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
选自《陌生的中国人》
北河沿大街51号，只是百度地图上的一个标记，在现实中的北京已经找不到。很多年之前，这里属于北京皇城根东北角一片庞大的四合院区域。灰色的高墙绵延不绝，屋脊在绿树掩映下起伏，东侧流淌着宽阔的御河，这是皇家运输粮食的专用河道，从什刹海经平安大道一直流经此地。虽然铺的是土路，但是碾压得非常结实。身着灰色长衫的老人，牵着短衣儿童，在有风的下午漫步河边，跟左邻右舍们礼貌地打招呼，构成昔日京城一幅温馨的画面。春日柳枝拂面，夏日蝉鸣蛙叫，秋日鸽哨悠悠，冬日一片皑皑，这里一年四季总能透出京城的雍容和沉静。
现在，北河沿大街51号已经找不到，这里成了被一道描绘着和谐社会宣传画的围墙包围起来的空地，里面堆着建筑工具和垃圾。御河被一条笔直宽阔的柏油马路覆盖，中间的绿地开辟为皇城根公园，一堵残缺的红色城墙象征性地矗立在公园北头，真正的城墙已完全消失。道路东侧有一位高级领导人的住宅，继续往南走，则是一个个用作商铺的小门脸：卖香烟、回收高档酒，及油腻的餐馆，帮厨们在午后出来休息，坐在马路牙子上，或者叼着烟卷发呆，或者盯着手机打发时间。那一整片兴建于明清、民国时期的四合院建筑群落，消失在最近30年来北京堪比革命的大规模城市改造中。与此一同消失的，还有老北京人引以自豪的生活方式。
马秀明对于北河沿大街51号最初的记忆是它的安静，只有270平方米的院落，院子周正，14间房错落有致地环绕四周，大门朝东，推门可见御河，以及那些彬彬有礼的老北京人。院子里种植着一架葡萄、两棵石榴树，夏天开满红花，待果实成熟，露出饱满的石榴粒。等到了秋天，迎来了北京最惬意的季节。转眼北方的冬天将至，在安静的早上，听着阴沉的北风在城市上空盘旋，树上的叶子基本落光了，落叶静静旋转，寂静席卷了小院。
而今，北京成为一个人口超过2300万的都市，犹如一只脾气焦躁的巨兽。最炫目的世界级建筑分布在主干道两旁，汽车在拥堵的街道上爬行，司机频频按着喇叭表达不满。春天来自西部的风沙吹得人睁不开眼，而到了夏秋季节，北京又笼罩在化不开的雾霾中。人们蜷缩在高层建筑中，凝望着窗外，污染有时让北京几乎什么也看不见。每个人的空间只是栖身的这个具有吃住功能的小鸽子间，昂贵、局促，甚至有点儿丑陋。中国式的精致和优雅，只能在描述古老北京的画册中寻觅了。
什么都改变了。
一
我第一次见到马秀明是在位于西城区佟麟阁路的中华圣公会教堂。这是北京城里不多的保留着原始格局的道路，路面规整，大树枝叶延伸到道路中央，即便在夏天也很荫凉。两旁是灰色的砖瓦平房，但是仔细看都经过了改造。屋檐下安了空调，门窗也多是铝合金制。中华圣公会教堂在胡同南端，是建于1907年的北京第一个中国宫殿式教堂，“文革”中也曾被冲击，后来经过了翻新，旁边是一家新开业的快捷宾馆。
那是星期天的下午，教堂里陆续来了些上岁数的男女，他们的目光都透着焦灼，有的人手里拎着袋子，装满了厚厚的申诉资料。很快我知道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都曾经居住在北京古老的四合院里，在社会主义运动和拆迁改造中失去了自己的老宅子。他们曾经是京城的主人。现在他们居住在偏远的北郊或东郊，到城里看病至少要倒3次公交车。摧枯拉朽的城市改造中，他们的生活发生了不可逆的改变。据统计，1948年北京内城胡同有3068条；到了2000年，只有1200条；2005年，还有758条。随之消失的是那些漂亮的四合院。现在他们期待夺回曾经属于自己的宅子，或者至少从巨大的土地开发利润中多分一杯羹。相似的经历，把散居在京城各地的老北京人集合在一起。
