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开生面的史观——《我们如何走到今天》
别开生面的史观——《我们如何走到今天》
变焦的历史：机器人历史学家与蜂鸟之翼
史蒂芬.约翰逊认为，在解释历史性变革的同时，我们考察社会经验的各种尺度。历史产生于原子层面，产生于行星气候变化层面，产生于全部及相互之间的层面。如果我们想了解完整而确凿的历史，我们需要一种解释性的方法，能够公平对待所有不同的层面。这种方法，就是变焦的历史。
机器人历史学家的历史观
让一个机器人历史学家来看待我们的历史，是什么样？可想而知，一定完全不同于同时代人类历史学家写出来的历史。在人类论述中举足轻重的那些事件，例如欧洲对美洲的征服、罗马帝国的衰落以及英国《大宪章》的签订，从机器人的角度来看，也许只是一些脚注。而在传统历史里似乎无足挂齿的一些事件，例如18世纪玩具机器人有模有样地下象棋，早期计算机穿孔卡片的诞生，这些才是真正的分水岭，是与当今时代直接关联的转折点。
如著名哲学家、艺术家曼纽尔.德兰达所说：“人类历史学家或许想弄明白人们是如何组装钟表机械、汽车以及其他精巧的物理装置的，但机器人历史学家很有可能更看重这些机器是如何影响人类进化过程的。机器人会强调这一事实：钟表机械一度代表了这个星球上占统治地位的技术，此时人们看待周围的世界，同样将其看成一个类似由齿轮和车轮组成的系统。”
蜂鸟之翼：共同进化
蜜蜂、昆虫或一些鸟类在采摘花粉时，无意之间为其他花卉进行了授粉。为了更好地向昆虫发出信号周围有花粉，花进化出了更诱人的颜色和味道。同时，蜂鸟们的感官工具也在进化，以适应更好地看到花卉，或被花卉所吸引，正如花卉也进化出吸引蜜蜂的特性。比如蜂鸟为了能从植物中更好吸食花蜜，进化出了一种极其特别的飞行机制，使它们能够悬停于花朵旁边，这就是进化不断带来的奇妙飞跃：植物的有性生殖最终却影响了蜂鸟翅膀的外形进化。
这种另类的适者生存，不是通常的零和竞争，而是某种更具互惠互利性的东西：昆虫和花卉都会成功，因为它们在形体上相互适应，相得益彰。
社会变革就像蜂鸟效应，并不总是人类能动性和决策能力的直接结果。一个领域内的一项创新或一连串创新，最终会引发表面看来似乎完全属于另一截然不同的领域内的变革。
蜂鸟效应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其中一些非常直观：能量或信息的共享呈数量级增长，倾向于促发一场混沌无序的变革浪潮，而这一浪潮能够轻易漫过知识界限和社会界限。
玻璃
1204年，君士坦丁堡沦陷，一小群来自土耳其的玻璃制造商西渡地中海，最后在威尼斯定居下来做起了老本行。威尼斯总督将这些玻璃制造商集中在穆拉诺岛——一个城市社区般大小的独立岛屿，由此引发了一股创新的风潮，诞生了一个被经济学家称为“信息溢出”。其中一名商人制造出了水晶玻璃——现代玻璃的起源，玻璃改造人类的大幕就此拉开。
知识普及器。古腾堡的印刷术让长篇小说和色情文学这类大众休闲读物变得随处可见。它使人们第一次意识到，原来他们看不清近处的事物。这一发现促使人们对眼镜的需求激增，与此同时人类的识字率显著提高。
时间机器。1610年1月，伽利略使用望远镜观察到卫星围绕木星旋转。凯克望远镜的出现则让我们观察到了遥远的过去，因为远方的星系和超新星距离我们达一万光年以上。玻璃再次延伸了我们的视界，慢慢回溯至宇宙的鸿蒙时代。
窥见生命。显微镜让我们看到了细胞。
放大想像力。镜片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媒体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相片、电影电视，我们不仅能记录真实场景，还可以虚构画面。
