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该尘封的“正剧”

木棉/文

2018-1

不该尘封的“正剧”

关于“文革”的性质问题，早有定论，我已无需缀评。

这方面题材的小说、电影、电视剧、回忆录、调查和史料被称为“伤痕文学”，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鲁迅先生曾有篇文章，题目叫做《为了忘却的纪念》，借题寓意，重提那些尘封的往事，我想历史是不该湮灭的。

文革当时以“正剧”的形式上演，几乎全民参与。十年的演出，各种人物粉墨登场，你方唱罢我方唱，演绎了人性的扭曲和疯魔，灵魂的丑陋和肉体的变态。

“正剧”变为一出出“闹剧”。谢幕之后的舞台疮痍满目，哀鸿遍野，多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教育破败，科技停滞，经济衰退。

本文采撷了一些文革碎片，也是为了忘却的记忆！

电影评论家钟惦裴先生曾经记述过这样一个可悲的喜剧故事。

“五七干校”一位“校友”每到星期五照例到干校连部像“牛政委”坦白，交代一段“罪行”，然后到月末结束的那个周末，就可以因“认罪态度“良好而取得同”革命群众“一样回家一次的特殊待遇。

钟先生一次与”校友“同街买毛笔时，他听到了“校友”的肺腑之言。

“你当我愿意搞这样的政治游戏么？我在这场游戏中扮演了多么可怜的角色！可我怎么办？你替我想想，我老伴风瘫在家里，拉屎撒尿都要人伺候。这大夏天，浑身臭得快长蛆了，我得回去给她洗澡呀！”

他不想欺骗，但必须欺骗；那位“牛政委”又怎会不知道“反动分子”其中有诈？

但从他的“政治”考虑，恰需要不断有这样的“交代”，精明的“牛政委”尽管不想被骗，却又需要被骗。

在那个人人都戴像章的年代，若要表现一种与众不同的非凡感情，佩戴者还会以某种怪异的方式来凸显对伟大领袖的“忠诚与敬爱”。

复旦大学一位“革命派”学生，他的像章原本同别人一样，佩戴与上衣胸前，但脱去上衣像章也变离身了，怎么办？

就试着把像章别在肉上。别在肉上很痛，所以一次不行再来一次。据说每次失败后都要“斗私批修”，检讨自己对领袖是否忠诚，然后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终于成功。

说到这里，他把上衣一脱，那像章赫然别在肉上，看的听讲的人惶然，骇然。

后来他像章的别针是否生锈？不发达的胸大肌是否发炎？虽昼夜不离但也不能时时脱去上衣让人观光？这些就不得而知了。

另一悲剧故事发生在上海。

那时，上海公交总是很挤，一名年轻女子被挤得紧紧贴在售票台前，胸前佩戴一枚瓷质像章，那时瓷质像章很少见，得到一枚不易。

因为拥挤，胸前的像章正靠着铁管，一个急刹车，后面一挤，只听啪的一声像章破裂。

今天的人大约最多觉得惋惜，但在那个年代，女子的反应先是惊慌，继而恐惧，然后不管车中拥挤，力排众人，跪在地上，捡起破碎像章大哭起来。

边哭边喊：我有罪呀！我对不起毛主席！

逐渐喊声变得喃喃自语，周围人都不敢劝，只能默默听着她呢喃，直到车子到站，看她捧着像章失魂落魄地哭着下了车。

鲁迅说过；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

文革由“正剧”转变为“闹剧”，继而又转变为悲剧和丑剧的故事，今天的人是无法理解的。

他们不懂，怎么会有一种热爱叫恐怖，怎么会有一种忠诚叫野蛮，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一切都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