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一角
二十多年前,父亲跟绝大多数中国农民一样,跟随民工的浪潮涌向了城市。繁华的都市像一则美丽的传说,在家乡村民的口语方言中广为流传;高楼林立的干净街道,汽车如龙的霓虹灯海,商场柜台摆放整齐的各类商品, 无不深深烙印在父亲少年憧憬的奇妙幻想里。
父亲十六岁那年,便跟随邻村的木匠师傅学起了手艺。小学五年级毕业的他,从此与木头结下了缘分。我曾经自告奋勇地帮助他做过一些木匠活计,弹墨斗,用锯子锯木头,画线,开榫孔;只是每次总会错误百出,白白浪费一块好木料。
只有在此时,父亲才会变得不同于往常,严厉的批评我;大致内容是说,都快高中毕业的人了,对尺寸把握竟没半点脑子。那时的我便会在内心深处狡辩,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大道理,是你懂还是我懂?
从城市归来的同村人,通常用夸张的口气,并带点诱惑的味道向父亲灌输城市的美好。木匠师傅也许曾经劝过他,学好手艺再去也不迟,但始终没能敌过父亲心中无比的向往。终于在他十八岁那年,冰雪即将消融的初春时节,跟众人一道,踏上了去北京的路途。
我没有问过他,当年拜师学手艺时的陈年往事,此刻脑海里会浮现出这样一幅画卷来。身材消瘦的少年,背着满口袋的工具,锤子锯子刨子在颠簸的肩头,发出叮铃哐当的响声,父亲坚毅如炬的目光,深陷进略显稚嫩的脸庞,吃力但却小心翼翼地跟在一位中年人身后;进过百家门,尝过百家饭,走过泥泞不堪的田间地头,也走过春夏与秋冬。那时的父亲一定坚信,学一门手艺,就能走出乡村,走向城镇,去到大城市。
此后的岁月里,父亲往返于城市与乡村,像一位过客。
从我记事开始,似乎只学会了做一件事情,那便是等待;等着父亲在年尾匆匆归来的身影。每当母亲提起过去,总要说起一件事,从我们家门前路过几个男人,我就会喊几声爸爸。
那些年月,只不过父亲留在城市的时间多,留给我们的时间却少的可怜。每当母亲受欺负或者我受欺负的时候,只能在夜深人静,犬吠声中偷偷抹泪。小屁孩不懂什么爱恨情仇,也不会深究其中缘由,但当时的我心里有数,我恨,我恨这位父亲不在我们身边。
过年大概是我最开心的时候了。等到寒冷笼罩大地,麦苗表面覆盖一层薄薄且晶莹闪亮的冬雪后,便会有一个小小的身影伫立在省道旁,在冷风中凝望公路的尽头,眼巴巴的看着跑过来,又跑过去的每一辆形似公交车的各种汽车,焦急与喜悦会跟着行驶的车辆来来回回,一刻不止。
父亲总算还是会回来的,背着一件似乎被浆洗过许多次,泛着惨白光泽涤纶材质的帆布大包。脸上永远挂着笑容,见到村里的每个人,都要打声招呼,寒暄几句,身后重重的包裹,一直压在他的脊背上,直到走进家门,才缓缓放下。
我会躲在母亲身后,不敢与眼前这位,模样又老旧几分的男人相认。母亲通常会催促我赶紧叫爸爸,而我始终无动于衷地呆呆望着,伸出小脑袋仔细打量着,这位即像陌生人,但同时又是父亲的男人。
父亲反而没有露出半点失落与尴尬,娴熟地从衣服口袋里掏出满满一把一角硬币,递到我的面前。我忙用双手将它们安稳地捧在手心里,堆在一起的硬币,一刹那间胜过于冬日的雪白,像一座小巧精致的银制山峰;虽然这些硬币全都出现了些许泛黄的包浆,但这一枚枚一角硬币,仿佛是一件件快乐的事情,被我牢牢的握在了手掌中,再也不会偷偷溜走。
我曾经问过父亲,这么多一角硬币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的,他便说是在城市的道路上一个个捡的,城里人都有很有钱,不稀罕这个东西。那时的我只能靠有限的想象力,去还原他捡拾硬币的场景;一位壮年男人,在北京谋生的日子里,路过马路牙子,凭借一双凝聚光芒的小眼睛,经过无数次弯腰,将硬币捡拾起来,如同一位在稻田里勤劳插秧的农民。
父亲在我初中的时候,便不再外出打工,做起了经营门窗的生意。每当黑夜降临,他定会准时的坐在自己亲手打造的桌子前,用歪歪扭扭的汉字与数字,记录一天的账目。亏本与盈利像是两个魔咒,一直萦绕在他周围左右。一块一毛也能令他焦头烂额,在当时的我看来,简直是一位嗜钱如命的葛朗台。
终于有一天,父亲发觉运费太贵,便决定自己到建材市场里拉货。那天清晨,刚蒙蒙亮,父亲带着我与母亲,骑上那辆从二手车市场买回来,刚刷上新油漆的三轮车,载着我们三,踏上了一条以前从没有走过的路。
路上的我很是兴奋,早已忘却早起的困乏,只是在临近晌午的时候,又累又饿,父亲便在路上拦了一辆满载柿子的拖拉机,坐在上面的我,越过淮河泄洪区的堤坝后,再也寻不见父母的踪迹。
当我在淮河渡口,一家包子店门口的椅子上醒来的时候,已经不知道是什么时间。父亲与母亲也赶来了,正在和包子店老板讨价还价;老板的语气之中,显然有些不悦,好似在说,这两个人比自己卖的笼子里的包子还土。
这是我第一次去城市,吃着手里的包子,站在渡轮上,瞧见脏兮兮的淮河水,不自不觉中挪动脚步,距离父母的身影越来越远了。
回返的路上,绝大多数时间是不可能再待在三轮车上的。我与母亲走在后面,车上的木料板材,把父亲的背影遮挡的严严实实,只能听到他不断的念叨声:这次可以省多少钱,市场上货物的价格是多少,自己加工出来的门窗可以便宜多少。
而我比较关心的是,前面还有几个上坡的堤坝,心里不停的咒骂,巴掌宽的淮河为何要筑如此多的防洪堤坝。母亲一边推着三轮车一边告诉我说,这些堤坝都是以前的人一点一滴堆积起来的。可那时的我并不懂得这些。
就这样父母凭借自己的努力奋斗,在镇子上买地皮建房,在市区里买房,像蚂蚁搬家一般,把那座被我捧在手心的一角小山,堆的越来越高。
现如今自已在上海工作,看着超市里价格标价上面的1.9元,2.9元,9.9元,突然明白了父亲的一角,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只是现在,马路上就算安静的躺着一块钱,也没有多少人肯不惜力气,弯腰捡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