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野洋子——令披头士继续不朽的女人（一）

50多年来，小野洋子积极倡导和平、女权、枪支管制，并为之奔走，最近，她提倡反对水力压裂法获取天然气。这种不知疲倦的行为主义，她说，存在于她作为艺术家的工作之核心。亚历克斯·尼在她纽约的家中采访了她。

“我总认为艺术是有关行动主义的一件事”：小野洋子站在其纽约的宣传牌前（2013）**

小野洋子坐在她达科他州家里的餐桌首的位子上，啜着咖啡。时间是早上九点半，她刚刚起床，昨晚她没有睡好，为前卫爵士音乐家欧乃特·科尔曼的死而神伤。他曾和洋子合作过；她在1968年和他一起在伦敦皇家艾尔伯特音乐厅表演过，她1970年发行的首张专辑《塑胶洋子乐团》里有一首叫“AOS”的歌曲，在里面可以清楚的听到洋子诡异的哀鸣声缠绕着科尔曼的喇叭声。
当年洋子的音乐和艺术品受尽讥讽、不被理解，甚至引人狂怒，而她其它的艺术出品——涉及面极广，包括电影、文案、雕塑和表演艺术，所受到的也大多是如此“礼遇”。然而，今年82岁的她，可以说已成功“复仇”。三年前，伦敦的蛇形画廊举办了其主要作品的回顾展；接下来的18个月内，她会在法国、日本、中国、西班牙和墨西哥举办展览。
目前，她的“小野洋子：一个女人的舞台（1960-1971）”大型个展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展览受到艺术评论家的称赞，公众反应也很热烈。今年6月21日是她的作品“晨间和平”行为艺术品的五十周年纪念日，夏至日那天清晨四点，她现身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与将其门票抢买一空的观众见面，鼓励他们相互触碰并和她一起看日出。开展日的夜间聚会人满成患，博物馆被迫关闭。但是洋子本人并不喜欢“复仇”这个字眼。

“这个字眼似乎在暗示我正试图消灭某些敌人，但我从来没有那种想法，”她说，“或许我年纪再大些，会这样觉得吧。”
1973年以来，洋子一直生活在达科他州，从西村的一个阁楼和她丈夫约翰·列侬一起搬到他们在上西区的大本营。1980年12月8日，列侬在家楼下的入口处被人用枪击中背部死去，也就是说洋子每次出去和回家的时候都会经过丈夫被杀的地方。
在前面脱下鞋子的我被告知不要描写公寓的洋子。可以说公寓非常之豪华，但厨房却很暖、装修简单，有家常的感觉，挂着披头士乐队的照片，还有一本素食菜谱。
有三个助理在旁陪同；其中一个坐在餐桌边，为采访录音，以防我在文章里引错她老板的话。
尽管会面时间很早，但洋子已经穿戴优雅，身着一条突显胸线的黑色蕾丝裙；像通常一样，她戴着墨镜，但镜框很小，她完全可以从镜片上方探出眼睛看着我。她温柔的话音分外耳熟，但听她唱片的歌迷都知道，这温柔里隐藏着一把十分响亮而具有穿透力的声音。
正如洋子自己所说的那样，“女人都有另一面，极富有表达力的一面。”
但或许有人会说这话听起来有一点可怕。洋子大笑，“对男人来说可怕吧，”她说，“这其实很逗，我用日文写过一支故事，而读过它的日本男人都说：‘它真可怕！’他们被吓着了。”说着她又笑了。

花儿的力量：1966年她的电影《No.4（屁股）》被禁后，在索霍区的英国电影审查局门前
我们为什么会被她吓到呢？“你们男人统治了社会两千年，这种情况开始改变了。”但是她说男人们正在学习如何适应自己的统治地位即将被颠覆的趋势。“女人越来越强大，但男人很聪明，懂得立即学习适应新社会的生存法则，而且你们做的不错。每次我拣起一本杂志来读，都会看到漂亮得会令我们（女人）心动的男人。”
她认为披头士乐队其实是这方面的先驱。“我想他们是第一批利用了自己女性化一面的男人，”洋子沉思道，“如今大多数受欢迎的男人都有非常之女性化的一面，我认为这很重要，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打动人数非常之庞大的女性同胞。”
打动整个世界一直以来都是洋子的人生使命——即使这个世界曾仅仅报之以敌意。她赢得了“观察家伦理奖”颁发的终身成就奖，表彰她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行为主义，而她行为主义的大部分活动与她的艺术是不可分割的。回想一下她和列侬1969年在阿姆斯特丹的“为和平卧床”的行为，或者她的大幅反战海报“战争结束了！只要你愿意”，还有她自981年开始的“许愿树”项目——鼓励大众把自己最大的愿望写下并挂到许愿树上。（洋子从未读过那些愿望，她说它们太过私人，但法若·威廉姆斯在2013年写挂在纽约的一棵这种艺术品许愿树上的愿望却被一家杂志编辑刊登了出来——“希望所有寻求普世真理的人之内在沉静与以太至珍相通。”）
“艺术之于我是向人们展示你如何思考的一种方式，”洋子说，“有些人把艺术当作可买卖的漂亮墙纸，但我总认为它是关于行动主义的一件事。”
她艺术品中的单纯特质或许受到了经年的嘲笑，但正是这份单纯令它们简洁明了，容易理解。她的艺术和行动主义在一代代新生人类中有越来越多的知音。她明显天真的和平运动常用她1962年出版的《西柚》一书中的一行名句做注脚：“一个人的梦只是一个梦。大家一起来做这个梦，它就会成真”。然而在2015年的今天，这句受日本俳句诗影响的警句式的话语似乎正适合我们的网络时代，极容易在推特、脸书和Instagram上分享，而在这些现代社交媒体上，洋子拥有人数巨多的追随者，他们对她本人感兴趣，而不是因为披头士乐队的影响。
她作品的多样性，她说，可追溯到她在日本的成长经历。“我想这要归功于亚洲人。亚洲人喜欢茶道、插画、军事化教育——他们敢于深入任何事物。他们不会说：‘哦，我正在插画，所以我不会去表演茶道。’我那时候想要了解各种各样的世界的渴望和好奇心简直不可思议，我爱那所有的世界。”
1933年洋子出生在东京的一个富裕家庭。她说二战期间炸弹如雨落下令她对和平有强烈的渴望。“世界和平非常重要，因为（若无和平），即是末日，”她说，“大多数人会想：‘哦，末日就末日吧，反正我们是共赴末日的。’原子弹在长岛爆炸的时候，我在日本，我知道那样死去是多痛苦的一件事。我不想看见历史重演。”
20世纪五十年代初，她全家搬到纽约，在那里，洋子遇到了她的第一任丈夫——音乐家一柳慧。十年间，她成为了纽约城中心艺术界的一份子，1961年她与作曲家拉蒙提·扬这样的朋友们开始在她的阁楼公寓开办艺术活动和表演。第一次婚姻破裂后，洋子陷入忧郁，回到东京；她的父母把她送到一家精神病院。她的一个美国朋友——安东尼·考克斯将她安全领出来，并做了她第二任丈夫；他们在1963年生了个女儿，名叫京子。1971年，在争夺监护权期间，考克斯带着京子藏了起来；洋子直到1998年才再次见到她。
译者：Annab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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