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部荡》第二十三章
老部荡第二十三章一一一生活不饿手艺人。
火烧队屋
萧索冬景寒,曾有顽童仨。
无识惹明火,保温草屋燃。
浓烟随风起,烈焰袭宵汉。
财物何足虑,只求人平安。
“救火啦!救火啦!”
“快快快!提水,提水,泼!”
“别冲到火中间去了,泼水,泼水”……
火势猛烈,呼声凄厉,直冲云宵,几百人手提肩挑,前往老部荡取水救火,壮劳力“打肩”挑水(接力赛的形式)拼命了奔跑,寒冷的冬天,打着赤脚却汗流浃背,妇女们边哭泣边用杨叉扑火,用铁锹挖土填火,围着那三间茅屋,乡亲们与火神展开生死搏斗。
一盆盆,一桶桶的清水泼向火势,“噗嗤”声响起,升起团团烟雾,一棍棍的扑打,一锹锹的泥土往火里埋,火光映着乡亲们激动、悲切的脸,有汗,有泪,有满腔斗志。
经过两个小时的奋战,大火熄灭,乡亲们趴在地上喘气,呆呆地望着满地狼藉的残余物,队屋所有的财产,十烧六七,几个妇女失声痛哭,边哭边骂:“几个小砍老壳地,翻短爬杨叉地,讨债鬼,小短阳寿地,小催肉地,玩你地淹把,怎么要烧我们的队屋啊,呜呜呜,没有粮食,我们吃什么?没有犁耙家业,我们怎么种田?呜呜呜!我们好造业啊,我们好命苦啊……”
队长徐云孝指挥男劳力进去整理残留物,扒出还能用的农具,以及还能吃的粮食,老年人劝慰哭泣的妇女们说:“只要没有人员伤亡,就是不幸中的万幸!财产是小事,人是大事,种田的犁耙家业我们来动手做,粮食没有了我们去借,日本鬼子入侵杀人我们都熬过来了,一场火就能烧倒老部荡的人吗?都振作起来,女的回去,男的留下善后。”
没有一个人回去,妇女们用棍子扒开一层层的灰,小心翼翼地用手捧起半糊的稻谷,用口轻轻地吹,一小把一小把地把半熟的米挑出来,装在箩筐里,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队屋里两万斤粮食只剩下三千来斤,如何叫人不辛酸落泪。
听老人讲,我们队的队屋,旧址在我三伯父的老屋斜对面,三间土坯房,茅草顶,面积和现在的红砖房差不多,一间做“温室屋”,主要是春季天冷,早稻泡种育秧用。一间是粮仓,合作化年代,集体出工,同工同酬,全队的粮食收成都归集体所有,然后按每户的工分来分配粮食。一间是农具房,所有的犁耙磙耖水车等农具,在冬天会清洗干净,重新上好桐油,晒几个大太阳后搁起来,待第二年春天再拿出来用。
靠廊檐边还挂有四条大船,是村民在老部荡绞水草肥田与捕鱼用的,也被烧得只剩下几根铁钉,队里公有的财产就这样被烧得七七八八,若不是粮仓用厚厚的泥巴墙围住,还保留了一点,真担心乡亲们的生活怎能熬到第二年早稻收成。
故事发生在1974年,三个闯祸的孩子是:徐玉高,李友林,张爱红。那时候他们也才四岁左右,正是调皮得狗也嫌的年龄,当天,王家清的爷爷仙逝,出殡送上山后回来吃午饭,王家清的祖屋离队屋很近,几个小孩子捡鞭果子玩,为了新奇好玩,他们把鞭果子放在队屋前的草垛里,徐玉高到家里灶背上偷来火柴,点燃鞭引子,随着“啪”地一声巨响,引响了旁边埋的一堆散鞭子,再引起明火烧燃了草垛,火借风势,风助火威,很快便漫延到队屋顶的茅草,再烧进屋内。
待大人发现失火,火势已铺天盖地,人们纷纷冲出家门,拿着脸盆挑着水桶,拿着杨叉铁锹,拿着竹棍木板,前来灭火,乡亲们围着熊熊燃烧的大火,没有畏惧退缩,勇敢地与大火作斗争。破袄上用冷水浸湿了救火,头上全是草木灰,脸上薰得乌七抹黑,打着赤脚救火,那是一种壮烈的斗志在支撑。几个小孩子吓蒙了,事后没有人找麻烦,那是一种悲悯的情怀。
