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保兴:《北京一四五中学记事 ——风云惊扰积水潭》

2018-04-18  本文已影响45人  孙保兴

刘基刘伯温告诉朱元璋,你要想当皇帝就要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以避开元朝大军的进攻。毛泽东看着这个典故也与周恩来说,苏联军队进攻我们并不可怕,我们的人多,可以钻洞子。我们的策略就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于是,我们国家的整体策略改了,粮食没有积多少(因为农民造走资派的反,谁也不种地),称霸的事也提不到台面(因为我们国家太穷,没有争霸实力),唯独全国挖了不少的洞沟沟。北京一四五中学全体师生响应毛泽东深挖洞的号召,也确实在操场挖了不少的小洞沟沟。

一九七零年春夏之间的某一天,一连副连长我的兄弟高景汉在挖防空洞的战斗中负伤被送往积水潭医院,进行了紧急抢救,捡回来一条命。一周之后,我与刘燕生等几个人到积水潭医院看望,惹出来一件事。本文就是还原这件事情的大概。

此时,万籁已经从冬天的严寒中走出来得以复苏,春末夏初时日的天气已经热了起来。我和几位同学,好像有刘燕生张景春张一雄季顺(不知还有谁),结伙到积水潭看望因伤抢救过来的高景汉。积水潭医院在德胜门的南边,靠着后海水洼子积水潭,于是取其地名叫积水潭医院。名字不好听,但是这家医院现在可是名震遐迩名扬天下,因为它是全国最权威的骨科医院。

从学校或者住家出发到积水潭,必须到地坛西门靠南一点的地兴居乘坐通往北京动物园的二十七路公交车在新街口下车,然后步行过去就行了。但是票价太贵了,五分钱。一九六九年的五分钱买菜能买一大堆。我们几个家里都不富裕,用一角钱乘车走来回,似乎有些奢侈。于是商量之下我们决定步行过去。

我们选择的路线是从学校出发到安定门城楼,然后沿着安定门北城墙向西到德胜门的北城墙,再往西到新街口豁口。那时北京叫豁口的地方很多,除了新街口豁口外,还有南小街豁口,北小街豁口,东直门豁口等等。顾名思义,就是为了通行方便,即在两个城门之间打通一个口子,或者准确地说豁开一个口子,走车走人。新街口豁口就是在德胜门与西直门之间豁开了一个口子。

当时的北京的北城墙成了一个大工地,北京的各个单位为了挖防空洞,为了解决砖头不足的困难,都在挖城墙取砖。挖地铁二号线,还是稍后半年的事情。去看高景汉的那天我们没有去上学,似乎好像是一个星期天。早晨的太阳慵懒地探出了头,天气适合,不冷不热。我们几个打打闹闹地沿着城墙向德胜门的方向走去。走到安定门时,看着满目疮痍、被拆了一半的的安定门箭楼,我的心不知为什么颤动不已。一九六六年二月我家从北蜂窝搬到和平里,走的是安定门城楼。我张着惊异的双眼第一次看到了小说《古城春色》《李自成》中描绘的安定门城楼。有人说老舍和鲁迅作品中也描绘过北京的城楼,但未必是安定门城楼了。我没有看,因为我特别不喜欢这两个人的作品。

安定门城楼的格局与德胜门城楼一样,以防守为主要目的,所以城楼之外是箭楼。箭楼就是防御军队放箭的地方,你可以看到一个个的小窗户,那就是放箭的。一九六六年四月的某一天,我曾经与我的表哥和弟弟们爬过安定门城楼和箭楼。无论从那个建筑角度说,这都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让你看后叹为观止。记得我站在箭楼空旷的大厅里,及目可见远处郁郁葱葱的北土城,那就是元大都遗址。为了放箭方便,箭楼大厅上分为一层一层的,排列格局井然有序。望着被拆了一半的安定门箭楼,我的心除了颤抖以外就是流血了。

两个小时之后,我们终于来到了积水潭医院门口。文革那个时候,积水潭医院并没有那么多人,也没有号贩子游荡在门外。四十五年后的这些医院景观,让当时的我们想都不敢想。我们可以进医院看病但绝不能进去住院大楼看望病人。住院大楼门口守护的是一个四五十岁的大妈,亦然穿了一件白色的大褂儿,似乎是医务工作者。

大妈看着我们,我们也看着大妈。时近中午,住院大楼的,早晨到处都传开了到香味,让我们都感觉到了饥饿感,因为从早上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吃饭。加之从和平里到积水潭医院走了将近两个小时,肚子里仅有的一点食物都消失殆尽。

大妈厉声喝道:你们几个有什么事吗?我推开旁人软声软气地说道:阿姨,我们要去看望一个病人,叫高景汉。他在哪个床?大妈口气略显和蔼。五楼的三十四床。我回答道。中午了,病人吃完饭都要休息。我不能让你们上去。大妈回答道。我给刘燕生等人暗示了一下,说道:那好吧。我们下午再过来。说完,我就带头转身离开。大家都跟在我的后面,转向了门诊大楼。

现在怎么办?我们想饿了,都想吃饭,但大家衣服口袋里面比屁股还干净,一个个都是穷兮兮的,兜里没有一分钱。显然,饿着肚子坚持到下午两点再看望高景汉,显然不现实。如果现在转身回家,我们又不甘心,因为我们的目的就是看望高景汉,不是到这里旅游来了。

此时,门诊大楼的大堂里面人不多,那个年代没有公费医疗,或者有公费医疗我不知道,反正看病的人不多。估计那个年代人们的身体好,没有什么病可到医院来治疗。偶尔几个穿着白大褂的护士和医生从我们的身前匆匆而过。门诊大楼的四周墙上挂着标语,写着打倒某某某,油炸某某某等内容的标语。当然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名字随处可见,这是毛泽东指定要打倒的几个人,全国各地都这样,积水潭医院也毫无例外。

休息片刻之后,我们游荡到了医院的后面,蓦然看见了一片果园。花儿已经谢了,一个个青色的小果实挂在书上。看到这片果树我们相视而笑。这个情景我们太熟悉了,因为我们教室的后面就是一片果园,我们知道,这些没有成熟的果实,虽然涩涩的难吃,但可以临时解决肚饥问题。没有命令,没有指令,只需要一个大家都懂的眼神,我们像饿狼一样冲去果园,伸出魔手抓住还没有成熟的青涩果实,慌不迭地将小果果噻到嘴里。

