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我是女权主义者

一、买房

01

我把父母与大哥之间的僵局解开了，自己与父母的关系却每况愈下。我早有预感，自己与父母之间的和谐是一种短暂的假象，因为我们双方从来没有真正的改变过，他们重男轻女的思想根深蒂固，而我作为他们的敌对者永远处于戒备状态。

矛盾爆发在老房子事件上。老房子是父母的一块心病，虽然权属归于他们，但在二十年前分家的时候有过分歧，大哥和父母怄气，执意要房子，父母不愿意给，可是，分给任何一个儿子都不公正，事情就僵持在这儿，问题就此搁置了起来。

老房子里杂草丛生，地基里长出榆树，没人打理。我看到老房子荒芜一片，就想把家庭里的这个历史遗留问题解决掉。

在我的农村老家，有个约定俗成的老规矩，即父母的房子只有给儿子的份，没有给女儿的份。我想，如果我购买房子，这事就通了。首先，大哥一定不会和我争抢，其他兄弟们也不会说什么，更重要的是既保住了地基，又能让父母挣到了卖房的钱。我将来把老房子改建一下作为公共场所，父母可以偶尔回到村子里居住，姐妹们回家也有个落脚之处，没有田宅的二哥退休了也可以回去住。这是一件一举多得的好事情。

我把这个想法和父母坦白，反复强调是购买不是继承，他们听了觉得方案可行，便同意了。以我对父母的了解，他们重男轻女的思想一旦复苏，就会反悔这件事，因为在村里，也没有女性购房这样的先例。所以，我决定快刀斩乱麻，快速办理买房手续。为了不留后患，我带着父母到村里开了证明，再去公证处做了公证，我和父母在公证书上签字按了手印。然后，我拿着公证书去乡镇土管所做变更手续，不料遇到了障碍。

土管所的牛所长拿着公证书问：“你买父母的房子这事儿，你的兄弟们知道吗？”

我不解地说：“房子是父母的，这是我和父母之间的事情，一个愿卖，一个愿买，和我兄弟们没有关系。”

“那不行，如果你兄弟们不同意，这事儿还挺麻烦。”牛所长说。

我心想，这位牛所长是我兄弟们派来专门为他们打工的吗？冷静了一下，忍住火气说：“兄弟们不会有意见的。”

牛所长一脸的不信，我也是一副毫不妥协的态度，他决定先核实一下房子。于是，我和一个办事员到了汤龙洼丈量房屋面积，在一个胡同所属问题上出现了分歧，我认为胡同是属于我的，办事员认为那是公共面积。

我们回到乡土管所，办事员和牛所长一致认为那是公共面积，我也没有再坚持，同意了他们的面积数字。然而，牛所长还是不同意立刻办理户名变更手续，说需要向我兄弟们核实情况。

“这事儿要和你兄弟们电话核实一下。”

“这事儿和我兄弟们没有关系，我觉得没有必要打电话，如果坚持要征求我兄弟们的意见，那么你这是在欺压我是女性，你觉得我是女性就没有权利买父母的房子，你这叫重男轻女。”

我把大帽子扔出来，扣在牛所长头上，牛所长毫不屈服。

“你把材料放在这儿吧，我递上去再说。”

“‘再说’是什么意思？必须要我兄弟们出面吗？”

“也不一定，农村的房屋买卖不是这么简单的。你把材料放这儿，再等等吧。”

“等到什么时候？”

“两周后吧。”

就这样，我等到两周之后，打电话给牛所长，他不耐烦地说：“周日不办公。”就挂掉了电话。我等到周一，再打电话，牛所长说：“资料在县里，没有批下来。”

买房子的事情，我和兄弟们打过招呼，兄弟们都没有意见。我和弟弟月林说起了和牛所长之间的不愉快，以及变更手续的难处，月林说要不要送礼，我说这件事情不应该存在任何障碍，坚决不能送礼。后来我又给牛所长打过电话，反复问过几次，仍然是一拖再拖。

我从北京回了一次老家，又去了赵毛陶的土管所，向牛所长问道：“你什么意思？必须我兄弟出面这事才能解决吗？”

牛所长说：“也不一定，你再等等吧，过一段时间上面要下来统一登记房屋。到时候直接写你的名字就行了。”