这个聚会是一个NGO组织主办，马秀明是请来的演讲嘉宾。她是一位衣着得体的老人，整齐的短发，干净的素色衣裤，走上讲台开始讲话前，她环顾教堂，说：“很荣幸能够在这种场所讲话，教堂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爱心和善心，引导我们用爱心拯救自己、也拯救国家。现在的中国跟1949年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中国法制不健全，往往伟大领袖的一句话就是法。现在中国改革开放，也吸取了‘文革’教训，正在逐步走向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这使得我们的生活跟以前相比发生了很大改变。”台下鸦雀无声，我意识到这段饶有意味的开场白背后，一定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
她娓娓道来，嗓音清亮，北京话纯正，肢体轻松，看不出已经76岁了。她保留着谦恭有礼的老北京人的特点，后来我第二次见到马秀明，是在她位于北京大学西门附近的家里。也见到了她的老伴——清瘦的张先生，两人都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是相差三级的同学。
马秀明生于1937年，父母是从山东到北京谋生的生意人。1952年母亲花了2500元购买了位于北河沿大街的这栋四合院，当时的地名还叫做东安门河沿大街。
北京城是一座精英汇集的城市，有中国最叱咤风云的教育家、艺术家、文学家。北京又是一座等级森严的城市，北京的皇城，是过去皇亲贵族居住的地方。北城多深宅大院，是高级政府职员和名流的居住地。南城三教九流混杂，既有声震四海的京剧名家，也有为数众多的劳工家庭。
妈妈买的这间小院虽然不大但是温馨，父亲已经过世，马秀明及两个妹妹和妈妈住在这里。西面是京剧大师程砚秋开办的戏剧学校，南面是著名的嵩祝寺，北面是北洋政府最后一任总理潘复的宅子，东面可达红楼和美术馆。这一带有400多个这样的四合院，透露着旧北京古朴庄严的格局。20世纪50年代初期，百废待兴，人心思定，是一段少有的社会平静期，北京城又听到了久违的鸽哨和咿咿呀呀的京胡从胡同上空传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定都北京。代表工农阶级的共产党部队在刚刚结束的内战中一举击溃了代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旧政权。中央政府决意彻底铲除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那些骑在人民脖子上作威作福的旧政权公职人员和所有“敌伪人员”被赶出了各自的家，房产收归国有，等待分配给战争英雄和劳动人民。1956年，马秀明的妈妈购买北河沿大街51号院子4年后，一场声势浩大的公私合营运动兴起，红色中国要彻底消灭私有业主，实行公有制，代表资本家没落生活方式的四合院被全面没收。1958年，北京普及了经租房制度，经租房就是国家替房主经营管理个人房屋，租给另外的个人，每月向房东返还20％或更多一些的房租。经租房从产权上并没有没收，但是经营权收归国有。土地维权人士华新民曾称，1958年大约6000多位私房主因此受到了冲击。
马秀明家的四合院因为只有14间房子，不够15间房的经租房收缴下限，因此保留。但是家人知道，寒冷的日子为时不远。
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中国，红卫兵破四旧，在南边胡同的嵩祝寺里，赶走了尼姑，不时有人被红卫兵批斗打死，尸体装在平板车上运出胡同。8月的一天，马秀明看到家门口的墙上被红卫兵贴上了最后通牒“三天内必须交房给政府，否则砸烂狗头”。
8月24日办好交房，8月27日封门。马秀明记得，被赶出家门这天，她还穿着裙子，没有顾得上收拾自己的东西，也没拿过冬的衣物。
二
这是马秀明最后一次见到自己完整的家，此后生活陷入困窘，她居无定所，住集体宿舍和办公室，妹妹住学校。第一个孩子1967年出生，她每月只有55元工资，甚至没钱为孩子准备尿布。每次回到北河沿大街的居委会去领粮票，马秀明都快速绕过家门，不敢经过自己的家。家让“红五类”合法占领了，那里代表着一个阶级的没落和另一个阶级的不战而胜。