此时,旁边的住院大楼没有一点声响,显然病人包括医务工作者们都睡觉了。远处某个工厂的大喇叭里广播着根据毛泽东语录改编的歌曲《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其曲调很好听,是用湖南民歌的旋律谱曲的,至今我还会唱。其内容与现在的摘毛桃运动有所涉及: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你想想,在饥饿的状态下,树上的小果实好比种子,我的肚子好比土地。当我肚子饿的时候,我们要与桃园中的果实结合起来,起码可以让自己的肚子有食物填充进来,以便我继续革命。听着远处的音乐,我们的摘毛桃的动作更快了。

突然,一声大喝让我双腿发软,从树上掉了下来,好在我摘毛桃的位置离地面不高,也就一米左右。因为我的胆儿小,抗风险的能力并不高。我站起身来扭头一看,只见一个穿着发白军装的大汉距离我们不远处正在用钥匙开果园的木头门。我把手指头伸入口中,也不管我的双手髒与不髒。一声尖锐的手指哨在果园内响了起来。所有的革命战士,像闪电一样从四面八方飞出果园。于是,一场残酷的围追堵截,由积水潭医院的保卫部门布置下来了。

我的个头比较矮,动作也比较灵活。我迎着那个黄军装跑过去,因为我知道在那个方向不远有一个小洞洞,估计是猫与狗的出入地点。就在黄军装进入果园的那一瞬间,我已经将我并不魁梧的身躯塞入小洞洞之中。其他人跑向哪里,我也不知道。夫妻好比同林鸟,大难当头各自飞。不,错了,应该是同学好比同林鸟,大难当头各自飞。因为人的本性都是自私的。在各奔东西的情况下我肯定不会管他们了。小洞洞的外面是一个小花坛,紧挨着一条通往锅炉房的红砖路。由于经常运煤的原因,这条红砖路都已经变黑了。

避开那个黄军装,我迅速地从狗洞子爬出来,左右一看,没有发现其他人,于是我沿着那条红砖路急速闪进了锅炉房。回头望了望远处的那个狗洞,我不禁喃喃朗诵道:任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任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呀!给你自由。好像这是渣滓洞的那个叫陈然写的诗。这首诗我在初一的时候曾经认真地背诵过。莫名其妙,刚从狗洞爬出来后就想起来这首诗,不知怎么回事。

那个黄军装进到果园后,就东张西望地巡视了一番,然后他失望地摇摇头,因为所有偷摘毛桃的人都跑了,不见踪影。我在锅炉房中探头探脑地观察着这个黄军装,屏住呼吸不敢声张,生怕弄出响声把黄军装吸引过来。此时并没有到烧锅炉烧暖气的时间,锅炉房里一派静谧没有一点声音。我感觉肚子饿了,胃里异常难受。锅炉房不远处有一张大字报,内容是批判赫鲁晓夫土豆加牛肉的共产主义。这张带走菜名的大字报让我流下了口水,土豆加牛肉应该是多么喷香呀!正当我幻想着土豆加牛肉进入我的口中的时候,突然我的身后传来一声厉喝:你是干嘛的?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我回头一看,一个肥胖的身躯映入我的眼帘。这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大胖子,他穿了一件几乎染成黑色的白色跨栏背心,一个黑色大裤衩套在他肥胖的屁股上。突然,我感觉这个人特别像我曾经认识的一个大胖子,那个人就是占据兴化西里三号楼的北京五建四工区食堂的大师傅,叫刘志海。兴化西里的十二幢楼都是五建四工区承建的。建完以后,五建四工区就把九区一号门口的三号楼留了下来,作为四工区的办公地点。那是一九六五年十月份的事情。罗瑞卿当军委秘书长的时候搞了一个大比武,五建四工区的基干民兵也乘此东风搞了形式多彩的民兵训练,训练地点就在三号楼与二号楼中间的空间地带。一九六六年二月份我家搬到兴化西里之后我目睹了这精彩的一幕。而刘志海这个人,就是我们这些小娃娃在文革前四工区的民兵训练中认识的,并且被刘志海狠狠教训过。七号楼的陈曙光张连贵及我们大家都很憎恨这个大胖子,编排顺口溜讽刺他:大肚蝈蝈刘志海,烧饼果子吃一百;鸡蛋汤,喝两缸,屎巴撅子拉两筐。

眼前的这个胖子特别像刘志海,但我认为却不是他。因为这个胖子的眼睛里透露出来的是一种令人害怕的阴鸷与骄横,这是那个刘志海所不具备的,起码我认为刘志海的笑容还是比较善良的。

这个大胖子拿着一根铁锹把冲我走过来。他见我没有回答他的提问,便确认我是小偷或者盲流什么的。由于肥胖的身躯阻碍了他前进的速度,便给了我足够的时间去应付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我看见身边有一堆烧过的煤渣儿,一个破脸盆放在煤渣儿旁边。于是我迅速地用脸盆舀了一脸盆煤渣儿,冲那个大胖子扬了出去。就在这滚滚灰尘之中,我撤身闪了。我那娇小灵活的身躯融入到中午娇艳的阳光之中。

此时,那个黄军装已经不见踪影,估计去围剿刘燕生张一雄等游寇去了。此时的积水潭医院处在一片静谧当中。太阳,仍然当空高照;远处的高音喇叭,仍然播放着《毛主席语录》歌曲。曾经的瞬间我有回家的念头,但却被自己否定了。因为没有看见高景汉,回去以后难以向大家交代。我的饥肠辘辘,饿得头有些发昏。我暗暗下决心,等我有条件了,我一定买牛肉买土豆,吃吃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大菜。

从锅炉房出来之后我不敢走正常人都走的甬道,而是像李自成张献忠和小偷等夜行侠那样顺墙溜。毕竟,我们几个都在以黄军装为首的保卫组那里挂号了。六十年代末的积水潭医院,已经建立起来颇有水准的停尸房,就在紧靠医院北墙的地方,一个异常阴暗的地域。本人将近半个世纪没有去积水潭医院了,也不知现在的停尸房在什么地方。而就在那时,我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地向停尸房潜行而去。就因为我不知道,所以我才这样做。那句话说的真对:无知者无畏!四十五年前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停尸房中与众多死尸的面对,让我的灵魂出窍。我现在之所以智力欠缺傻了吧唧,与那天停尸房的一幕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是肯定的毋庸置疑的。