我问什么时候登记房屋，他也说不出个准日子。我以为他还是因为没有兄弟们的首肯故意拖延，就迫不得已拨通了弟弟月林的电话，递给牛所长，说：“你不是怕我兄弟不同意吗？这是我兄弟的电话，你了解一下吧。要知道，你这样做很伤我自尊心。”

牛所长接过了电话，我弟弟月林的大嗓门从话筒里传了出来：“牛所长，买房的是我的亲姐姐，就依照她的想法办理，怎么都行。”

牛所长挂掉电话，表情尴尬，说接下来让我等着取变更手续就行了，于是我回到了北京开始了等待，就在等待的这个过程里，为难我的不再是牛所长了，而是我自己的父母。他们一旦离开我对他们男女平等的灌输，重男轻女的思想就会复苏。

我回到北京后的某一天，突然接到了父亲打来的电话，他说：“我想和你说一下，老房子不卖给你了，卖给你不合适。”

我当时就懵了——什么叫卖给我不合适？我问父亲到底怎么了？他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反复强调我买房子不合适。我一下子就猜到了原因——因为我是女性！他们怕村子里的人们说闲话。

“爸，如果我是你的第五个儿子，你会把这个房子给我，而且不要钱，因为我是女人，就连买房子的权利都不给我，是吧？”

“嗯，你买不合适，不卖给你了！”

父亲不肯承认自己重男轻女，只咬定不卖给我房子。我怒火压抑不住了，这根本就是赤裸裸的性别歧视，在我的人生信条中，所有重男轻女的人都是我势不两立的敌人，我的斗志被激发了出来，冲着电话大声说：“你就是重男轻女！我看清了你！”

父亲终于说出实话：“给了你，怕别人说闲话。”

我连珠炮地质问：“别人是谁？张三还是李四？到底谁说闲话？”

父亲被我问的结结巴巴，只是咬定不卖给我了。此时此刻，我并没有认清这件事的幕后主使是母亲，继续与父亲争执。

“你只在乎外人的看法，可你在乎自己女儿的感受吗？外人重要还是自家人重要？”

“反正就是不能卖给你房子了！”

“从小不让我上学，离家后没花过你们一分钱，我这辈子和你们要过一针一线吗？我往家庭里补贴了多少？你们作为父母又是怎么对待我这个闺女的？我买房子是为了我自己的利益吗？好吧，你重男轻女的态度也让我明白了，这事就这样吧，房子我不要了，我们父女一场，到此为止！”

说完，我挂掉了电话，打开手机通讯录，把父亲拉入了黑名单。

我丢开手机，趴在床上痛哭。我不稀罕老房子，我难过的是我的性别将被父母歧视一辈子，我作为女人的尊严被再度伤害了。在我12岁被逼退学的时候，我的父母就在我的心里死去了一次，现在因为老房子，他们又在我的心里死去了。

我一边哭一边想，自己将要臊眉搭眼地回到土管所，从牛所长那里取回公正材料，灰溜溜地从他面前离去，这样，我家人和牛所长的父权阵营就旗开得胜了！我又咬牙切齿地想：中国应该为性别歧视立法，把这帮歧视女性的人都抓起来，把我父母和牛所长等人关进一间牢房里，让他们在一起聊聊我作为女性有什么错？为什么要如此为难我？

在我哭的时候，二姐姐淑琴打来电话，说父亲打不通我电话，我说把他拉黑了。

二姐用笑声掩饰着慌张，说她会说服父母把房子卖给我的。我说如果真是为了房子，我可以买别人家房子，就算不用买，我的户口在家，有权利和村里要宅基地自己盖。我和父母之间的问题已经和房子无关了，是他们重男轻女惹到了我。

二姐苦口婆心地劝我谅解父母，我说什么都可以谅解，唯有重男轻女无法谅解，这样的父母我不要了，他们是你的父母，不再是我的父母了。

 

02

父母逼我退学的事情让我在求学的路上吃了太多的苦，这些年来，我借助宗教的力量消解恨意，努力对老年的父母嘘寒问暖。然而，他们重男轻女的心态从来没有真正改变过。在这之前，是我一厢情愿地认为与父母和解了，结果遭到了当头棒喝。