终于看到了自己。镜子出现了，从此成为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镜子出现之前，普通人一辈子也许也没有真真切切地见过自己的脸长什么模样，而只是在水池或抛光的金属上看到过自己支离破碎、扭曲变形的样子。刘易斯·芒福德在他的《技术与文明》一书中写道：“自我意识、自我反省、对镜交谈，这些都跟随这一新事物本身而发展起来。”镜子以某种真实而无法量度的方式，帮助构建了现代个人主义。
联结的胜利。玻璃纤维如今随处可见：住宅隔热设备、服装、冲浪板、豪华游艇、防护帽，以及现代电脑里连接芯片的各种电路板。
想象一下21世纪初期这一标志性的行为：假期中的你站在异国他乡的某个风景点，用手机咔嚓自拍，然后传到微博或微信，你的照片由此流传到了全世界某些人的手机和电脑上。我们几乎不会意识到，是玻璃在支撑着整个网络：我们用玻璃镜片拍照，将其储存并控制在玻璃纤维制成的电路板中，通过玻璃线缆将其传输至全世界，然后在玻璃制成的屏幕上欣赏它们。整个链条中玻璃的身影无处不在。
寒冷
人类离不开火，甚至有人认为掌握用火的技术是智慧的源头。人类利用热能技术做实验的时间已超过10万年。但是在热辐射谱的另一端，制冷同样重要。
冰块生意
在1800年，绝大多数生活在赤道气候中的人们，一辈子也许从未体验过什么叫寒冷。对马提尼克岛的居民来说，冰冻的水就像iPhone手机一样稀奇。
波士顿商人弗雷德里克.图德意识到，把自己居住地的天然冰块运输到燥热之地是一笔好生意。到1815年，如今被称为冰王的图德收集全了冰块难题的各关键环节：采集、绝热、运输和储藏。到1860年，纽约每三个家庭中就有两个订购了每日送冰服务。人们对天然冰块的依赖变得越来越严重，以致每隔十年左右出现一次异乎寻常的暖冬时，各地的报纸都会陷入狂乱，纷纷猜测“冰荒”是否会来。
冰块能让食物保鲜，遂使一种新的食品网络成为可能。比如芝加哥，我们看到发达的铁路系统和鳞次栉比的屠宰场，如果没有冰块，前两者可能不会存在。
空调
人工制冷技术的发明淘汰了天然取冰业务，速冻技术不久也登上历史舞台，接着是空调。
空调很快引发了一系列非同凡响的事件，在很多方面完全比得上汽车对美国聚落形态的影响。那些曾经酷热难耐、潮湿闷热的地方，突然之间，绝大部分普通大众身处其中，都过得还算可以了。20世纪20年代，佛罗里达州的人口还不到100万。半个世纪之后，这个州正稳步成为全美人口最多的四大州之一，1 000万人口住在有空调的房子里，将闷热的夏季挡在门外。人工制冷技术的发明不仅使氧气和水分子流动起来，最终也使人类四处流动。
当我们思考突破性想法时，我们总是受限于原创发明的范围。我们想出一种办法制造出人工制冷技术，然后假定这仅仅意味着我们的房间会更凉爽，闷热的夜晚我们会睡得更舒服，或者我们碳酸饮料的冰块供应从此就有了保障。这一切很好理解。但是，如果你只是以这种方式来讲述制冷的故事，你也就错失了它史诗般的规模。
在图德开始考虑如何将冰块运往哈瓦那之后仅仅两个世纪，我们对制冷技术的掌握，已经在在帮助我们在全球范围内重新组织聚落形态，将几百万的新生婴儿带入这个世界。乍看之下，冰块似乎是一项微不足道的进步：它属于奢侈品，而不是必需品。然而，如果你从长焦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它，就会发现，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它的影响力令人震惊：美国大平原的自然风貌完全被改变；通过冷冻胚胎，新生命和新的生活方式成为可能；炽热的沙漠上，矗立出蓬勃发展的超级大都市。
声音
20世纪90年代初，在屈尔河畔的阿尔西洞穴群石壁上，发现了一批规模宏大的古代绘画。放射性年代测定法显示，这些画像已有3万年的历史。