由于时到中午,所以停尸房看门人睡觉;由于看门人睡觉,所以我才毫无阻止地进入阴沉沉的大厅。我的面前是一个长方形的台子。当时我并不知道该台做何用途,后来我才知晓那是放死尸之用。其实,我并没有看到将要进入天国的人们,他们都在我对面的铁皮大抽屉里。我不知道大抽屉里的死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但是我真的面对了他们。当我意识到我进了停尸房之后我已经变傻了,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惧充斥了我的大脑。我异常谨慎地向后退,再向后退,直退到停尸房门口的大柳树下,然后木然地站立在那里,在烈日之下情不自禁地瑟瑟地发抖。在此之后的一个星期内我高烧不退,好像踏到奈何桥的边缘又折返过来。那则是后话了。

那个黄军装带着两个人正好踱到医院的北墙下,发现了大柳树下面呆如木鸡的我并把我带到医院的保卫处。医院保卫处在二楼,隔窗是一个大平台。当我走进保卫处办公室的时候,霍然看见了猥琐地萎靡地蹲在那里的是外号叫老头子的季顺。他与我对了一下眼,算作是招呼。看样子黄军装是保卫处的小头目,他当着我们的面吆五喝六地部署对其他漏网之鱼的围剿。当写到此节的时候,我才知道刘全生也是我们这批看望高景汉的小团体之一。这是刘全生前天告诉我的。

挨着门口坐的是一个穿着一身工作服的小女子,齐耳的短头发,脸上红扑扑的,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地好像会说话。我特别注意到这个小女子的小嘴,嘴唇丰腴透出无限的诱惑力。由于天气还比较热,她的工作服没有系扣子,里面是白衬衫,浑身上下充满了年轻女性的勃勃活力。我听见大家都叫她小周师傅,估计是工宣队进驻反动专家集中的医院这个上层建筑。

由于小周师傅特别漂亮,我也就大胆地瞄了几眼。而老头子季顺在小女子面前连头都不敢抬,一副腼腆的窘相。我心里暗暗乐,秀色可餐,很香甜很解馋。我不知道秀色可餐这句话是谁发明的,反正这句话正中我的上怀和下怀(有正中下怀的表述还没有正中上怀的表述呢,下怀在哪里?上怀又在哪里?)。有的时候,光明正大的偷窥不犯法,但是在大庭广众之下你对美女脸蛋和胸器的抚摸,那就是猥亵和耍流氓了。前者是思想意识有问题,后者那就是作风有问题了,严重一点的,还要被判刑成为无产阶级的对立面。所以,我对于秀色可餐的应用,就是大胆地迎着美女的目光看向美女的方方面面,包括凹凸有致的身材。君不见,三十二年之后的非典时期,在祖国人民与肆虐的非典进行斗争而且举国无事的情况下,我专门飞到重庆去往解放碑观看重庆美女籍以养眼,因为重庆的美女在非典期间都回到家乡增添看点去了。你还别说,经过一个多月的美女养眼和秀色可餐,我的老花镜几乎可以不用了。

我看见季顺畏惧美女的小男人样,就鼓励他说道:你看看那位小师傅,是不是很像电影《南征北战》里面的女游击队长?季顺的眼睑低垂,嚅嚅地说道:差不多吧!唉!老实人就是老实人,看来他的命中没有桃花运。正在这时,黄军装被三四个人簇拥着走进门,进到屋内先拿起茶缸子喝了几口水,然后说道:你们俩人交待,你们来了几个人?是那个学校的?搞了哪些破坏活动?你们交代了,我就可以放你们回去;你们如果不交代,那就是与无产阶级为敌,我要给你们送到西城分局。

屋子里的空气在霎那间窒息了。我与季顺对望了一眼心里说道:看来这个黄军装还挺横,不能与他来硬的。从他刚才接一个电话的口音上来看,他有可能是中原人,不是河南人就是山东人。于是,我就用山东话仰头山呼:哎呦,俺滴娘嘢!俺可饿坏嘞!俺已经三天木吃东西嘞!

随即,戏剧性的效果出现了。黄军装走了过来操着山东话问道:你是山东人?山东什么地方的?我也用山东话回答说:山东济宁兖州的。你是什么地方的?黄军装说道:俺是山东泰安的,就在济宁旁边。喏,那个小周也是山东的,是山东济南的。黄军装指着那个坐在门口边的美丽小女子说道。小周走过来,面带微笑地递给我一个饭盒,饭盒里面是半张阴阳饼,就是那种用白面和棒子面混合而烙成的饼。那个年代买粮食需要粮票,细粮与粗粮分开,任谁家都舍不得吃白面,大都白面与棒子面混合起来吃。

看到黄白相间的烙饼,我的口水都要出来了。忙不迭地伸出手把饼抓在手上,在小周师傅惊诧的目光之下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半个饼我咬了整整三口,上牙床咬住下牙床咀嚼了整整八下,吞咽了整整四口,这半个饼就完全入肚了。等我抬起投来,才看见季顺那悲愤的眼神。我恍然记得,季顺也是一天都没有吃饭呀!我突然感觉我这个人特别自私,为什么一事当前先想自己?按理说,我作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分子,作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讲用分子,我的思想境界应该是很高的。那我为什么在饥饿面前只想自己而没有想到季顺?我思忖之后方才明白: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那是口头上的东西,是做给别人看的。能让自己肚子舒服,那才是人性的本意。

事态在后面的发展过程中,让我看到了我这个人的自私本性。我突然发现,叛徒这个职业是最好做的,也是最容易做的。因为面对那个老乡黄军装的高压逼迫,面对美女老乡小周的脉脉含情,我把所有的秘密都吐露出来,实实在在地当了一把叛徒。

我看过很多诸如《红岩》之类的革命书籍,也曾经对江姐许云峰等革命烈士怀有深深的敬意。但是往深处一想,起码我这个人做不了江姐那样,即便是十个指头插进竹签,也不供认出来革命的秘密。后来有资料说,这是不靠谱的杜撰,是革命的骗人法,我也只是付诸一笑。改革开放以后我见识到了美国大片,知悉美国中央情报局有一条人性规定,即如果你被敌人逮捕了,你只要坚持最初的八个小时不吐口,你就是好样的。过了第八个小时之后,你交代什么都可以,组织绝对不认为你是叛徒。据说,这是从人性的角度来考虑的。

设想一下,我这个当时的好学生,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在积水潭医院的保卫处办公室里,面对我的两个老乡,我们做些什么?其实,那个山东老乡黄军装虽然挺横挺狂,但我不怕他。即便他使劲儿打我,只要我不死,我也会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的软肋是那个小美女,那个工人小周师傅。因为她太漂亮了太美了,美得让我不忍把我的眼光从她的脸庞上撇开。这个美人计太厉害了。就在美女小周师傅情意绵绵的目光中(这是我的单方感觉),我把我所知道的一切都交待出来。而且更重要的,当时我还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叛徒!

