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传略019】文治武攻平匪患 传学讲论为修心（2）

王阳明经过玉山时，玉山县学教谕薛俊便携生员夏浚（字惟明，号月川，玉山人）一起来拜王阳明为师，问行己之要，王阳明让薛俊自己先谈体会。薛俊说：“凡事依理而行，不敢逾越。”王阳明指点道：“如此，理与行还是两件事，应该力求无私而行。”

薛俊（字尚哲、尚节，号靖轩，揭阳人）为薛侃之兄，薛侃归省期间曾向兄长讲授阳明心学之要，薛俊从此折服王阳明。

正德十一年十二月，王阳明途径饶州府。

余祐携自己的《性论》及其朋友们的序文前来与阳明论学。

余佑，字子积，号訒斋，鄱阳人，与王阳明同年进士，他是程朱理学的忠实信徒。

当年王阳明出《朱子晚年定论》，余佑便反驳说：

朱熹的心性学说，一生中有三次转变。陆象山记载的朱熹相关言论（此处盖指《朱子晚年定论中引用的朱熹写给陆象山的信》），是朱熹年轻时候的观点，朱熹受学李侗之后，已经认识到自己的偏失；后来朱熹前往岳麓书院与张栻会讲两月，基本接受了张栻“知行并发”的观点；朱熹晚年改定已发未发之论，然后体用不偏，动静交致其力。

余祐认为王阳明把朱熹少年未定之见，说成了晚年定见。

正德十年，余祐任徐州兵备副使期间，遭人中伤入狱，在狱中作成数十万言《性论》三卷，认为人性是天理与气血融合的产物，性不是气，也不是理。人之气血千差万别，而天理浑然为一，人性有善有恶，正是因为性是气和理共同作用的结果。

余祐的这一论断，显然与程朱理学不合，也与他的老师胡居仁（字叔心，号敬斋）的意见相左，因此遭到了同一战线的魏校、夏尚朴的批评。但他的这一观点却与王阳明心即理的主张针锋相对。

王阳明没有时间阅读《性论》全文，他看了各种序文后指出，余祐认为性居乎理气之间，大概是想与孔子之“性相近”之论保持一致，但他的观点自己却不能同意。

王阳明指出，把天理分析得越精确，越难用语言表达出来，立论越多，谬误也越多。孔子所谓“性相近，习相远”，是相互发明的，这一点程朱先贤已经解释得非常清楚了。

治学的关键还是要“自得”，自然循理尽性，遇到觉得不兼容的地方，正是用功的所在，这就是穷理应该做的事。

若凭空讲论，不能把天理论述精当，则不免支离破碎，与天道不合；若极力想把道理说清楚，便失了温厚宽裕之气，因而往往词不达意，偏离天理，这个毛病连张载先生也未能幸免。

王阳明希望余祐兄从心上用功，深入体会、存养天理，坚持不懈，自然会条达通畅。

余祐有固执己见的毛病，常与论辩对手发生言语冲突。魏校曾批评余祐沉不住气，用语言竭力攻击对方，像吵架一样，希望他能够“虚心平气，以舜之好问而好察迩言，顔子之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为法”。夏尚朴也抱怨余祐说，你连魏校和王道的话也听不进，我的意见，你自然不会在意。

针对余祐这样的性格，王阳明也只能直言不讳了，最后王阳明也把自己的《论性》一书送了一本给余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