回想买房子的初衷，我几乎膜拜自己的高尚情操，而父母变卦的态度一棍子把我打醒，也让我想起了一件奇怪的陈年旧事——

那是在我结婚之前，大概是1996年的事情。我日复一日地坐2号线地铁上班，每次出了积水潭地铁站，都会经过护城河与马路之间的一排桃树。有一天，我像往常一样路过那一排桃树，低头走在人行道上，突然从树丛里出来一个男人，他50岁左右，一看就是外地人，操一口说不上哪里的外地口音。

中年男子追着我说：“姑娘，算命吗？十块钱一卦。”

我的脚步根本就没有停下，中年男子继续追着问：“姑娘，看个面相也行，收你五块钱。”

我边走边说：“我上班要迟到了，没时间，也不信这些。”

中年男子还不死心，追着我说：“只耽误你两分钟，不收你钱，送你一卦。”

我停下脚步问：“真的？那你快算，我赶时间的。”

他指指我额头上的刘海，说：“你能不能把头发掀起来？”

我麻利地掀起刘海，他端详了一下，轻轻摇头。

“姑娘，你从你父母那里什么都得不到！”

“我家很穷，我父母什么都没有，我当然什么都得不到。”

“不是钱财，其余别的你也得不到，比如感情。姑娘你死心吧，当你放弃从父母那里想得到任何东西之后，你就快乐了。”

我收起了微笑，把刘海放了下来，问道：“说完了吗？”

中年男人点头，我迈步往前走，中年男人没有继续跟着我的脚步，他站在原地对着我的背影说：“你现在心里很苦，放手吧，姑娘，放手了你会快乐起来的。”

我没有回头，扬起手向后摆动了一下作为回应，我不想让他看到我满脸的泪水。我边走边想他说的话“你从你父母那里什么都得不到”。

算命先生说对了，这些年来，我之所以不快乐，是因为我一直想从父母那里索取到父母的公平对待和爱，而我的满心渴望一直都是扑空，这是我痛苦的根源。

我从小就有自杀情结，觉得父母给的这条命早晚会还给他们。我的生命被他们不由分说地降生，但是死亡的时间和方式是我自己可以主宰的，多年以来，靠自己的能力自杀这件事就像一个礼物，舍不得打开，但是一想到就欣喜。

遇到积水潭算命先生之后，一语惊醒梦中人——“你从你父母那里什么都得不到，感情也得不到，放手吧”。也是从那以后，我放弃了一切徒劳的努力，对父母的亲情再无所求，也不愿意有所付出，于是，便和父母断绝了来往。从那之后，我渐渐解除了自杀情结，渐渐快乐起来了。

当我步入中年，接触到了基督教的力量，试图修补与父母之间的亲情黑洞，也自以为改善了家庭关系，而“买房事件”又把我打回原型。如果我是父母的第五个儿子，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回想起我在电话里对父亲说出的那一番话，觉得自己是一个狠心的人，毕竟他已经80岁了，我的话万一把他气坏可怎么收拾呢。话说回来，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忍让，唯独重男轻女是我的死穴，做不到一丝一毫的妥协，即便是我再次遇到这类问题，我可能会忍住不说狠话，但我会在沉默中斩断和父母的情丝。性别歧视，是我此生迈不过去的坎儿。

我和父亲在电话里闹翻之后，通过二姐淑琴的斡旋和劝解，我口头上原谅了父母，也照样回到家里看望他们。到了家，和母亲聊天的时候我才知道，父亲出尔反尔收回房子的主意是母亲出的。母亲说，父亲和我闹僵后，和她大闹了一场，躺在床上一天没有吃饭，母亲吓哭了。

父母已经改口，说他们同意卖给我房子了，我却真心不想买了，二姐说，如果我不要房子，父母心里会过意不去。最后，我听了二姐的话，答应继续买房子，但是，我的内心和父母拉开了距离，再也不愿意坐在他们身边陪着闲聊了，更不可能陪着他们看《新闻联播》了。我也减少了回家的机会，有几次回家，借口家里人多，住进了酒店。