二楼的楼道中不时传来了人们来回走路的声音,估计上班的时间到了。那个年代我连饭都吃不饱,当然没钱买手表了。我只是根据外面的声音和窗外阳光的倾斜角度来判断当时的时间。我接受了黄军装和小周师傅的询问。我记得审问者是那个黄军装,记录者是小周。审判现场的对话如下:

黄军装:小老乡,你坦白地说,你们是哪个中学的?我抬头看了一眼娇艳的美女小周老老实实回答道:俺坦白,俺向毛主席保证俺是北京一四五中学的。黄军装:你说,你们到积水潭医院干什么来了?我看了一眼美女小周回答道:俺们来看望俺们的同学高景汉。他挖洞被土砸了。黄军装有些糊涂,问道:挖什么洞?土怎么能砸人?

我听见小周娇嗔地窃笑一声,黄军装没听见但我听见了。我就有意卖弄地回答说:毛主席说的那个深挖洞,俺们挖的就是那个洞。置于土怎么能砸人,俺也不知道。但确实是把人给砸了。黄军装指着蹲在地上的季顺问道:这个人是你们一伙的?他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蹲在地上的季顺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眼神中透出来警告的意味。我也感觉这个问题不好说,毕竟那个时代大家都要求进步,名单传到学校,入团肯定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我不回答也不好,于是我就胡说八道,把曾经的同学给出卖出去:他叫左小鹏,季顺听罢笑了。

于是,在我的交待之下,已经转学或与父母一起疏散到外地的同学名单远远不断地从我的口中吐出,充当了到积水潭医院之我的团队的一伙儿。史利民白华潘伟宜王福隆于洪林等等。美女小周师傅一丝不苟地记录着,而我则吐沫星子乱喷不管不顾地胡说八道着。我的供述有真有假。人员名单是假的,但整个发生的情节和过程则是真的。我原准备向白公馆和渣滓洞的烈士那样咬碎钢牙不吐口,但是一看到小周师傅的娇艳眼波和她脸上露出的嗔笑,我那所有的烈士情节都烟消云散了,所以我也像叛徒那样都交待了。

事后我常常想:如果在战争年代我被抓住了,我能够当个有骨气的共产党员吗?虽然我也是共产党员。答案绝对是否定的。自己对自己的了解,肯定要优于别人对自己的了解。没准我能喝下辣椒水,没准我能让十个手指都插进竹签子,没准我能禁得住老虎凳,但是我也有软肋,这个软肋就是臭味与女色。

从小我就怕臭,尤其怕上苍蝇横飞屎尿乱溅的街头厕所。现在的我还是这样。在外面走路如感觉稍有尿意,我宁肯多有一公里两公里找一个星级酒店也不愿到肮脏的街边厕所去方便。如果在战争年代敌人把我抓住,他不用鞭打折磨我,只需把我关进臭气熏天的厕所呆上几天,我肯定会当叛徒,把我知道的所有一切都合盘托出。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战争起来了,我适合干后勤辅助工作,这样我被逮捕的概率稍微小一些,我当叛徒的概率也自然会少一些。

另一个软肋就是女色。似乎我这个人特别容易中美人计。我没有查,不知三十六计当中有否美人计。如果有,那么我就完蛋了。当我坐在积水潭医院保卫组办公室里面的时候,面对漂亮的美女小周师傅,我利利索索地当了一次叛徒。当然,名字是假的,情节和过程是真的。如果这个小美女不在旁边,我也会经受住皮鞭的考验。我常常想起可怜的梁山好汉。武松有女人缘,比如嫂子潘金莲喜欢他,那个被认的干妹妹(名字我忘记了,被武松宰了)也喜欢他,但武松就是不中美人计,还有鲁智深和李逵,都是远离女色的代表。每每看到这几个性取向有问题的傻蛋,我都为他们叹息:他们活得真不如矮脚虎王英。

看着办公室窗外的太阳已经渐渐西斜,洒下了一片浓厚的色彩斑斓。蹲在地上的季顺几乎头昏,身体不时地摇啊摇,一摇摇到了外婆桥。我有说胡话了,哪里来的外婆桥?我估计时间接近下午三点半左右了。那个黄军装似乎也有些不堪的疲惫,不时地抽着自己用手卷成的大烟泡,办公室里面弥漫着劣质烟叶熏人的臭味。

当着美女小周师傅的面,在超级美丽的女色的引诱下,我交代了我的全部罪行,包括我摘了几个毛桃,踩坏了几朵小草和折断了几朵小花,所有的一切我都交待出来。当黄军装问我整个行动是谁组织的时候,我不加思索地说道:是傅作义组织的。我有一个习惯,每天中午都收听小说连续广播节目,中午没有听到晚上还有重播,我肯定要补上。那个时间我正在收听长篇小说《古城春色》,描写和平解放北京的故事。一天之前刚好听到北平地下党与傅作义接触的情节。

当黄军装听到傅作义的名字的时候,他脸上露出惊愕的表情,接着问道:哪个傅作义?是不是北京和平解放的傅作义?我讪笑着说道:不是,我的一个同学叫傅作义,与那个和平解放北京的傅作义是同名同姓。黄军装恍然大悟地点点头。至此,所有的讯问都已经完成,黄军装龇出大黄板牙笑着说道:你的表现还不错,我与李主任商量一下如何处理你们俩人。说着,黄军装又用手从那个发黑的荷包里掏出了一把烟叶,放在事先裁好的绿色的小片纸中。我估计绿色的小片纸应该是大字报纸,那个时候的大字报纸五颜六色,为冷峻的革命大批判增添了一点点活泼的色彩。然后,黄军装抽着烟离开了办公室。

就在黄军装刚刚离开的当儿,办公室外面的阳台上翻上来一个人。只见他如狸猫似地潜伏在窗边,探出头来与我打着手势。我认出来了,他就是老四刘全生,我的好哥们儿。却原来,他是来解救我的。看到老四脸上的丰富表情和他的手势,我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让我从二楼阳台那个方向来一个胜利大逃亡。我清醒地知道,从办公室的窗户里翻出去然后从二楼阳台上跳下去,也许是一个逃亡途径,但也许也是一个滑铁卢。老四全生能跳而我却不能跳,因为我们俩人的体质从本质上说不能同日而语。老四的爸爸是红军干部是高干,他是吃肉长大的。而我却是草根家庭出生,我是吃着窝头就着辣椒嚼着白菜帮子长大的,都十五岁了,还是一米五三的个头,嘴唇上的毛毛还没有长出来,而老四小胖和高景汉等人都用上刮胡刀了。想来想去,我用眼睛瞪着老四,不停地眨眼,伴之以头部的摇晃。