文革结束，中国从梦魇醒来。一切都被归罪为“四人帮”和林彪两个集团惹的祸，与其他无关。1984年开始落实政策，景山房管所通知马秀明去领回自己的房子。母亲早些年去世，在马秀明的衣兜里，依然保留着交房时政府打的收条。结果房管所向她宣布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18年来，房管所代房主收取的房租是1000余元，修缮房屋花了2000余元，因此还需要马秀明倒交768元。
马秀明不干了：“我自己的房子被你们拿走，现在还给我，为什么还要我交钱？”房管所理直气壮告诉她“我们一直对房屋做维修和翻建”。马秀明愤怒地说：“我自己的房子用得着你们维修吗？”
但是没辙，房管所说了，如果不交上这768元，就会付给马秀明1000多元，正式宣布接收马秀明的房子，马秀明将失去产权。
是卖掉老房还是花当时很大的一笔钱买下院子，家人经过了激烈讨论，马秀明说：“过去不是把我们家打成反动房产主了吗？现在还给我们，不等于证明国家已经给我们摘掉这顶帽子了吗？”18年来无家可归的屈辱让她铭记，她答应了房管所的要求，重新花钱买下了自己被剥夺的财产。同时马秀明被告知，不得涨房租，不得撵走租客，还要保证租户安全。
马秀明的老伴张先生说：“我们经历了1949年以来的历次运动，已经摸透了规律，开始往往都是极左的运动式的，但是后来一定会有一个反复。‘文革’这么厉害，后来还是要落实政策，所以无论多难，都要顺势而为，这多少有点撞大运的意思。”他们看到的是灾难后的希望。或许这是个正确的决定。与此同时，很多房产主因为不愿意交纳费用给房管所，而放弃了自己的房产，使得日后在城市改造的博弈中早早失去了话语权，处于绝对下风。
风水已经改变，马秀明看到了一个和过去大相径庭的杂乱家园。大门开在了南侧，葡萄架和石榴树不见了，270平方米的院落涌进了7户人家，都是当年的红五类。为了增加居住面积，院子经过了大改造，厕所拆了，树木砍掉，私搭的建筑改变了周正的格局。马秀明的心凉了。
中国最后一个极力呼吁保留旧北京的建筑学家梁思成，曾经强烈呼吁保留明清古都的全貌，而另外建立一个新北京。但是理性的声音被淹没，北京城涌入了大量的无产阶级和赤贫者。充公的私产满足了新北京人的居住需求，新主人不齿于那个被他们所打倒的北京，北京正在成为一个简单乃至粗放的城市。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北京规划受到了前苏联学派的影响，北京城充斥着斯大林式建筑。人们希望有朝一日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可以看见北京到处都是烟囱林立。四九城在运动中悉数拆除，只留下残缺城楼，滋养了灵感的古老庙宇被夷为平地，革命意志彻底击败了信仰。
马秀明从抽屉里的包袱里拿出一个红色的本本，这是1984年发放的房产本。最早，1952年妈妈购买北河沿大街51号院的时候，还写的是“房地产契”，现在则成为“房产证”，地权已经被隐形剥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宣称，一切土地都属于国有。
马秀明想要彻底拿回属于自己的房子，她要回家。她开始研究私房管理条例，想驱赶走那些占领者。从1984年到1991年，她陆续找到入侵租户的单位，证明他们在各自单位已有房，赶走了其中3户。一直到1992年年初，马秀明收集到了剩余的全部租户资料，交给了房管局，要求完全收回房产。但是房管局不调解。她怀疑房管所和租户达成了默契，利用这4户钳制自己，最终逼自己把房子卖给房管所。
三
不久，马秀明得知，北河沿大街正待展开一项新规划，曾经的住家北邻，东风电视机厂希望建立一个面积超过一万平方米的厂房，51号院被划入其中。家的西边，早年作为程砚秋戏剧学校的四合院，以及总参宿舍楼，都已拆掉，马上会轮到51号院。
马秀明发现，按照1985年规划、1987年规划，均对皇城内的建设高度作出了限制性规定，建筑限高6米。如果按此规划，拆迁和建楼是一种明显违法行为。后来2006年颁布的二环中心城区控制规划更为严格，大量的平房都必须原貌保护。
而开发公司的逻辑是，既然传统的景观已经被破坏，再破坏它周围的一些景观也没关系。他们要盖6层搂的规划，已经获得区级和市级规划委员会的批准，只等当时市长同意。