岩洞壁画通常被用来证明想要以图像形式表现世界的原始冲动。但巴黎大学一位名叫埃伊戈·列兹尼科夫的音乐人种学家，根据蝙蝠的方式研究这些洞穴：倾听洞穴群各个不同部分产生的回声和混响。
他认为，尼安德特人部族聚集在他们所画的岩洞壁画旁边举行某种萨满仪式，他们反复吟唱，洞穴的回声效果神奇地增强了他们的嗓音。如果列兹尼科夫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这些早期人类正在试验声音工程的一种原始形式——放大并增强这个世界上最令人陶醉的声音：人类的嗓音。
斯科特“可笑”的发明
1857年3月，在爱迪生发明留声机的20年前，法国专利局将一项专利授予斯科特，因他发明了一种记录声音的机器。但是斯科特的发明却因一个关键性，甚至可以说可笑的缺陷而受挫。他发明了历史上第一台记录声音的设备，却忘了加上“回放”功能。
因为斯科特根本就不是要发明某种录制声音的设备。他想要发明最好的抄写服务器——只是你不得不学习一门全新的语言——声波图，才能读懂这种抄本。
爱迪生与贝尔犯的错
1877年，托马斯·爱迪生完善了斯科特的原创方案，发明了留声机。当时他想的是，可以通过邮政系统，将其固定用作一种传输有声信件的工具。人们可以将他们的信件录到留声机的蜡卷上，做成邮件，留待日后播放。
贝尔在发明电话机的时候，也犯了一个几乎一模一样的错误：他料想电话的主要用途之一，就是用来共享现场音乐。一个乐队或歌手坐在电话线的一端，听众则可以随意闲坐，通过另一端的电话扬声器欣赏美妙的音乐。
就这样，这两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发明家其实完全弄反了：最后，人们使用留声机来听音乐，使用电话机来和朋友交流沟通。
电话造就摩天大楼
如果说贝尔及其继任者是摩天大楼这种现代商业建筑之父，也许这话听起来显得荒谬不经。但是且慢！让我们看看那些巨大的办公大楼，你认为每天有多少信息从这些大楼进进出出？假设没有电话，每个信息都不得不通过单个的信使来传送，又会怎么样？你认为这些大楼应应该留出多少空间给必不可少的电梯？从经济角度来说，如果没有电话，这些建筑也就不可能存在。
贝尔实验室
1956年，美国司法部与AT&T公司达成协议，AT&T公司获准维持它对电话服务的垄断地位，但是，任何源自贝尔实验室的专利发明，都必须自由授权于发现其用途的任何美国公司。
20世纪的每项主要技术，收音机、真空管、晶体管、电视机、太阳能电池、同轴电缆、激光束、微处理器、电脑、手机、光纤——所有这些现代生活的基本工具，全都来源于贝尔实验室最初的创新思维。
爵士乐兴起
几乎一夜之间，无线电使爵士乐风靡全国。艾灵顿公爵、路易斯·阿姆斯特朗这类音乐家变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
爵士乐和无线电的融合，造就了席卷20世纪社会的一系列文化第一波浪潮。在世界上某些不起眼的角落里缓慢培育的一种新声音，例如新奥尔良的爵士乐，找到了进入无线电大众传媒领域的门径，让大人们生气，让小孩子兴奋。
随着爵士乐风靡全美，民权运动应运而生。在1964年的柏林爵士音乐节上，小马丁·路德·金在说：美国黑人中如此多的寻求身份认同活动受到了爵士乐音乐家的支持，这不足为奇。我们在美国的自由运动的绝大部分力量来源于这种音乐。在勇气无能为力的时候，是它用悦耳的旋律为我们加油鼓劲儿。情绪低落之时，是它用丰富的和声使我们冷静下来。而现在，爵士乐已经风靡全球。
麦克风与扩音器