坐在门口的美女小周师傅看到我的表现立刻警觉起来。她厉声问道:这个同学,你干嘛呢?然后,她那美丽的丹凤眼瞥向了阳台。就在这电光火石之间,聪明的老四已经把头隐藏在窗台之下。小周师傅似乎觉察了什么,起身向阳台走去。按理说,观察美女走路应该是男人,特别是小男人的幸福,但是我却舍弃了这种养眼的幸福,做出了一个令人乍舌的动作,我抬起右脚,冲蹲在地上的季顺狠狠地踹了过去。啊,啊,一声撕裂喉咙的痛苦声从季顺嘴里迸发出来。此时的小周,几乎走到了阳台窗户边,她再走两步,就可以探头看见隐藏在窗户底下的老四了。季顺的嘶叫拉回了小周的步子。美女小周蓦然转过身来,以一种奇怪的眼光看着季顺然后看着我。我的眼睛大胆地迎上去,她的眼波和我的眼波在五米的距离内的空中撞在了一起,我傻傻地自认为我们俩人的眼波撞出了火花,其实在小周看来,我只是嚣张的暧昧的色情挑衅!

于是,小周的脸上没有了笑容,她的直觉告诉他,我与季顺老头子肯定有猫腻。虽然外面的太阳依旧明媚,热度肯定高于三十度,但是美女脸上的冰霜让我浑身害冷。在小周美女强烈的震慑之下,我收回了我那猥琐的没有诗意的眼光,讪讪然地低头看着我那脏兮兮的手指头,而那十个手指头的指甲里都是黑黑的东西,我恍然意识到,我这双肮脏的手曾经捻过小周怜悯地赐给我的面饼。

季顺突然说话了:保兴,你丫有病呀!干嘛踹我的屁股?我当然不能在小周面前说我踹季顺的屁股是拿他当道具,目的是为了掩护老四刘全生。我说:我看你蹲在那里老是不停地摇晃,愰得我的眼睛生疼。季顺说道,你不带这样的,你与我说一下我就不摇晃了。我呵呵一笑说道:你虽然挨了一脚,但你为革命做出了贡献。小周师傅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回到她的办公桌前,拿出一个小镜子照了起来。

美女喜欢照镜子。即便是以清教徒信条武装的文革中的女人,似乎那种天然的爱美之心也没有泯灭。北京一四五中学的女生,成长在一种兵营气氛中,受到曾经是军人的老师们的管教,也会在蓝衣服黄衣服绿衣服上面扎个头巾或者挽个彩节,就是爱美之心。当然,我没有见过我的女同学们小镜子。美女小周师傅小镜子很专注,她一会儿皱皱眉头,一会儿摸摸鼻子,一会儿翻翻眼皮,一副美女照镜图,让我大饱眼福。而季顺与我不一样,他须臾抬头瞥一眼,然后又快速地低下头。过了一会儿,他忍不住又抬起眼睑瞄向照镜美女小周,然后像做错事的孩童,红着脸低下头。

此时,办公室的门哐当一声打开了。黄军装昂首阔步走了进来。我注意到小周师傅以极快的速度把镜子放在办公桌下隐藏起来,幸亏黄军装没有看见。其实,我也蹲在那里,就像公安派出所抓的嫌疑人,偶尔站起来活跃一下脚上的血液。当然,我那踢在季顺屁股上的飞起一脚,是在我站立的情况下实施的,否则我无法实现这高难度的动作。

黄军装咳嗽了一声说道:你们两位同学要知道,从中午到现在,我们整个医院损失惨重。不单单果园里被你们破坏了十二棵果树,食堂后厨房丢了一笼屉包子,急诊室丢了全部的诊断便笺以至于医生都无法工作。这个黄军装喝了一口水接着说道:还有司机班三辆车的汽车轮胎都被撒气了,工人宣传队李队长的两瓶酒和他的那双新买的懒汉鞋不见了,锅炉房的热水被放空了,大家都无法打到水。黄军装生气地拍了一下桌子说道:更为可气的是,住院部看门的大妈被人捆在了值班室并且被人剃了阴阳头……

听到这里我笑了。我的眼前浮现出住院部那位彪悍大妈被剃了阴阳头的情景。现在的人没有见过阴阳头,但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基本都见过。那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造反有理的阶段。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于是,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年轻人走上大街去造封资修的反。抓到了封资修分子之后,就在大街上给他们剃头。这个头型很奇怪,从脑袋中间分开,剃一半留一半,男女都是这样。我们兴化西里五号楼有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被剃了这种阴阳头,还被拉出去游街。当天晚上这个女人就在地坛公园的一棵树上上吊自尽。

此时的那个黄军装坐在办公桌前用绿色纸片卷着烟大炮,不怒反笑道:你们一四五中学来的这批人还挺有破坏力,从中午到下午,就好像鬼子进村扫荡一样,见什么就拿什么,见什么就破坏什么。现在西城分局都介入调查了。此时的我,脑袋里快速运转起来。我知道,我们来这里的这批人在学校有一定的破坏力,但却没有胆量如此这般做。但我也说不好。没准他们生气了呢?在这种情况下,不排除他们做一些过激的行为。我所做的事,就应该为他们解脱。想到这里我便说道:师傅,您刚才说的这些没准都发生过,但您为什么就这样肯定这些事情都是我们来的这批人做的呢?

黄军装语塞。是的,这些事情即便真的发生过,那也不能说都是我们这批人所为之。毕竟没有破案,只存在或然性而不是必然性。加之在异常混乱的文革期间,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都可能发生,这是毫无疑问的。黄军装思忖了一会儿后说道:现在已经快四点了。你们的交待挺好,态度也不错。李主任同意可以把你们放了。但是,我们要与一四五中学的革委会联系,对你们这些同学好好教育,要办办学习班,提高一下思想觉悟。你们可以走了。我站起身来,拉了一把起立都略显困难的老头子季顺,准备向门口走去。美女小周师傅上前一步给我们开了门。她的粉黛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淡如白水。但我注意到她的眼睛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光亮闪了一下。当然,那只是我的一种感觉。出来之后走不远,在大门的西侧甬道边看到了我的同学们,一共七个人,一个不少。加上我与季顺,我们那天到积水潭医院一共计九人。老四刘全生告诉我,他们已经看望了高景汉,劝说我与季顺就不要去了。高景汉知道我被擒住,让他们带给我们以革命战士的亲切问候。