马秀明不想再失去自己的房子，她开始寻求规划专家的帮助。她找到了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著名的规划专家张开济，又找到人大代表、熊猫专家潘文石，潘文石联合12名人大代表呼吁“制止在皇城东北角建超高建筑”，北京正陷入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如何统一的发展迷思，专家对此也无能为力。
马秀明总是一个人在跑，开始她并没有得到很多支持，她当时在公众眼中是一个麻烦，每当她出现在北河沿大街51号附近，周围就会出现紧张的居委会的工作人员的身影，马秀明被指责破坏开发，搞破坏，邻居们受到了警告不要听信马秀明的蛊惑。
有一天，马秀明接到电话说，首都规划委的领导要到她家里恳谈。一会儿，主任敲响了马秀明家门，从9点谈到11点，和她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恳谈。马秀明说，政府要带头遵守古都保护规划，主任则说规划已经得到了专家的同意，双方各不相让。因为马秀明的坚持，房子成功地保留到了1991年。
1992年的邓小平南方讲话启动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北京投入雄心勃勃的城市建设。中国成功举办了1990年亚运会，并且还要举办2008年奥运会，甚至奥运会的口号也是“新奥运、新北京”，一场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在北京疾风骤雨展开。根据2004年北京市测绘院统计，1990年至2003年，北京共拆除胡同639条，是前40年的3.1倍。清华大学人居环境研究中心这一年发布的数据是：北京旧城62.5平方公里之内，传统风貌区只剩下12.39平方公里，占10.82％。
1992年，北京市把部分审批权力下放到区级政府，形势一下子对马秀明不利了。曾经长期和马秀明打交道的市级官员不再负责拆迁事宜，一心主导拆迁的基层官员具有了更大的权力，手段更直接，对付她绰绰有余。不久，区政府以进行旧城和危房改造的名义，在全区公布了37片区域，北河沿沿街被划为第一片。
成片的胡同四合院将被拆平，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个高档公寓楼项目“御京花园公寓”。当时的《北京日报》头版曾经这样介绍这个项目：东城区住宅建设开发公司与香港华英国际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合同，双方投资3867万美元建设御京花园公寓及部分回迁居民普通标准住宅，以改造危房，造福人民。御京花园公寓总占地1.72公顷，总建筑面积近3万平方米，为单元式二三层庭院住宅，每户住宅有自用的活动空间花园庭院、汽车库。公共配套服务设施中，建有自选商店、俱乐部、健身房、游泳池和集体车库。
从获知御京花园公寓项目那一刻起，马秀明就开始发动一些专家和“两会”代表们抵制它。1992年夏天，为御京花园公寓项目腾地的拆迁告示贴出来了。7月28日，一场拆迁大会开始在东城区召开，17个政府部门参加。
当时的拆迁政策是，私房定价，交房契签合同；租户则凭租赁契约签合同。每户分得1万元外迁费加400元搬家费，北河沿大街51号的私房定价是，270平方米的院子、其中房子170平方米，定价21800元，但是马秀明作为房主并没有得到通知。
8月31日截止签约，在8月13日开始拆房，第一个拆的就是马秀明的51号院。占住马家的租户拿到拆迁补偿款走了，马秀明没有被告知，更没有拿到补偿款。马秀明至今认为，这是对于她此前坚持维权的报复。“开发商一定认为，这是政府主导的拆迁，房主不可能翻过来。”
等她得到消息赶到北河沿大街，家已被夷为平地。张先生说，“这还是沿用了历次搞运动的方式，开始时来势汹汹，百姓不知所以只能乖乖就范。”
