。缸里是母亲不知道哪年开始种植的几株荷，初夏时节，清秀圆润的杆子，碧如珠盘的叶子，让人联想起“接天连地无穷碧”的意境来。

我的注意力在缸身上，其中有口是水缸，我是从它下面，一圈圈至今仍没有被岁月的风雨冲洗干净的痕迹上，认出来的。就像我就是农民，骨子里的那种俗气，时光再久也无法抹去一样。

和它们陌生了二十多年，我以为它们在我的世界中消失了。没有想到曾经的“家当”被暴在岁月的风尘里，好在，有几株荷陪伴着它们，还有菏花不时的点缀着它们。

缸是普通的陶制品，周边的镇上却买不到。儿时见过卖缸的，他们来自枞阳那边的“大缸窑”，划着船来的，满满一船大缸小钵，坛坛罐罐。船在江边靠好后几个汉子也就上岸了，修长的扁担挑着两口缸，像挑着两座小山，颠悠在乡间的小道上，进村就歇下担子，扯着喉咙叫“缸买伐，卖缸啰”，还不时的用碎陶敲在缸的沿口上，“铛铛”响。

家里以前有三口这样的大缸，除了一口做水缸外，其它两只唤作米缸。水缸是名副其实的，米缸就是叫叫好听罢了。

大缸在前面墩子的老屋里呆了几十年，比我的年龄还大。我记得最早的应该也是水缸。儿时母亲怕我们被开水烫着，篾壳水瓶都要摆到大桌里边的茶（条）几上，我怎么跳也够不着，口干时一着急就到锅屋里去了，水缸就在门边，再往里走几步就是土灶。锅屋不高，贴着正屋搭的一个披，显得暗淡，潮湿。但我熟悉得很，我知道灶台上面有锅盖，和水缸盖一样用木料做的，我只掀开缸盖，拿起葫芦瓢，“咕嘟咕嘟”半瓢水就下了肚，带上那用毛竹片钉成的门，转身，能听到水撞击胃壁的咕咚声。

米缸是放在母亲房间里的。每当肚子饿了的时候，我总是偷偷地溜进去，掀开缸盖，摸摸里面大大小小的布袋，塑料袋，再扭开小铁箱的盖子。我从来不摸缸下面，我知道下面是玉米或者是麦子，缸里没有装过米，米都放在靠墙那半缸盖的铁箱里。

童年时光除了玩以外就是好吃，这是天性。除了三四月里能摸到些“六谷泡”（炒玉米），炒蚕豆，秋天偶尔有爆米花外，大多数的时间里都是一无所获。但这丝毫阻挡不了我“也许会有什么”的侥幸心理。

现在的孩子不会有那样的经历，那样的心理，也许他们会讥笑我们的童年。不清楚他们从哪里来的资本，往往拿着“不吃”来要挟他们的父母。他们不知道父辈的爱其实多大的缸也装不下的。

我读五年级时，个子仍旧不高但也长了些力气。夏天看到差不多大的孩子傍晚去挑水，也就起哄般挑着大水桶跟在他们一起，有的大人就好笑，肯定是想洗冷水澡了，还没水桶高就去挑水。可我确实是去挑水的，父母要去挣工分，家里水缸里水真的快见底了。满桶水挑不动挑半桶，跌跌撞撞的，水在桶里蹦蹦跳跳地笑话我，还有肩上的扁担也不听话地扭来扭去，我的双手得使劲地按住它。还有幸运的事是水缸埋下去三分之一，不然就算挑回家也倒不进去。水缸能装三担水，我就得跑四五趟，当然最后一趟身上是水淋淋的。

让我没想到的是，老大分家时为了争一口大缸和父母争吵了几天，后来他们搬出了老屋，到村里的老加工厂里住了。到我婚后分家时，分到了三间老屋的一半，搭间锅屋。父母当时承包着村里的养殖场，和弟弟都住场里。其实这些缸，屋里的坛坛罐罐都成了我的“家产”。两年的农村生活，我才明白父辈的不易。因为我的米缸不仅没有米，连麦子玉米都没有装过，勉强收上来的杂粮连小罐也装不满。米缸占据了空间成为多余的摆件。

我终于也没有要这些“摆件”。婚后第三年一把锁锁上大门，逃离了村庄。没几年的功夫，老屋终于在风雨的抽打之下轰然倒塌，里面的桌椅板凳，缸坛钵罐连同屋前屋后的小树场地一起封存在记忆的尘埃里。

再次见到它们是二十多年后。父亲是二0一七年的初冬去世的，我们安排好了一切，准备返城。在门前的一个不起眼的地方我看到了这两口缸，缸的外表曾经发亮的釉光已经暗淡，像上了年纪老人的眼，浑身布满了灰尘，有口缸的缸沿还箍了一道粗粗的铁丝。而缸里的荷也已枯萎，叶子像一把收起来的破伞，在寒风中瑟瑟抖动。

母亲说，屋倒塌后你哥在老屋基上造了房子。清理场地的时候，我见水缸还好好的，米缸碎了一口，这一口有道命，用铁丝绑扎了。和你大（父亲）抬了两趟，买的时候花十几块钱呢，舍不得扔，家里又没地方放，就摆在这里，不占地方还能种藕，有时买了鲫鱼回来，多了也在缸里养几天。缸下面有藕，每年过年吃的藕都是在泥里摸出来的，摸不干净，留几节开春它们又会长出嫩苗来。

望着母亲花白的头发，我觉得冥冥之中一个很远的地方依旧有口水缸，我肩上挑着满满的两桶水晃悠晃悠地一直向前。

母亲门前的大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