我是一九六九年第一次去积水潭医院。然而,从那时到现在我还不曾迈过积水潭医院的大门。算起来也有四十五年了。中间断断续续的让朋友帮助,介绍一些病人到医院诊治,但我不知道这所医院现在长成啥样。但有一点我明白,积水潭医院是三甲医院,是中国最权威的骨科医院,也享有世界级的名气。同时,四十五年前伴随整整半天的审讯,我对办公室门边的美女小周师傅,有着淡淡的忽显忽灭的情愫。那是我的年级是十五岁。我估计小周师傅十八九岁的年龄,如果她能顺利成长的话,估计年龄也是六十四五岁了。为什么我说她顺利成长的话?因为红颜薄命。在那个年代,那样小的年龄走上社会,文革中恶虎们的血腥大嘴随时张开准备吞噬美艳的娇花。不知怎么了,我总是有这种感觉。但愿我的感觉不对。

回去的路上,我们绕着积水潭的湖边走的,从老卫生部的原址经过,从国母宋庆龄他们家门口经过。当时国母家门口有解放军战士站岗,她家墙上也贴着红卫兵小将贴的大字报和大标语。我试图凑到跟前看一看大字报上写了什么,但被面容严肃的解放军战士呵退。后来我知道,宋庆龄女士在文革初期也被打倒和油炸。在怀疑一切的年代里,你是孙中山的夫人又管何用?我后来得知,那时的毛泽东已经很讨厌喋喋不休唠叨的宋庆龄,加之这个女士的历史作用已经完结,已经没有抬起她的国母身份的必要了。我从材料上看到毛泽东的一句话:她(指宋庆龄)已经与我们不是一路人。如果不是周恩来的保护,宋庆龄女士早就被红卫兵整死一百次了。

积水潭的水面连着什刹海的水面。而什刹海的水面连着北海、中海和南海。后两者组成中南海。在宋庆龄家的对面就是积水潭的海子。湖里面有很多孩子在游泳,全是光屁股的男孩,没有女孩。那个时候经济很困难,买一条游泳裤都要咬咬牙,省吃俭用好几个月。这不是危言耸听。家境好的没有问题,就像我的那样的家境,真的非常困难。我们走到湖边的时候,看见一个老头戴着草帽坐在一个小板凳上聚精会神地钓鱼。刘燕生的一声突如其来的长鸣吼叫:阿兹姆——布鲁嘎!把钓鱼老头惊扰的坠入湖中,挣扎半天才爬上岸上。

从积水潭湖边沿着现在的西藏办事处东边一直往北走,走到了六铺炕豁口。西边的德胜门城楼和箭楼近在眼前,并与远处依稀可见的安定门城楼和箭楼交相辉映,一副古城的韵味与风采。可惜,这一景色只能留在四十五年前的记忆中。那天晚饭前,我终于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到家中,家里迎接我的晚饭仍然是素炒辣椒和烝窝头。你不想吃素也没有办法,肉要肉票油要油票,全是限量供应。那一天我着实饿了累了。我一顿吃了四个窝头,三碗棒子面粥。我的嘴被辣椒辣得红红的,吸溜吸溜过着嘴瘾,一点一滴地操练着吃辣椒的技巧。

然而,时到午夜病魔突然袭击了我,那是毫无征兆的、突如其来的突袭。我的全身滚烫滚烫,口干舌燥,头皮似乎要炸裂开来。病好之后据我妹妹说,我的满嘴不停地呼唤着小周小周,搞得全家莫名其妙。我知道这件事是以后的事情了,可见我这个人多么的卑鄙,就连我自己都鄙视我自己。那时父亲被调往郑州工作,家里主事的只有妈妈了。好在和平里医院就在兴化西里的旁边,我披星戴月迈开酸麻的双腿,在妹妹的陪同下来到了和平里医院的急诊。

一九七零年的和平里医院是一片灰色的院落,最高建筑物就是一幢二层小楼,其他院落都围绕小楼展开。那时和平里医院的环境很不错,甬道联通各个院落,杨树柳树本来是一个非常幽灵的小院却被大字报到处覆盖,又是油炸又是打倒,显现一片肃杀的气氛。急诊部里面的人不多,着实很安静。昏黄的电灯下,我也看到了墙上贴满了的大字报。

妹妹敲门半天没有声响,过了一会儿,旁边的房门开了,一个岁数比较大的女护士走出来,用钥匙打开了急诊室的房门,让我们进去。带了片刻,一个穿着白大褂戴着眼镜的男人走进来,向我询问病情,用听诊器给我听听胸部的振东,然后拿出温度计让我试体温。五分钟后的体温计显示,我的体温已经达到三十九度。接着来就是打针,开药,结账和拿药了。那个时候还没有输液一说,只是打屁股针。于是,我脱去半边裤子并露出了半边屁股,让那年老的护士在我的屁股上狠狠地刺了一阵,随着药液的缓缓进入,我感觉了半个屁股慢慢地变冷。从和平里医院出来,在妹妹的搀扶下,我慢慢地我一步一步地挪到了家中。到家之时,已经是下半夜的三四点钟,天都要快亮了。

第二天我没有上学,只是让路过我楼下去上学的刘燕生给我带过去一张请假条,上面是没有文化的妈妈歪歪扭扭地写下的几个字:兹吾儿孙保兴身体欠恙,特请假三天。呵呵,没有文化的妈妈写起假条还拽文拽字。刘燕生阴笑地看着我说道:你丫是不是为了昨天去积水潭医院的事,想躲开呀?我说:向毛主席保证我真的病了,不信你丫摸摸我的额头。刘燕生用手背试了试我的体温,说道:是他妈的挺烫的。我把请假条带给侯老师。我记得,聂老师走了以后是侯淑玉老师做一连三排的班主任。

弟弟妹妹都去上学了,家里就是我一个人。我躺在床上思忖着生病的原因。我猛然觉得,积水潭医院的停尸房应该是我生病的根源。我记得那天我蹑手蹑脚地进入停尸房的时候,一股冰冷的阴风从停尸柜的大抽屉里吹过来,让我不寒而栗。我当时就站在奈何桥的这一端,而那些死人们则站在奈何桥的那一端。正当我伸脚买过去的一瞬间,我的理智让我跑到停尸房外,大口大口地呕吐起来。对,应该就是那个停尸房让我患了大病。从此以后,我的心里有了一个阴影,一个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在后来的四十多年中,每当我参加一个遗体告别仪式,我都会患一场大病,每每都是如此。周恩来的遗体告别仪式是在北京医院,我没有资格参加。毛泽东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我作为北京市东城区教育局的教师代表,到人民大会堂与毛泽东诀别。回来之后,我也是大病一场,几天不能上班。