马秀明没交产权本，也没有和开发公司签协议，她开始申诉这起非法拆迁的侵权行为。但是采取的方式，依旧要取得专家声援和高级别官员的关注。马秀明是九三学社成员，恰逢学社的领导范子昌是北京市成立的300个廉政小组的领导成员。经过范子昌调查，这片危改区有41个院子，其中26个属于私产，开发公司没有和房主联系，而是向租户和住户动员，并且以高额安置费和奖金，促使住户腾房，凡是不再回迁的，每户给一万元安置费，这些住户中有许多和私房主有纠纷，有的多年不交房租，有的本来就有房。
范先生于是通过纪检渠道，找到房管局和开发商，开发公司理屈，承认没有通知房主拆迁是侵权行为。但是强调，“全北京都是这么干的，到2000年，所有的四合院都要盖楼。”
开发公司不敢对有分量的警告熟视无睹，他们被迫和马秀明谈判，开发公司愿意提供一个三居室和一个二居室，外加100万元作为补偿，这在1994年是大数字。但是马秀明不接受经济补偿，只要求要回产权房。她说：“我只是想证明谁对谁错，只想要回自己的家。”
她联系到了5户邻居一起抗争，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很多问题，更多的邻居们不敢参与其中，因为觉得这是政府拆迁行为，跟政府对抗能行吗？很多房主交了房本，接受了安置。马秀明始终抱有执着的信念，那就是不能再一次失去自己的房子。
当和开发商的谈判调解失败，马秀明立刻去法院起诉，但是法院不立案。法院裁定，不符合民诉法起诉条件，驳回马的诉求。她去上一级法院，维持一审裁决。2003年3月，马秀明去北京高院申诉，从城西北的家到城东南的法院，她和邻居们去了7趟，但是没有一次如愿。一直到2009年，过去了6年半，才接到法院通知，仍旧是维持原裁决。
四
马秀明的转机出现在2008年，这一年政府实施了信息公开。中国已经意识到没有体制的改善仅有经济上的成功，很难走得更稳健。
2008年2月，按照土地登记办法，马秀明拿着房产证到国土局查询土地登记资料，电脑资料显示，北河沿大街51号院子资料还在她的名下，她随后取得了土地登记收件单，证明自己的房产和地产权益还在，并且进入了国家的土地登记程序。
在找到了属于自己房产的所有文件档案后，马秀明高兴地发现，北河沿大街51号院的地，还在自己的名下，尽管上面的房子已经拆除了，开发公司并没有取得土地的使用权，正是这个疏漏让她重见曙光。尽管后来市土地局查到，这块地已经以危房改造之名，无偿批给开发公司了。但是开发公司没有和作为户主的马秀明建立出让合同。当年开发商的急于求成，没有和房主签订协议，少做了一步，给她留下了一线转机。如果当初通知了马秀明而她拒绝拆迁，通过法院公告强拆，那么就绝对不会是今天的局面了。而且，马秀明查询到开发公司当初对政府的一份报告承诺说：北河沿危房拆迁完毕，没有遗留问题，否则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形势开始倒向了马秀明这边。
在去现场勘测土地时，管理部门才发现她的土地上的房子已被拆除。土地管理部门表示不方便给房主发放土地证，要不来土地证的马秀明，用房产证向规划局报批申请工程建设许可证。她要翻建老宅，以此证明自己有合法的处置权力。
从2009年开始，她决定采取实际行动。她找到并且测量出了自己家的地基，马秀明找工人清理宅基地的垃圾破烂，准备开挖地基，开发公司的保安前来阻止，马秀明报警。她拿出了房产本和盖房手续，警察让开发公司拿，对方却拿不出来。
次年春天，她用斧子象征性地敲掉了开发商工地围墙上的小瓦片，国外媒体也前来报道。留下的影像记录了夫妻两人和邻居们抗争时的身影，她自嘲说，那时“可热闹了”。
2011年，马秀明仍旧下决心盖房。4月，她找人设计图纸，买了电机凿开开发公司的围墙，安了一扇铁门，写上“北河沿大街51号”和“马宅”，宣誓地主产权。次日大门没了，墙也堵上了，再凿开，再堵上。
坚定马秀明盖房信念的是，她要回家。每做一件事，她都有充足的证据材料和法律法规。他们花4000元买了一个移动板房，吃住在里面，在工地废墟旁边坚守了21天，后来这里成为了一个私房维权小站。5月20日城管来贴条，“占道经营限期拆除”。马秀明和三户邻居一起拆掉围墙，想把移动板房推到原来宅基地的位置，刚推进去一半，就被开发商开来的一辆车挡住了。她意识到要出麻烦。5月21日夜里12点，来了200多名穿黑衣和白衣的壮汉，把马秀明从移动板房里抬出去，扔到了马路上。他们嘴里喊着“配合一下，配合一下”。有一个老太太摔伤骨折。救护车也开来了。