在电子管扩音器出现之前，我们声带的局限性使我们很难同时面对一千个人说话。但是连接到多个扬声器的一个麦克风，将听力能及的范围拓展了若干数量级。没有一个人比阿道夫·希特勒更快地意识到并利用了这种新力量，他向超过10万追随者发表演讲的纽伦堡集会，全都聚焦于这位独裁者经过扩音器放大的嗓音上。如果将麦克风和扩音器从20世纪技术的工具箱里拿走，你也就拿走了这个世纪政治组织的定义形式，包括从纽伦堡集会到“我有一个梦想”。
声音振荡器
在20世纪后半叶，回声定位原理得以广泛运用，除了探测冰山和潜艇，渔夫可以探测捕鱼量，科学家使用声呐设备来探索我们的海洋最后一个大奥秘，揭示了隐秘的海底地貌、自然资源以及断层线，以及使用声音检查母亲子宫的超声波设备，彻底改变了产前保健。
清洁
19世纪50年代，芝加哥的铁路和航运网络高速发展，城市规模剧增至原来的三倍。这一发展速度给城市的住房和运输资源带来了挑战，城市的发展和活力始终依赖于我们能否管理好人们聚集在一起时产生的大量排泄物。
下水道
为了解决排泄物问题，芝加哥建成了全美第一个综合性下水道系统。不到30年，美国超过20个城市步芝加哥后尘，规划并安装了它们自己的下水道地下网络。
1860年，在芝加哥，工程师们抬起了半个城市街区，将近一英亩见方、大约35 000吨重的5层建筑被超过6 000个螺旋千斤顶抬了起来。为了给安装下水道让道，其他建筑不仅被抬了起来，还需要移走。一位游客回忆道：“在我逗留期间，没有一天见不到一座或几座房屋在进行迁移工作。一天，我碰到了9起。去麦迪逊大道的时候，我们的马车不得不两次停下来，以便让房屋先搬过去。”
伟大的漂白粉
芝加哥下水道方案中的一个致命缺陷：下水管道几乎全都通向芝加哥河，维多利亚时代城市的真正杀手，却是由受到污染的供水系统引起的疾病。
直到20世纪，如果你已为人父母，那么你必须面对一个很大的可能，就是你的孩子中至少有一个会早夭。我们能够面对的或许是最令人痛苦的人生经历——失去孩子，其实只是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之一。今天，至少在发达国家中，这种以前习以为常的事情变得极为罕见。这都归功于漂白粉。
据哈佛大学两位教授研究，洁净的饮用水导致普通美国城市的人口总死亡率下降了43%。更引人注目的是，氯及其过滤系统导致婴儿死亡率下降了74%，儿童死亡率大致相同。
然而，漂白粉不仅能挽救生命，同时还能带来乐趣，比如让我们看见穿着泳装的异性。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有一万个加氯消毒的公共浴池和游泳池开张营业。学习游泳成了人生的必经阶段。在两次战争之间的和平时期，这些新的水上公共空间，成为对抗旧式风俗习惯的最前沿。
时间
如果你要在19世纪旅行，光调时间就会让你忙得不亦乐乎。纽约时间的上午8点，你从纽约出发，赶上哥伦比亚铁路时间8点零5分的火车，3个小时后到达巴尔的摩，是巴尔的摩时间的10点54分；从技术角度来说，这个时间是哥伦比亚铁路时间的11点零5分。你停留10分钟，然后赶11点零1分开往西弗吉尼亚州惠灵市的B&O列车，严格意义上说，这是惠灵时间的10点49分；而如果你的手表一直用的是纽约时间，这时显示的则是11点10分。
有趣的是，所有这些不同的时间都是正确的，至少通过天空中太阳的位置来测量是如如此。时间用日晷来测量的时候轻松简单，用各条铁路线来测量的时候就令人恼火了。
19世纪40年代，英国把时间统一为格林尼治时间。尔后，格林尼治标准时间被确定为国际标准时钟，整个地球被划分为不同时区。世界开始挣脱太阳系天体节律的束缚。查询太阳位置不再是确定时间的最精确方式。相反，通过电报线从远方城市传输而来的电流脉冲，将各个钟表保持在同步状态。
石英钟
时间统一之后，单个时钟的精确性问题浮上水面。
石英钟发明，它每天仅仅走快或走慢千分之一秒，而且受温度或湿度的大气变化影响较小，受运动的影响则更小。我们测量时间的精确度，提高了几个数量级。
原子钟