下午放学后刘燕生张景春等几个人到家里看望我。他一进门就笑着对我说:保兴,你猜怎么的?我在学校门口遇见了老头子季顺,他一听说你有病没有来上学,就慌不迭地往家跑,说他也病了。假条明天补交,他的胃溃疡犯了。接着,张景春的话让我沉入到冰冷的水中,久久冻僵住。景春说:积水潭医院来人了,找到了高正和谢副,说以你和季顺为首的几个人,到积水潭医院捣乱,严重扰乱了医院正常的医疗秩序,闹的鸡犬不宁。你与季顺的笔录都拿过来了,要求对你和季顺进行处分。说实在的,我不怕侯老师,也不怕高正,就怕谢副。谢副是谢副主任的简称,他的名字叫谢恒有,原来在空军的时候,他的官衔是大尉,也是北京一四五中学革委会唯一的副主任,主管学生工作。谢副不苟言笑,说话犀利,身上散发着一股逼人的气场。

同学们走了,我也沉默了。下午到医院看又打了一针消炎药,晚饭没有吃,不到晚八点我就昏昏沉沉地睡着了。睡梦中,我似乎依稀看见高主任和谢副主任轮流出现的面孔,我好害怕呀!

第二天我拖着病体上学了。是困难就要面对,是挑战就要迎头而上。即便我在家养病三天,也是在战战兢兢中度过,对于身体康复只有坏处没有好处。我踩着铃声走进教室,我看见大家投递过来的探寻的眼光,没错,积水潭医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有谁能明白,大闹积水潭医院的居然是我孙保兴?我与先祖孙悟空的大闹天空不同,人家可是善于造反敢于造反的齐天大圣,我只是老实巴交的一介草民。

下了第一节课的天天读,我主动走进了谢恒有主任的办公室。谢副主任穿了一件白色的衬衫,满脸的络腮胡子被剃须刀剃得铁青。我注意到谢副主任的长相很英俊,浓眉大眼,双眼皮,高鼻梁,嘴唇紧抿着,给人一种发自内心的威严。我们七一届毕业生都公认,谢副的口才超级一流,损人不用脏字,批评人可以用毛主席的相关语录,诙谐生动,引人入胜。每每听他训话,似乎都是一种极高的享受。我估计,我们七一届之下的学弟学妹大都认可我的观点。

我:谢主任,您好,我来负荆请罪来了。谢:你的那个荆呢?我:廉颇同志没有给我,他就是不摘下来,蔺相如同志也不配合我。谢:呵呵!你倒是很幽默嘛!你和季顺的交待我都看了。我万万没有想到,你这个老师眼中的好学生,居然敢大闹积水潭医院。又是钻进果园摘桃子,又是钻进停尸房偷人家死人的衣服,又是把自行车的车胎放气,又是把空白的医生诊断书都偷走………… 我:谢主任,您等等,您说的话我都没有听明白。除了第一件事,也就是钻进果园投毛桃这件事是我们做的,也是我交代的,其他的我可都没有交待,当然也不是我们做的呀!谢:我知道。你与季顺的交待很简单,就是两三页纸。偷毛桃的事是你们交代的,但是我刚才说的那些事,都是积水潭医院保卫处的同志到学校来亲口与我说的。

我在瞬间沉默,心里暗暗思忖:他娘的,是不是我的那些同学做的那些事?你说你把别人的车胎放气,这还不为过,买根气门芯打上气就可以骑了。你说你干嘛投死人衣服?你干嘛投医生的空白病历纸?我在心里暗暗地腹诽我的那帮同学。但是,我却不能这样承认。于是,我嘻嘻一笑说道:

我:谢主任,我敢保证,咱们一四五出去的同学肯定不能做这样的事。您们的言传身教,让我们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们怎么能做出扒死人衣服和偷医生病历纸的事情来呢?我估计,积水潭医院保卫处的同志,把所有的坏事都安在我们身上,是不忍孰不可忍!

谢:孙保兴,你说,这次你们谁去了?左小鹏潘伟宜潘伟曙王福隆陈曙光怎么都去了?他们不是与父母疏散到外地去了吗?对了,王福隆已经调到外馆中学了。他怎么也去了。还有,怎么傅作义也与你们一起去了?乱七八糟的,怎么回事?

我没有说话,我也说不出来。因为那些名单都是我胡说八道的。傅作义的名字被我供出来,那也是他倒霉,谁让电台里广播《古城春色》这篇小说呢!我的头在冒汗,我的身体也在冒汗,我不知道怎样圆这个谎,关键是怎样面对这个谢恒有。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我的心在咚咚地剧烈跳动着。谢主任那双睿智的眼睛紧紧盯住我,静静地等待着我的交待。我看看窗外,外面一点风都没有,天上的白云拧成了一朵朵白花,挂在湛蓝湛蓝的天空之上。正在这时,第二节课的上课铃声响了,我看着谢副,探寻着他的态度。

谢:孙保兴,你也不要上课了,把情况说明了再上课吧!我:谢主任,这节课是语文课,讲鲁迅的文章《费尔泼赖应该缓行》。我觉得学鲁迅这篇文章很重要,您不会反对吧?

我使用了一个厉害的杀手锏,用了一个保险的护身符,那就是毛泽东在湖南韶山滴水洞写给江青信中所说的那句话:打鬼用钟馗。在那个时代,你只要举起毛泽东的大旗,举起鲁迅的大旗,那就无往而不胜,真的,特别灵验。终于,当我理直气壮地祭起鲁迅这面大旗时,谢副低头退缩了。他同意我回去上课,去听那个所谓的费尔泼赖缓行的事情去了。由此我得出一个刻骨铭心的结论,它指导了我今后的四十年的革命历程,那就是:打鬼需要用钟馗,办事需要扛大旗,饭局需要来坐台,泡妞需要编背景。呵呵,请大家不要笑话我!