马秀明在马路边坐了一夜，伤心难过，好多不认识的陌生人赶来安慰。最让她不能忘记的，是一个流浪汉走过来对她说：“大姐，别着急，想开点，保重身体，将来会有希望的。”
五
维权过程中，邻居们查出一个秘密。开发公司宣称和港资合作，出让土地入股，由此取得优惠政策。但是所谓香港投资者只是三名广东退休职工利用香港暂住证成立的公司，注册金额只20万港币，后来被说成投资3800万美元。
2004年2月5日《北京晚报》报道：本市审判第一起私分国有资产窝案。涉案者正是北京这家开发公司的头头，涉及3名领导和1名财务科长，私分国有资产2400多万元。她明白之所以开发公司早年不接受调解，原因是在出让土地的过程中中饱了私囊。
御京花园当初宣传为危改为主，实质准备建成后卖14万元一平方米，每平方米折合3500美元。因为马秀明的牵制，这一片地成了烂尾楼，项目也泡汤了。开发公司从过去的区级国有公司，换成了一家商业地产公司。老开发公司只是在北面盖成了5栋小楼，只有其中一栋卖给了一家报社的驻京机构。新开发商也退却了，因为他们自始至终没有拿到全部的开发资质。
开发商和马秀明重新坐到了谈判桌前，他们很少见到如马秀明这样身份的抗争者。现在规划局已经要求新的开发商按照过去的格局重新恢复，最新的商定是，开发商同意在原址为马秀明建一座四合院。开发商处心积虑拆除了一片真正的四合院，取而代之重建的却是新式的仿古建筑。开发商拥有这一大片地，但是其中的一块地是属于马秀明的。
多年的努力下，马秀明的房子基本算是保留了下来。这在推土机摧枯拉朽的“拆呢”中国，算是个奇迹。她说：“当时没有想到可以打成这个结局，不成，就认命了。”
现在，北河沿大街51号周边仍然是一片空地，被围墙圈起来，铁皮门半敞着，里面堆放着建筑垃圾。旁边是一间小学校址，这条街多半都被拆了。南面残存的胡同格局也发生了改变，嵩祝寺有一部分被开发成了私人会所和高级酒店，曾经承办过一名著名影星的中式婚礼。上次盖房抗议之后，在马秀明家的原址旁边的电线杆上，派出所新安装了一个监控摄像头，用于监控可能发生的抗议。
北京正日益形成一种强调实用性的建筑风格，一面是现代化的摩天大楼，一面是实用性极强的密集住宅。你几乎找不到祖先生活的痕迹，以及曾经滋养了中国人的品性的优雅空间。
看起来马秀明的维权路径也是不可复制的。她采用了理性的维权手段，保留了几乎所有的证据，来证明51号院和自己的生命密不可分。之前面对城市规划，后来再面对开发公司，前半辈子丈夫不支持她，现在也参与其中，陪伴左右。马秀明说，“我是一个做事认真负责的人，从来不做对不起良心的事情”。这是老北京人的传统。
马秀明总结自己的经验说，“光主张权利是不够的。还要去做多方面的努力，包围和反包围，永远不要放弃。我对中国的现实做好了足够的精神准备，最不济，败了，还可以有安置”。特别是不到特殊情况，马秀明不选择走司法这条路，因为她意识到拆迁往往有政府背景，通过法院，主动权就不会掌握在自己手里。而通过其他各种途径，掌握了各类证据，局面形成僵持后，主动权就回到了自己的手上。听起来有些荒诞，但这是中国的现实，道出了一个阅尽世事者的生存经验。
现在他们住在北京海淀区一处陈旧居民楼，子女不在身边。我恭维他们看起来依然年轻，张先生客气摆手，指着桌上的药说：“不行了，天天吃药。”这是一场消耗战。马秀明的故事跨度很长，从1966年一直持续到今天，达半个世纪。今天，她的故事看到了曙光，但是还没有最终的结果。
北京已经不是过去那个北京了，变化之快，让马秀明感到了时间无情。她有点忧虑地说，“如今的北京更浮躁更喧哗”。1949年北京二环内只有100万人口，等于现在的1/5。现在的胡同很多走样了，四合院很多改造成了类似南锣鼓巷的那种小店，用做商业活动。
她还是怀念过去的北京，真正的四合院体现了北京人的生活观念：周正、从容、注重和合。中国正在经历一次巨变，也给人心带来长久涤荡。北京人恐难重新回归属于各自的院落，只能在梦中回家，院中坐听席卷京城的北风再次深沉响起，尘事激荡之后，万物归于宁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