首批原子钟制造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并且随即为精确性确定了新的标准。现在我们能够测量到纳秒级别，精确性是石英钟微秒的1 000倍。这次技术飞跃，最终促使1967年召开的国际计量大会宣布，现在到了重新定义时间的时候。
伟大的居里夫人
19世纪90年代，玛丽·居里第一次提出辐射不是分子之间的某种化学反应，而是原子固有的某种性质。她和老公共同发现，放射性元素以恒定速率进行衰变。例如，碳14的半衰期为5 730年。将一些碳放上5 000年左右，你会发现它损耗掉了一半。
也就是说，某些元素的衰变速率或许可用作“钟表”来确定岩石的年龄。碳14每5 000年“滴答”走一下；但是钾40每13亿年“滴答”走一下。这就使碳元素年代测定法成为测量人类悠久历史的理想钟表，而钾40则被用于测定地质时间，即我们这颗星球本身的历史。
光
18世纪以前英国人的生活
冬天的时候，下午5点太阳就落山了，接下来是长达15个小时的黑暗，直到东方再度泛起鱼肚白。太阳落山之后，周围的世界漆黑一片，没有街灯、手电筒、电灯泡、荧光灯，甚至连煤油灯也还没有发明出来。只有壁炉里摇曳的火光，以及牛油蜡烛的滚滚浓烟。
那样的夜晚给人留下的印象如此深刻，以至于科学家们相信，在夜晚照明普及之前的时代，我们的睡眠模式与现在相比有着显著的不同。2001年，历史学家罗杰·埃克奇发布了一份汇集上千条日记和专业资料的优秀研究成果，令人信服地指出，人类历史上曾经将漫长的夜晚划分为两段不同的睡眠时间。黑夜降临后，他们会进入“第一阶段睡眠”，睡4个小时之后醒来吃些点心，上厕所，做爱，或者在壁炉边聊聊天；然后进入“第二阶段睡眠”，再睡四个小时。
营销达人爱迪生
到19世纪40年代为止，十十几个发明家各自做出了各式各样的灯泡，直到19世纪70年代末爱迪生才取得了最终的成功。
很多人都想到了最终由爱迪生实验成功的办法。灯泡这类新发明，是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点点累积成形的。在灯泡的故事中，没有所谓的“灯泡时刻”。等到爱迪生按下珍珠街通电开关的时候，其他几家公司已经开始售卖它们自己的白炽灯了。
爱迪生发明灯泡的方式，和史蒂夫·乔布斯发明MP3播放器的方式如出一辙：他们不是某个新发明的始作俑者，但他们是使其在市场上大获成功的第一人。
那么，为什么所有功劳都归结于爱迪生？对此，不妨用针对史蒂夫·乔布斯的似褒实贬的评价加以说明：他是一位市场营销和公共关系大师。在其职业生涯的这一时刻，爱迪生和媒体关系非常密切。（至少一次，爱迪生将公司的部分股份送给了一名记者，以换取更好的新闻报道。）
爱迪生也可以说是一个我们现在所谓的“雾件”大师。他宣布发布某些子虚乌有的产品，以吓退竞争对手。他研究电灯刚刚几个月，就大言不惭地告诉来自纽约各大报社的记者说，他已经解决了这一问题，即将推出一个全国性的神奇电光系统。
爱迪生对电灯泡最了不起的独立贡献，无疑是他最终选定的碳化竹纤维丝，这件事由此揭开了全球商业史上最奇特的篇章之一。爱迪生派人前往全球各个角落搜寻自然界里燃烧最炽烈的竹纤维丝。一个名叫威廉·莫尔的代表冒险前往中国和日本，和当地一个农民达成协议，找到了能找到的最强的竹纤维丝。多年里，这份协议运作平稳，源源不断地供应着能够照亮全世界每个房间的灯丝。
灯泡或许不是由爱迪生发明的，但是他开创了一项传统，这项传统最终证明对现代创新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即美国电子公司开始从亚洲进口他们产品的组成部分。唯一的区别在于，在爱迪生时代，亚洲工厂还是一片森林。
爱迪生的真身
