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治国理政经验：治大国如烹小鲜

去年，习近平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回答巴西记者“领导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感受是什么”时称：这样一个大国，这样多的人民，这么复杂的国情，领导者要深入了解国情，了解人民所思所盼，要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自觉，要有“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态度，丝毫不敢懈怠，丝毫不敢马虎，必须夙夜在公、勤勉工作。

“治大国若烹小鲜”，出自《道德经》第六十章。后世对此多有解释：《诗经·桧·匪风》毛传云：“烹鱼烦则碎，治民烦则散，知烹鱼则知治民。”宋徽宗注说：“事大众而数摇之，则少成功；藏大器而数徙之，则多败伤；烹小鲜而数挠之，则溃，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惑。”此中智慧，千古流传，多有借鉴。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管理向来是作为一种智慧，而非一门知识被谈及的。它的最高目标不是科学化，而是艺术化。

治大国如烹小鲜，象征的就是一种高超的治国艺术。烹煮一条小鱼，只需油盐酱醋恰到好处，但不能随便翻搅它，否则它就烂了。同样，治理一个国家，也不能过多地、随意地人为干预，而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让国家机器在既定的规则下自发地良性运转。只有如此，才能达到“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的至高境界。

今天，虽然社会的管理组织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迁，但古人的智慧仍能穿透寰宇，令人掩卷沉思。

以正治国“治大国如烹小鲜”的第一要义是以正治国。

老子在《道德经》中有言：“以正治国，以奇治兵，以无事取天下。”

治国以“正”，就是要光明正大，不能搞歪门邪道；而治兵要“奇”，则要求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用领兵打仗的“诡道”来治国是不行的，而用治国的“正道”来领兵打仗也不一定行得通。儒家宗师荀子最反对的也是治国不正，权术横行。

他说：“人君者，隆礼遵贤而王，重法爱民则霸，好色多诈则危，权谋倾覆幽暗则亡。”在他看来，以德治国是王道之路，以法治国是霸道之途，而权术立国则是最糟糕的一种治国方案。因为，权术一旦横行，就会把国家带入毫无秩序的混乱之中。这样的国家，内耗必然增加，管理成本也会骤然上升，到了无法应付的那一天，就自然而然地走向灭亡了。

具体来说，以正治国，就是要有一套保障国家机器自发运转的良性规则，而且这一规则能够一以贯之，不因人而废，因事而止。一旦做到了政令畅通，国家这一组织系统就会健康运作，自动调节，而不需要管理者过多地干预。春秋战国时期，各路诸侯为求自保纷纷变法图强，但真正变革成功的却寥寥无几。

究其原因，主要是新法在推行过程中遭到了太多人事和权术的羁绊，以至于虎头蛇尾、有始无终。韩昭侯时期，申不害曾在韩国主政。他打破血缘宗亲的束缚，重用贤才，锐意改革，把弱小的韩国带进了“战国七雄”的行列。但是，申不害有个哥哥，想借助兄弟的关系在韩国谋个一官半职。于是，申不害便去向韩昭侯求情。

可是，韩昭侯却拒绝了申不害的请求：“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本来就是你主张的。而现在，你又来为自己的哥哥跑关系，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可见，当国家的变革政策和自身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倡导变革的人自己尚不能坚持原则，新法推行的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变革成功的唯有后来商鞅在秦国推行的新法。治国以正，赏罚有信，是秦国在硝烟四起的战国时代脱颖而出的关键。就连一直恪守德化、对法治颇有微词的司马光，也在《资治通鉴》中对商鞅大加赞扬。

他说：商君虽用法苛刻，但身处乱世，诈力横行，仍然能做到不失信于民。就凭这一点，足以治四海，平天下。

选贤与能“治大国如烹小鲜”的第二要义是选贤与能。

这是一种看似平常却高超的领导艺术。

具体来说，就是要将合适的人安置在合适的位置，充分发挥其角色作用，而不是对具体的事务进行干预。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在老子思想的影响下，就曾提出过“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的观点。在他看来，君主作为最高管理者，不必事事亲为，而是要学会将主动权交给手下的大臣，发挥他们的积极性。

毛泽东深谙此道，他曾说：“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

邓小平也联系自己的经验说：“我的抓法就是抓头头，抓方针。”出主意，就是抓方针；用干部，就是抓头头。抓住了这两条，也就抓住了做领导的根本。据载，春秋时期，魏文侯曾与儒生田子方在一起赏乐饮酒。

魏文侯对田子方说：“我感觉编钟的乐声不是很协调，左边有些高。”田子方听完后笑了。魏文侯问：“你笑什么？”田子方说：“臣下我听说，国君懂得任用乐官，不必懂得乐音。现在国君您精通音乐，我担心您会疏忽了任用官员的职责。”魏文侯有所开悟。

魏文侯作为一国之君，要把国家治理好，只需要把好的乐官选拔出来就可以了，而不是去时刻关心“钟声不比”这样的琐事。对琐事关心得太多，对大事势必糊涂。难怪田子方批评他“审于音而盲于官”。

无为而为“治大国如烹小鲜”的第三要义是无为而为。无为，是老子哲学的核心观点。过去，这一思想多被视为消极，而实际上，老子的“无为”并非什么都不干，而是倡导一种“无为而为”的辩证法，即在顺乎事物自身规律的前提下有所作为。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他看来，大道运行，自有其章法和规律，一旦人为干预，强制作为，就会陷入异化而不可自拔。

具体到治国理政方面，就是要把主动权交给人民，多体察民心民意，而不是拍脑袋决策，凭感觉折腾，以致政令频出，朝令夕改。

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虽消灭了六国，统一了天下，但后来的他却不懂得与民休息，总是通过各种政策干扰老百姓的正常生活，动不动就抓壮丁去修坟墓、挖运河、垒长城、征北方、打南蛮……结果却适得其反。后来的刘邦和他的功臣们都参加过秦末农民战争，所以很注意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无为而为”的思想在汉朝也得以发扬光大。

汉高祖及他的继任者都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减轻田租，鼓励农耕，提倡节俭，减轻刑罚，使汉朝的生产与经济得到了极大的恢复和提高。到了汉武帝时期，当匈奴屡次侵犯北方边境时，大汉王朝凭借其多年养精蓄锐后的强大经济和军事实力，彻底打败了凶蛮强悍的匈奴骑兵，甚至把匈奴赶到了今天的欧洲。有所为，有所不为。无为时，静若处子；有为时，动若脱兔。

这正是“无为而为”这一辩证法的奥妙之处。

老子说得好：“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