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焚书坑儒

焚书坑儒是大家熟知的，但是固有的印象，或许很多人以为这是一件事，这恐怕是误解了。焚书和坑儒是两个事件，既是孤立的，又是相关的。所以说孤立者，是因为他们在两年先后发生，各有因由；所以说相关者，是因为他们在本质上都是帝国集权制政治的需要，又有某种因果关系。

先看焚书。

始皇帝三十四年，即公元前213年，距秦灭六国已经过去了八九年的光景，全国已行郡县制。这是时代背景。在咸阳宫的一次酒会上，仆射周青臣大唱赞歌，尤其称道秦“以诸侯为郡县”，使百姓安居乐业，天下从此再无战争之患，说始皇帝的威德是自上古以来所不及的。始皇帝听了很受用，司马迁只用了三个字，“始皇悦”，就把当时那种表面上一派欢快和谐的氛围呈现出来了。臣下歌功颂德，君上听了高兴，说明马屁拍准了，拍到位了。这时候有人出来唱反调。有个叫淳于越的博士官（负责掌管典籍，可以说是官方的“历史学家”），齐人，他说殷周之所以能享国上千年，是因为实行分封制，这样中央一旦有变，诸侯可以勤王救难。最后他说不效法古代不能长久，并且当面指责周青臣“面谀以重陛下之过”。这话就说得很重了，矛头非但对准了周青臣，实际是连带着始皇帝，是要刺穿帝国的政治架构。可以想象始皇帝这时候是何种心情，腻歪吧，但是当场没有发作，而是交由群臣去讨论淳于越的提案。

这个事儿实质上是“郡县派”和“分封派”之争，进一步说，是法家和其他学派思想施之于政治的激烈交锋。淳于越有没有私心且不论，天下初定，六国思旧，使宗室子弟分镇各方，就地维稳，以快速应对可能发生的叛乱，看上去倒也是个很不错的主意。这个大概是始皇帝心里以为值得讨论的地方。但是分封制相较于郡县制，是极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对完成统一六国伟业的始皇帝来说，不会心甘情愿。他令臣下讨论，不过是要评估郡县制是否能够有效维稳，或者说严刑酷法能不能使黔首慑服。

讨论的结果是必然的。丞相李斯上奏说，三代五帝时的制度不可能因袭不变，制度要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皇帝陛下是要建立万世功业，这并非那些愚儒们所能深刻领悟的。以前诸侯并争的时代，百家争鸣，现在国家一统，需要法令一致，否则一道命令下来，大家都用自家所学来讨论它是否合理，以此标榜自己的高明，这样国家制度的公信力就会大大下降，还可能导致底下人结党。所以李斯建议，史书除了秦史，一概焚烧，民间藏书须上缴官府焚烧，并且禁止互相讨论《诗》、《书》，违者弃市论处。这就是所谓“焚书”事件。

焚书，实质上是大规模地禁书，并非我们很多人固有印象中的把所有书都烧了，博士官是可以因公藏书的，民间只允许留下占卜、种植之类的图书。换言之，相当于只有“国家图书馆”可以珍藏文化类书籍，并由专职人员查阅。有想学法律的，可以跟官吏去学。这样的举措，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说，自然是局限到一隅，但是文化的传承并非因之完全断掉。先秦的书籍所以毁，文化所以断层，实在是因为兵燹。焚书，目的是为了统一文化思想。后世历代的专制君主都会做民众思想统战的工作，较之始皇帝不过是在手段上进行了“包装”，显得更柔和一些，但从根本上来说，是始皇帝为他们开创了先河。始皇帝吃亏就吃亏在他是第一个，承战国乱世以来，为了帝国政权的稳固，不得不采取强硬的手段。秦帝国虽然二世而亡，但是始皇帝开创的集权制度和统治思想，的确是肇万世之基。

再看坑儒。

坑儒是因为始皇帝先被儒坑。所谓坑儒之儒，倒不是特指儒生，而是包括儒生在内的方士以及“批评家”们。方士利用始皇帝求长生不老的心，糊弄他，徒耗巨帑，结果一无所获，最后还说始皇帝这人刻薄，这让始皇帝大为光火。

始皇帝为求长生不老药，用了各种人。除了我们熟知的徐芾，还有个卢生。仙药本是没有的东西，自然是求不来的。交不了差，以始皇帝的性格，怪罪下来那可是要没命的，怎么办？于是他们编故事，仙药么，有是有，但不是说求就能求来的。