无论从哪方面衡量，爱迪生都是一个真正的天才，一个19世纪创新史上的伟大人物。但是，随着灯泡的故事讲得一清二楚，我们在历史上误解了这个天才。他最伟大的成就，或许在于他知道如何激发出团队的创造性。
他将各式各样的技能集合在一个重视实验和容许失败的环境里，用与组织的总体成功密切相关的经济回报来激励团队，并且将源自其他方面的各种创意融合起来，推陈出新。爱迪生曾经说过一段很有名的话：“对于那些试图抢先一步推出某项发明的知名人士或显赫人物来说，说实话我不是很感冒……吸引我的是他们的‘创意’。有人形容我‘与其说是个发明家，不如说是一块海绵’，我觉得非常贴切。”
灯泡是网络群体创新的产物；因此，与之相适应的是，最终实现的电灯不只是一个单独的实体，而更是一个网络或系统。要想使之成为可能，首先需要发明灯泡，但是也需要有一个稳定可靠的电流，一个将电流统一分配至社区的系统，一种将单个灯泡连到电网的机制，以及一个测量每家每户使用多少电的计量表。灯泡本身只是一件玩物，能令记者们目眩神迷。爱迪生和他的“野蛮人”创造的东西比它重要得多。他们创建了一个集各种创新于一体的系统，这些创新彼此联系，使神奇的电光安全可靠，价格合理。
闪光灯
闪光灯发明以前，低光环境下照相技术一直无法解决。
闪光灯发明以后，它的第一个主流应用竟然是作为反对城市贫困的武器。里斯的畅销书《另一半人怎么生活》出版，引发了一个揭露社会黑暗现象的新传统，同时也最终改善了工人的工作条件。在某种意义上，照亮公寓的黑暗和污秽之后，也就改变了全世界城市中心的地图。
在这里，我们再次见到了社会历史中蜂鸟效应的奇特飞跃；新的发明所导致的结果，是发明者本人从未想到过的。镁和氯酸钾混合的作用看起来足够简单，闪光技术意味着人类能够在黑暗的环境里记录图像，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精确。
时光旅行者——为什么有些人可以超越时代
达·芬奇在16世纪能够想象（并绘制）直升飞机，因为他是天才；巴贝奇和洛夫莱斯伯爵夫人在19世纪能够想象可编程计算机，因为他们是天才；毫无疑问这三个人都是天赋其才，但历史上很多高智商人物却无法想出超越他们时代几十年或几个世纪的发明。
怎么解释？除了无解的天才论之外，或许因为他们在自己正式领域的边缘做事，或者说他们在迥然相异的各门学科之间的交叉点工作。
想一想，在爱迪生研究留声机的一个世代之前，爱德华–里昂·斯科特·迪马马丁维尔发明了他的录音设备。斯科特能够想出“书写”声波的创意，是因为他借鉴了来自速记法、印刷术和人耳解剖学研究的灵感。洛夫莱斯伯爵夫人埃达能够看出巴贝奇分析机的审美可能性，是因为她的生活充满了高等数学和浪漫主义诗歌的独特碰撞。能够看透事物表象的浪漫主义本能，她这种“神经系统”里的“怪癖”，使她能够想象一台操纵符号或创作乐曲的机器，而这种方式即便是巴贝奇自己也无法做到。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时光旅行者提醒我们，在一个既定的领域内工作固然让你游刃有余，同时也会给你带来局限。停留在你专业学科的界限之内，你相对容易获得渐进式的提高，而且考虑到历史的具体性，更容易打开直接可用的临近性可能的大门。
时光旅行者们尤其擅长于不同专业领域的“杂交育种”。这是兴趣广泛之人的妙处：当你的书房或车库里充斥着各类不同的知识领域时，通常你就能轻而易举地将它们融会贯通起来。
如果说我们能够从创新史，特别是从时光旅行者的历史学到些什么，那就是做真实的自己是不够的。如果你想多少改善一下这个世界，那么你需要专注和决心；你需要在一个领域的范围内坚守，同时每次打开一扇临近性可能的新的大门。但是如果你想有“对隐秘事物的直觉性领悟”——要是这样的话，嗯，你需要多少迷失一下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