于是,我讪讪然回到了教室,在同学的探寻目光中(似乎是英语的语法)。那个时候我刚到一连三班不久,高丽娟还是我的同桌同学。她的那双美丽的大眼睛看着我,欲说未说,因为我们在上课,因为那时有男女界限的鸿沟,但是她眼中的关切的意思我太明白了,似乎我从小就深谙此男女之道。

课上,我的注意力没有放在鲁迅的那篇文章上,因为那篇文章我已经看过了不知多少遍。语文课政治课和历史课,都学习毛泽东的著作,学习鲁迅的著作,那也就是文革中的奇葩。我在认真的费尽心机的思考。我在考虑如何给谢恒有一个交代,否则我担心我的入团问题,担心我的分配问题,担心我的当兵问题,担心我在中学期间所有的一切。因为那时候中学毕业包分配,进工厂,去当兵,加入团组织,所有一切都在谢副的一句话。总之,我可不敢得罪他,借我十个胆我也不敢。我突然想起来那句话:解铃还需系铃人。对,我还要去积水潭医院找那个黄军装和那个美女小周。

于是,下课之后我又失踪了。离开学校之前我与侯淑玉老师请假,说我发烧了。本来我请三天假,但我提前来了,我还要去打针。这其实也是事实,我让侯淑玉老师把话带给谢恒有老师。回到家后,我先准备了一下,偷了妈妈的五十元钱,捆了一打子山东煎饼,估计里面有二十张左右。这些山东煎饼是老家人给我们捎过来的,脆脆的黄黄的,干干地卷在一起,泡在焦汤(山东的说法,就是酱油香油醋还有葱花和虾皮放在碗里,用煮开的沸水浇)里,那叫一个香。我估计美女小周和黄军装肯定喜欢吃山东煎饼。此时的时间恰恰是上午十一点。我走到地坛西门对面的地兴居二十七路汽车总站,上车还有座位,五分钱车票来到新街口豁口。走不远,我就来到了积水潭医院的大门口。我看了看传达室里面的钟,时间正好十一点五十分。

很巧也很及时,那个黄军装和美女小周都在办公室,他们端着饭具正准备到食堂吃饭。见我推门进来,他们都很惊讶,脸上显现出万分不解。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我居然能登门拜访,尤其是他们造访我的中学之后。美女小周脸上闪过一丝惊喜,但仅仅是短短的一瞬间。

我的脸上呈现出一片悲催,万分悲戚地说道:两位师傅,请高抬贵手。我知道错了。但是有些罪恶不能往我们身上安。我们仅仅是摘了毛桃,爬了墙头,并没有给自行车放气,也没有偷病历,所有的坏事并不是都为我们所做。你们如果把所有的事情都安在我们头上,那我们可就惨了。

黄军装挨着办公桌下来,拿出烟丝卷了一只烟点着后问道:此话怎讲?小周师傅也向我投来探寻的目光,似乎等着我的回答。我说道:这些罪名都是莫须有,只能推测是我们做的,但没有证据。你们不知道,我们学校的老师都是复员转业军人,他们的思维都是直线的不带绕弯的,也就是或者是,或者不是。对于他们来说,你们医院的保卫处找到了学校,那不是的可能性就没有,基本上就把罪名给做实了。说要这句话之后,我就有意识地停顿下来,给黄军装一个思考的机会。

那个黄军装愣愣地看着我,似乎在思考着什么。片刻之后我接着说道:如果我承担了大闹积水潭医院的罪名,那我这辈子就彻底毁了。我会因此入不了团,或者当不了兵或者进不了工厂,我很有可能在广阔的天地里修一辈子地球。我在家里是老大,下面有三个弟弟两个妹妹。参军当了兵,可以给家里减轻负担。进工厂当工人,可以用工资接济家里。可是如果我到了农村当农民,那我们家里可就雪上加霜了,我肯定会给家里带来沉重的负担。

我知道,我的悲情路线肯定管用,起码美女小周师傅是一个善良的女孩。她肯定会给我说话的。果然,小周师傅开始说话了。庞师傅(我听不清楚也没敢问,不知是庞还是黄亦或还是王,姑且姓庞吧),那个给自行车带放气的人已经找出来了,这就起码证明这件事上与他们无关,其他的事情还在调查。我看您就给一四五中学的领导打个电话,把事情通融一下,说一个活话,这样也给他们一个缓冲的余地。说完这些话后,小周师傅走近黄军装,低头说了一番话。我看到黄军装频频点头。他们说了什么,我当时不知道,时至今日我也不知道。到我从黄军装看我的眼神中觉察出来,事情应该会有转机。

片刻之后,那个黄军装就对我说道:你回去吧,我下午会给你们学校的领导打电话。记住,以后你要学好,要做一个让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放心的红卫兵。我点头应允,嘴里说道:您放心,我会把您的要求传达给我的同学。出门之前,我把我带来的山东煎饼放在小周师傅的办公桌上,嘴里絮絮叨叨:这点煎饼是我老家人带来的,请您们尝尝家乡口味,不成敬意,请笑纳。说罢,我匆匆逃离医院的保卫处。之后,我看望了做完手术仍然躺在床上的高景汉,心情轻松地返回家中。

次日早晨我上学了。学校里风轻云淡一切正常。早晨第一节课的天天读,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孙忠贵站起来高声朗读。他念得很流利也很快。突噜突噜,一口气念了一个自然段。我在以后的岁月里曾经学习了孙忠贵念法,但几乎让我喘不过气来。这是我在那一天的唯一印象。整个一天过去了,谢副主任没有找过我,我那悬在喉咙的心放了下来。之后,此事就杳无声息地过去了,谁不提了。

次年的清明节,红卫兵中队组织到八宝山烈士公墓扫墓。我们排队从安定门外走着去,但是解散后从八宝山走着回到和平里的家。我与几个同学与谢副走在一起。谢副严肃地对我说:如果不是积水潭医院保卫组来电话为你们说好话,学校肯定要好好地整治你们这伙败坏学校名声的人。面对谢副的指责,我只有讪讪陪笑,做出了一副无比悲催的谄媚劲儿。现在想起来,我的脸上都会泛起红光,真的不好意思了。

时间已经久远,有些情节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是伤者高景汉还健康地生活着,北京积水潭医院还在原址,巍然屹立在波光粼粼的积水潭畔。但是北京一四五中学已经不复存在。我人生中的一个偶遇的恩人美女小周师傅,不知现在人到哪里?如果算来大我四岁的话,现在也应该是六十四岁的大妈了。但是她俏丽的面庞和那双乌黑发亮的眼睛,仍然在我的眼前闪烁。

后来的结果并不好:我虽然在第二批加入了团组织,但是不知什么原因,我没有如愿参军当兵,我没有如愿进入工厂当工人,我只是被指名道姓地派发到东城师范学校学习当小学教师。是不是积水潭医院风波的后遗症?我不敢确定。但高主任那带走河北口音的数落,仍然不时地响在耳边:你们小团伙,爬墙头,摘毛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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