徐芾就跟始皇帝说，海中有三个仙人居住的岛，蓬莱、瀛洲、方丈，蓬莱岛上有仙药，但是海中有大蛟鱼为水神守候，人过不去。始皇帝大概是日日有所思，听徐芾说后，晚上竟然梦见跟海神交战，于是问博士官，占卜解梦。博士官们或者是为了迎合始皇帝，或者也拿不准徐芾说得是真是假，说得把这恶神除去，善神才能来。始皇帝乃派人做了捕巨鱼的工具，并准备用连弩射之。到了芝罘，射杀了一条鱼。但这鱼是不是那所谓的大蛟鱼，谁也不知道。反正仙药还是没求来。

卢生跟始皇帝的说辞是这样的。他说求仙药之所以找不到啊，是因为有一些妨碍的邪物。仙方中说，人主如果行踪飘忽，那么恶鬼避，真人自来；人主的行踪臣下都知道的话，是有害于神的，真人就不来了。他建议皇帝不露行藏，则仙药便能求来了。于是始皇帝为表虔诚，不自称“朕”了，改称“真人”；另把咸阳宫外的天桥甬道都连接起来，人和物都固定不动位置，皇帝去哪里，有敢说出去的，一律处死。某次始皇帝去梁山宫，从山上看见丞相的车仗规模盛大，很不高兴。皇帝身边的太监把这透露给丞相，丞相于是裁减了车仗的规模。始皇帝听说丞相这么做，第一反应就是，一定是身边的太监泄露的。挨个审问，没审出来，那就把当天随从的所有人都杀了。从此之后，再也有人知道始皇帝的行踪所在了。卢生给始皇帝的这个提议，其实是做了个局，以便逃跑。他知道仙药肯定是求不来的，跟另一个侯生合计，始皇帝这人刚愎自用，秦法苛严，求不来仙药肯定是个死，跑吧。

侯生、卢生的逃跑事件是坑儒的导火索。始皇帝被他们像傻子一样坑骗了，盛怒之下，岂能不坑杀他们？这是坑儒的直接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如始皇帝所说，一个是待他们甚厚，他们竟然议论皇帝，说皇帝的不是，这是抨击政府，另一个是焚书之后，在咸阳的诸生，还私下传播各派的学说，妖言惑众，蛊惑人心。尤其是后者，这是最根本的原因。焚书之后，诸生口传不能禁，这与统一思想的大政方针背道而驰，故“坑儒”以加快力度。始皇帝利用方士逃跑事件，趁机发难。他下令把犯禁的四百六十余人全部在咸阳坑杀，并且昭告天下，以儆效尤。这就是公元前212年发生的所谓“坑儒”事件。

“坑儒”事件表面上看虽是因被方士所坑骗而起，但在实质上是“焚书”事件的延续，是始皇帝为进一步统一思想所采取的严酷手段。书焚了，儒坑了，始皇帝的最终目的是“以愚黔首”，以期使民众最终能改变自己是“楚人”、“齐人”、“燕人”、“魏人”、“赵人”、“韩人”的固有思想，让他们从心里形成自己已成为大一统国家治下之“秦人”的归属感。

“焚书坑儒”是始皇帝严刑酷法高压统治的缩影，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但是国家要长治久安，不能长久如此，要张弛有度。如同汉武帝前期的穷兵黩武和晚年的休养生息，因不想循“亡秦之迹”，所以在选定继承人上，选与自己性格和施政方针完全相反的。包括早先的太子刘据和后来即位的昭帝刘弗陵。退回来说，其实始皇帝应当也是有这个见识的。他属意的公子扶苏是一个儒派的支持者。坑儒的时候，扶苏曾明确反对，也因此触怒了始皇帝，被打发到蒙恬驻守的上郡去了。始皇帝是真的怒吗？或许是的。但是真的怒到怪罪扶苏吗？未必。临终前他下诏命扶苏回咸阳主持丧仪，也许是想通了，也许是一开始在心里就有明确规划的。只是当初扶苏反对的时机不对，不能不给他个处分，看似是处分，倒更像是先把他保护起来，先要去磨砺他。做一点猜测，也许按照始皇帝的规划，经过他这一代的紧的政策，人心思定之后，将来扶苏即位，要废张就弛，政策要逐渐趋于宽松了。可惜阴差阳错，最终即位的是胡亥，他的胡作非为，使人心没有定，反而乱了起来。用鲁迅先生的话说，秦的二世而亡，使秦始皇实在冤枉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