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予与回馈成正比，看古代史官如何做！

上文分享中国的古经--《尚书》，她是人类与天道的对话

今天小编和大家分享中国的古经--《春秋》，她便是史官对上天的工作汇报。

《春秋》，实质为《鲁史》。

一本记录了鲁国两百多年所历之大事，由历代的鲁国史官所记载。上文才刚刚说到古人不会滥用神圣文字为某人或某国做传记，怎么这立马就改口了？要想说清楚这事还得接着上文关于权威变迁开始谈。

早期的史官是神职人员，他们对上天神灵有崇高的敬畏之心。直接肩负着为上天回馈真实信息的使命。

史的来源

中古时代神权与王权是分离的，且神权高于王权，巫师掌握神权，而祭司、首领掌握王权（执行权）听从巫师的旨意行事。

周代之后，巫师从神坛逐渐跌入社会底层，王（祭司）掌握神权，使得神权与王权出现了高度重合，当时面临其重要的问题，如何使王（祭司）不滥用权威？

于是周代的老祭司们就设定了一个制度，祭祀活动中的神职由祭司担任，而祭祀活动最为关键的告天词由另外一个人书写，这就是‘史’的来源，专门书写祭祀告天词的人称为‘史’。史官且父子相承，王与诸侯掌管祭祀权但必须配史官，同时又无权干涉与撤换，有效的监控了权威的滥用！

神权的没落

该制度运作了四五百年左右来到春秋末年，神权没落礼崩乐坏，人们开始不再敬畏天地神灵，史官们的地位开始变得尴尬起来。

史官的使命是真实不虚的向上天呈报亲历之事，而那些掌握祭祀权的王、诸侯们因滥用神权、弑君弑父、为所欲为而不希望史官真实记录，于是便开启了王、诸侯、大夫与史官们的斗争。

其实，从一开始史官们就处于弱势，除了用自己的生命捍卫记录真相的权力外别无方法！

“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论语》

连孔子也赞叹当时卫国的一位史官用生命与国君争斗的事件。可惜像史鱼这样幸运的史官并不多，当时杀史官的事件在众诸侯国层出不穷！

渐渐地，史官们开始学会保护自己，用一种十分隐晦的书写方式将对事情的好坏、对错、褒贬隐藏在文字之中，诸侯、大夫在祭祀告天时查觉不到对其的贬损，而上天一定能够接收得到史官表达的真实信息，既完成了使命又保全了性命，《春秋》便是这样的产物，这需要有极高深的文字造诣与艺术般运用！

进入战国时期，史官们从上百年的争斗中败下来，渐渐沦为诸侯们的装饰品。

进入汉代，伴随着司马迁因客观记录当朝事务，被汉武帝处以宫刑，使其断掉子嗣。史官仅存的一点血性与使命就彻底被阉割掉了，而司马迁的《史记》也第一次完成了由祷告词到历史传记的转变，从此之后的史官便成为专职给帝王将相写传记的私人写手！

《春秋》与孔子

《春秋》到底是不是出自孔子编撰？这算是文化界争论数千年的悬案。

最早出现孔子作《春秋》的言论是《孟子》：“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而这几乎成为孔子作《春秋》的铁证。当然，也正是因为孟子将《春秋》列为了孔子之志，使人不得不心生质疑：

A、于孔子而言如此重要的《春秋》为何在《论语》中之字未提呢？《论语》作为研究孔子的权威书籍涉及了《诗》、《书》、《礼》、《乐》甚至也有出现‘五十而学《易》’的字眼，而《春秋》却不曾出现过。

B、《论语》中清晰传递了孔子‘述而不作’的文字，又何来去作《春秋》呢？虽说夫子删减过《诗》、《书》、《礼》、《乐》，但毕竟与作书不是一回事。

C、国家的史书除了史官外几乎无人拥有改动它的权力与文字运用的能力，史官在文字运用上的造诣是祖祖辈辈传承积累的，并非一个人通过短暂学习便可拥有的技能。《春秋》之文笔明显出自极其成熟的史官之手，以笔为刀，一字的增减之间便见褒贬，如果是孔子动笔大可不必如此隐晦，害怕诸侯打击报复很难成为孔夫子之忧！

疑点众多，分歧也极大。《春秋》现存的三传‘公羊传’、‘左传’、‘谷梁传’其核心观点大有互为矛盾之势，以‘公羊传’与‘左传’为甚，相互的争斗跨跃千年，甚至为日后经学的整体没落埋下了伏笔。

当然，也不能因为《春秋》的作者不明而质疑其本身的价值，《春秋》内在的好坏对错标准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成为了帝王将相相互约束与勉力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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