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足”挂齿：足球曾经的“三体”&“四无”

行者无疆tj 文

（图片来自网络）

当然，足球不涉外星文明，“三体”，我只想借指当年业余足球的三种“体系”。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业余足球，大约由三部分组成：机关的、校园的、企业的，可戏称“三体”。我毕业后，从进机关到去报社，中间15年，在这三个“体系”里都踢过球，虽是浅尝辄止，但属过来人，多少有些感受。啰嗦点儿当年旧事，也捋捋业余足球的兴衰际遇。

机关足球

毕业分到市直机关党委，管着几十上百家部委办局和直属单位的党组织，正业是党建，副业是文体。市直机关有体协，类似于“前卫”、“火车头”那种，有专职干部（大李），每年市直机关搞联赛，足篮排带乒乓，外加钓鱼，也是一热闹。机关党委虽寥寥二三十人，但藏龙卧虎，体育竞赛是强项，一是各项目都有高手，排球是大李（天津男排队长），篮球是大黄（打过专业队），乒乓球是小赵（机关高手），足球是老刘（曾入河东体校），所以各项比赛都列前三，排球多年的冠军。二是大家都是多面手，身兼数项。实力还不错。

记忆中，我掺和机关足球两次：

一次是1983年市直机关组队参加总工会举办的天津职工联赛，为了延揽人才赛前选拔，四五十人在河东体育场分两拨踢，机关党委有老刘、我、继昌、建礼、琳烨参加，老刘和我入选。但那时我在南开参加哲学师资培训班，抽身不得，没能参加后续比赛，也算遗憾。

再一次是1984年市直机关举办七人制足球赛，我们人员不整，踢了几场，成绩不好淘汰，冠军司法局，亚军市委办公厅。

校园足球

1983年，全市学哲学，组织部搞了一个“哲学师资培训班”，在南开哲学系学习一年，派我参加。唯物论和辩证法学得稀松，但球踢得疯狂。课后一准找正在中文系读研的王师弟（大学室友）踢球，我是有家不回，他是买了饭不吃，啸聚球场过瘾。有时跟中文系的小师弟们凑数，有时与别的系研究生搭伙，扮演各个位置上的角色。彼时年龄不足“而立”，身体尤在强健，还能满场飞地冲锋陷阵，并与王师弟前后配合，我传中，他“头槌”，继续上演中文77 的不朽传奇。从傍晚踢到擦黑儿，回家已是披星戴月。如此这般地踢了大半年，弄得球场上人见人熟，“腰里掖副牌（球），逮谁跟谁来。” 研究生们与外边“合球”都叫上我，好在我这岁数像“读研”的，很少令人起疑。

企业足球

出版社在改开中搞“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称其为“企业”不存贬义。1986年调到出版社，编务缠身，场地限制，人员奇缺，看球取代踢球成为业余爱好的第一消遣。前后十年，只一次与踢球沾边。九十年代中期，新闻出版局举办足球比赛，新闻媒体、出版社、印刷厂、新华书店等单位参加，小场地，七人制，分组打循环。人民社组队参赛，成员有发行科小刘，踢过校队，当后卫，青年室绪强，在南开大学踢过球，任中场，我踢前锋，另外配上洪晶、胜利、国盛、明星等组成阵容，社里批钱买了装备，白背心，黑短裤，黄蛤蟆，像模像样地迎战各路豪强。实验中学体育场开打，首场赢弱旅，杨柳青画社亦或古籍出版社（记不清了），我接小刘妙传，门前扫射得分，打进比赛第一球。后来对手个比个的强，我队再无胜绩，小组即被淘汰。

那年代业余足球自生自灭，国家和省市体委的重点都在专业队（举国体制），虽有业余体校，但只为专业队输送人才，并不待见业余足球。

业余足球呈“四无”状态：

一是场地无多。

体育场和学校场地基本不对外开放，踢球找场地是件麻烦事。孩子们多在楼群、马路、街边、桥下等空地上踢野球。业余足球火起来很难。

二是指导无着。

没有一种指导业余足球的机制，如教练的培养，业余组织的建立，群众团体的支持等，组织无保障，指导无着落，业余足球自然是“踢哪算哪”。

三是比赛无绪。

虽有些层级比赛，但不很健全，仅有的赛事不正规、不系统，没有英国那种社区性质的联赛。且各部门、团体、系统的比赛缺乏协调，没有统一的业余联赛。

四是出头无望。

因为场地少，教练少，比赛少，人才也就出得少，从业余球队出人头地基本无望，“不拘一格降人才” 始终是空话。

当年问题，至今未见本质改观，看似抓了娃娃，多了场地，有了联赛，世界杯圆梦，但与世界足球的差距越来越大，亚洲出不去，世界杯再也进不了，输得越来越难堪，钱没少花，冤大头没少当，记性没见长。当年一张白纸，还可写字画画，现在染得一团黑（贪腐、假赌黑、金元），漂白忒难了。不说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