有一天，我的表弟转告我说，土管所的牛所长告诉他，变更后的房本下来了，让我去取。我不想再见到牛所长，便让弟弟月营帮取回了房本。

我拿到了房本后，又向父亲要了户口本，去了赵毛陶镇派出所的户籍科，说我要单独立户。当我拿到了自己单独立户的户口本，终于长出了一口气——我早该如此。

在我的新户口本上，我的户主不再是父亲，而是我自己。

二、我是女权主义者

01

我出生在一个性别歧视非常严重的农村家庭，恶劣的家境没有驯服我，反而激发出我的性别意识，渐渐成长为女权主义者。

是的，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

女权主义又称之为女性主义、性别平权（男女平等）主义，这三者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以实现男女平等为目的。

在中国，女权主义被严重误读和污名化，很多人把那些骑在丈夫头上作威作福的泼妇归类为女权主义，不遗余力的给女权主义这个称谓泼脏水。这些人有居心叵测者，还有不自知的所谓知识女性。还有一些伪装成女权主义的女性，她们的行为标新立异，甚至性开放，然而看似前卫的话语和行为，不过是利用性别资源试图在男权世界寻找认同感。这些人与同性开撕起来，惨不忍睹。这些女人和我的母亲是一类，我统称之为——雌性男权沙文主义。

无论男人女人，也无论这个人有着多高的学历，多么广博的见识，多么权重的地位，只要存有性别歧视，都被我认定为敌人。我有一长串的敌人名单，父母包括其中。

我敢于承认并定位为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是最近的事情。一直以来，“女权主义”这个词在当下的中国男性社会里被严重歪曲，被赋予了诸多的贬义成分，或被浅薄地曲解为女霸权主义。一个女人如果是女权主义者，好像她就要张牙舞爪地骑在男人头上作威作福了。在男权社会里，女权主义这个词被污名化，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新词，叫女权婊。

我怕吓着身边的人们，一直含蓄地把自己说成是女性主义者。然而，越是恶劣的环境越是能激发我的态度和勇气，同时，我也想展露一个真实的自我，所以明确地给自己定义为女权主义者。

是的，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我不吃人，只是要求男女平权，性别平等。

02

我的性别压迫首先来自父亲，他在家庭里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我从小与父亲为敌，与他所代表的男权为敌。然而，年幼的我并被有反抗的能力，所能做到的，也不过是尽量回避叫他“爸爸”，回避有他存在的一切场合，回避多看他一眼。

据说我出生的那天晚上，父亲正在生产队里分粮食，他听说老婆快生孩子了，就背着粮食回家，走到家门口迈门槛的时候，脚下被绊了一下，粮食撒了一地。我猜想，从那时候，父亲在潜意识里迁怒于我，父女之间就这样结下了“梁子”。

父亲在我成长的路上百般刁难。小时候，我和弟弟们发生小矛盾，父亲会不分青红皂白地打我。在我12岁的时候，勒令我退了学。我的两个姐姐是文盲，他能让我上到初中，已经很“开恩”了。

父亲最爱斥骂的人是二姐，除了语言暴力，他最可怕的杀手锏是冷漠。父亲比我更仇视这个家庭，已经无法用恨来形容了。所谓恨，并不是爱的对立面，冷漠才是。父亲不发火的时候，也是一座暂时休眠的火山，随时会爆发。

也许是欢乐会抵消父权尊严，所以，父亲不允许家里的孩子们有笑声，露出笑容也不行，好像笑是一种罪过。

1976年的一天，我上学进了学校课堂，一进门冲着同学们笑了一下，班长立刻罚我的站。我站在讲台上想：班长为什么今天和我父亲一样，不许别人笑呢。只见班长走过来恶狠狠地说：“毛主席死了你就不能笑！”

在我的家庭日常里，并没有死人，可父亲也不许孩子们笑。我和二姐喜欢谈笑，父亲一出现，我们就会立刻收起笑脸做严肃状，否则会被父亲训斥为“得瑟”。对于一个大家庭来说，“禁笑”一两天不算什么，一两个月也不算什么，而这样的气氛贯穿你整个幼年、童年、少年及青春期，这样环境里形成的人格必然有问题。幼年和童年是人生性格编程阶段，所以，我的性格和人格里充满了BUG。

记忆中的父亲，整天阴沉着脸，一脑门子的官司，似乎孩子们欠了他。父亲把家庭气氛经营成冰窟，气氛令人窒息。大哥复员回家后，为这个冰窟里投射进来一缕阳光。我喜欢大哥和我们谈天说地，家庭气氛多了一些人味儿，父亲为此很不爽。