几个小调皮被自家老爹一顿好打,邻居们又来“解交”,说事情已经发生,打孩子打出拐那就更不应该了。
第二天早上,大队书记王国红来调查,家长从床上抓来几个“小土匪”,送到队屋现场,王国红先生哭笑不得,说放了小孩子,别把孩子吓坏了,但大人有管教不严之责,每人写一封深刻的检讨,在大会上向乡亲们赔礼道歉。
徐玉高是我的堂兄,他家与我家住隔壁,他的父亲徐上贵,我叫大叔的,是一位忠厚老实的农民,一辈子谨言慎行地生活,卑微如尘埃,连讲话都不敢大声,却坚强不屈,辛勤地在黄土岗上劳作,甚至没有出过远门,默默地用汗水浇灌泥土,同多病的婶娘一道,把五个子女抚养成人。
上贵大叔看过一些古书演义,知晓周公礼仪,常给我讲《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等故事,从小我就有英雄梦想,想像着跃马提枪,保家卫国。
李友林的父亲李农锦是一位理发师,他重情重义,事母至孝,前文曾讲过李老师傅在六十岁时,孙女都很大了,只要老母亲一吆喝,马上低眉顺眼地走到老娘面前听训,我们村里的老人都说,只有李府上的徐婆婆的命就好,五个儿子个个都孝顺。
我们小时候都是李农锦师傅给理发,全家男丁包年,他常提着一口暗红色的工具箱,走村串户地给乡亲们理发。那时候我们管理发叫剃头,李师傅坐在大板凳上,我站在他身前,他一手按住我的小脑袋,一手用手推理发剪,剃好一边,转个半圈,剃另一边,然后用臭肥皂给我洗头,剃完了还用右手中指弹我的后脑壳,“呯”的一响,他哈哈一笑,我横他一眼了跑开,父亲交待,对手艺人要有礼貌,我不敢骂人的。
张爱红的父亲叫张成玉,我们叫成玉三爷,下一辈叫成玉三嗲,他个头不高,讲话细声小气,是个挑货郎,用扁担挑两只原木箱子,里面放一些针线饰品,走家串户卖些杂货,我小时候到他的货担上买过鱼钩与钓线,还有母亲用的眼睫毛夹子,母亲她们几姐妹的眼睫毛都有一些往里长刺眼珠,于是需要用很合缝的铜夹子夹出来。
成玉三爷的老伴走得早,他养大五个孩子也不容易,那两只沉重的木箱,不知挑断了多少扁担,露出脚指的布鞋,不知走了多少个村庄,他还为有缘人牵红线,做过很多善事,有诗为赞:
一根扁担走千家,
两个木箱映晚霞。
路远三更时常有,
无休四季送寒鸦。
情深五子甘为马,
六月蚊虫共饮茶。
七对青年结伴侣,
八处红线忆桂花。
人生九曲黯回首,
十岁务农种稻麻。
百里奔波夸父泪,
千行脚印带泥巴。
红尘万里家乡远,
赤胆忠心在天涯。
家乡有老话:生活不饿手艺人。我都后悔没学过手艺,不然也有一技之长可以养家,记得当初大哥建议我去学个手艺,而父亲坚持让我读书,父兄的恩情可以理解,都希望我过上好点的日子,而我那时候怕吃苦,认为只有读书才是跳出农村的唯一途径。大哥让我学理发,我说怕剃须刀划破别人的头,要我学瓦匠,我怕太阳晒,要我学木匠,我嫌斧头太重,于是成了个高不成低不就的“翻身子”。
那失火烧队屋的三个少年郎如今都过得很好,徐玉高是木匠,忙时在家务农,闲时外出搞装修,现在的木工都是机械化,早就不用斧头与手锯了。李友林继父业,在红旗集市开了个理发店,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张爱红是瓦匠,他现在自己承包工程,当起了老板。
故乡的队屋早已不在,三个小调皮也近半百之龄,他们只要回到家乡,便装“团团烟”(转圈圈了见人就递烟),老年人会露出稀稀的几颗牙齿,笑着说:“得个烟应该呼,当初你们烧队屋,可是让我们饿肚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