作为女性，我到北京打工挣到钱后，为家里添置了第一台电视机，这让父亲充满了嫉妒。父亲嫉妒女儿有能力挣钱，早年我回老家，因为变换环境，夜晚失眠，我就把电视机调到静音状态，另一个卧室里，父亲突然嫉妒地咆哮：“你真不知道天高地厚了！你有什么了不起？！”

电视机是我买的，这让父亲很不爽。我赶紧关掉了电视，睁着眼睛看着家乡的黑夜。父亲斥责我，从来不直接了当或就事论事，都是用贬损的语言碾压我的自尊心。

嫉妒似乎是个阴性的词，在人类的七情六欲中，嫉妒是最垃圾的一种情绪，也是一种弱者心理。在人们的认知习惯里，会觉得这个词更适用于女性。我在父亲的脸上，清楚看到了这个词的全部长相。我暗暗发誓，我永远不要妒忌别人。我不是个人格健全的人，但是我克服了嫉妒心理，不曾嫉妒过任何人。

有时候我觉得，我是为了反抗父亲才存在于这个家庭。对这个家庭，我有“拯救”的使命感。而这，又是父亲的痛点。

父亲崇拜权力。二哥是八个孩子里的唯一个非农业户口，算是政府部门的正式职工，他是父母的骄傲。父亲称二哥为“国家的人”，他叮嘱“国家的人”要少喝酒，为了国家要爱护身体。母亲在和邻里的聊天中，会杜撰一些“国家的人”对她的孝顺行为。我不解的是：如果二哥是“国家的人”，另外七个孩子是谁的人？

在中国的儒教文化浸淫下，男权社会里的成员组成不仅仅是父亲这样的男人，还有被洗脑的女人们，我母亲就是其中的一员。我毕生都在反抗父亲，直到中年才意识到，比父亲的父权思想更为严重的人是母亲，她是父权社会的帮凶。

我的母亲是一个不会接电话的女人，遇到事情缺乏主见的人，行为方式极端不独立。她小时候听父亲的话，结婚后听丈夫的话，老了以后听儿子的话。最可悲的是，她是一个重男轻女的女人。我有几次与父亲发生性别歧视的矛盾，母亲是肇事元凶和背后的主使。

母亲赤裸裸地偏爱儿子，每当我和哥哥吵架，她会训斥我说，年龄小要听哥哥的话；当我和弟弟吵架，她会说，年龄大要让着弟弟。唯独我和姐姐吵架，她从来不管，任由我们吵去。

母亲生长于重男轻女的大家庭，没上过学，解放后进过扫盲班。19岁结婚后连生了八个孩子，她和父亲不让两个姐姐上学，从小充当了他们的童工。

在农村，女性一向是家庭里的奉献者和牺牲者，为了支持兄弟读书，姐妹们沦为文盲，相反，几乎没有男性为了支持姐妹上学而沦为文盲的。

对于两个文盲女儿，母亲从来没有愧疚之情，还说没有让姐妹们为兄弟“换媳妇”已经很不错了，要懂的知足。在乡村，如果儿子讨不到媳妇，会让女儿去交换，有的两家女儿互换，称之为“换亲”，如果是三家人的女儿轮换，就称之为“转亲”。我的堂姐就为我的堂哥换了个媳妇。

中国男尊女卑的深渊不是男性看不起女性，而是女性看不起女性。很多母亲给自己的女儿们取名为“招弟”、“换弟”等等。我的母亲听到别人家生了男孩的消息，会喜形于色地祝贺，听到别人家生了女孩子，就会叹气。她对待儿子孙子是一个态度，对待女儿孙女们是另一种态度。

不要以为只有愚昧的农村妇女会成为男权帮凶，在北京的生活经历里，我发现有一些城市里的女性比我母亲好不到哪里去。有些甚至是和我同龄的所谓的知识女性，她们衣着打扮很现代时髦，骨子里却是腐朽的，对于“女权”这个词很避讳，甚至不愿意承认中国社会里的性别歧视。她们生活在城市里，无视农村人口的性别歧视导致的性别失调问题。

我从小作为一个朴素的女权主义者，不仅要对抗男权沙文主义的父亲，还要对抗雌性男权沙文主义的母亲。这和中国女权的现状很相似，不但要抗衡男人，还要对付猪队友的女人们。

中国的男女平权进程，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