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 | 卡尔亨利：民主，其时已过？

民主，其时已过？/ Has Democracy had its day?

Carl F.H. Henry

旧约圣经告诉我们，神拣选希伯来人并与他们立约，通过律法建立了犹太神权政体，这一切随着其王国的覆灭而消解。新约并未直接启示或推崇任何形式的政体。民主概念诞生于古希腊，当时的哲学家们对其嗤之以鼻。在雅典，每一位公民都是社群平等的一员；哲学家们认为这赋予了不学无术之徒和那些智者同等重要性。因此柏拉图强调了其理想国哲人王的重要性。希腊民主是一种直接而非间接的民主，它并不是代议制的，与十八至十九世纪代议制民主也几乎无关。许多基督徒认为代议制民主是一种同时满足神的律法并履行个人公共职责的形式。我们亦知人类堕落的本性常常让我们把把权力集中变为统治者残酷的压迫。

然而民主远非毫无瑕疵；它有着极端美善和极端邪恶的双重潜能。在一些著作中已经有相关充分的论证——如我的《文明的黄昏》(Twilight of a Great Civilization)以及Chuck Colson的《抵抗黑夜——活在新的黑暗岁月》(Against the Night: Living in the New Dark Ages)。请思考性改革带来的激烈影响——当这个社会堕胎和做疝气手术一样平常，那么没有一个家庭能够逃脱这带来的混乱。犯罪记录将变得可怕，犯罪群体将低龄化，且毫无愧疚与悔意。我们这一代、我们这一个社会的标志——毒品文化、群体的道德失丧、宗教在公共领域的地位下降、公共学校向自然主义靠近——纳入更多道德审判和毁灭。过去，我们在美国经常看到公共、政治话题的论坛与研讨活动，如今已大大缩水，让步给那些脱口秀和肥皂剧。电视机成为了现代文明的膜拜中心，取代教会成为新的价值观融合中心。它并不是一种多元化的体现，反而成为了危险的相对主义，是社会的潜在威胁。

相对于民主，其余的选择成了自我约束抑或是专制统治。这之中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已经十分激烈；弗吉尼亚大学的James Hunter教授认为这种张力将会危及美国社会的稳定。尽管专制在全球普遍衰败，民主在众人眼中亦不容乐观。民主会被自己的局限性瓦解吗？Christopher Lasch近日著其新书《精英的反抗与民主的背叛》（Revolt of the Elites and the Betrayal of Democracy）；1995年1月22日纽约时报甚至刊载封面文章《民主还有未来吗》？随着共产帝国落下帷幕，人们也许认为民主将被大大赞扬、鼓舞。事实却是相反，许多公民越来越厌恶当前的政治环境，并且当前制度并不能减少反政府恐怖袭击的危险。因辛普森杀妻案这样的案件，许多人对司法体系日渐不满。怀疑主义借着传媒工具，逐渐深入公众。

亚洲统治者同样在民主的破坏性也被亚洲统治者附和。他们指出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即无政府主义和日益增长的美国监狱人口数量。他们甚至认为，政府应该拥有更多权力，然而这却被西方强调的人权观所制约。新加坡学校厌恶个体权利的强调，他们认为他们这么做是为另获得西方的经济发展支持。他们推崇孔儒之道，强调集体权利，反对那种被亚洲人称为基督教、新教的自由选择权利。但是批评者认为，如果孔儒之道真的成就了新加坡资本发展的成功，那么曾经4个世纪的经济停滞亦需归责于此。当然，并不是所有人权都是基督教倡导。欲望与需要经常与权利混淆一处。而且我们必须强调，道德下降并不是因为民主社会特别产生的，共产主义的普遍失败就证明了相对于独裁统治，民主政权的道德胜利。亚洲统治者所谓的增加政府权力，表面似乎为解决问题，其实是为了进行禁锢言论自由、非法拘捕、强迫劳动甚至推崇死刑，将限制代议制政府和个人权利。

另外一种对民主的批评来自于拉丁美洲，他们认为民主导致社会变革过程缓慢，使得社会不需要大的改革。批评意见认为这种缓慢的社会和经济变革会孕育解放神学，甚至武装游击分子。解放神学家们对于民主的批评尤其尖锐。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他们崇尚革命和暴力推翻教育与立法系统，会像催化剂一样引发系列社会变革。我们不能让他们混淆概念，事实上一个国家如果拥护经济变革而同时拒绝推进民主，那么这通常会以失败告终；而实行民主资本主义的国家通常来说更胜一筹。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式的民主在本土正越来越受到质疑。犬儒主义不时批评总统与国会，甚至指出最高法院经常在造法而非释宪。一些军事、情报相关案件的误判已经引发各种声讨（如与越南相关的McNamara案件，以及近日CIA风波）。综上所述，批评集中在一个民主的政治系统也会发生财务失职，他们将矛头直指消除财政赤字与大量国债的失败。有许多人声称即使选择其他财政预算计划，也无力保证结果，尤其是我们还需等待五到七年来看到它带来的改变。许多人质疑民主党或者共和党是不是真的可以解决财务事务？而最受诟病的是，大家普遍认为这个国家失去了领袖，失去了方向和目标；甚至我们在世界范围内的和平使者角色也愈发模糊。因此1993年刊登的一篇评论文章也就不令人惊奇了：《美国式民主还能生存吗》？

一个世纪以前，托克维尔在经典著作《论美国的民主》中提到，异国他乡之人到访美国，无不惊叹其民主带来的益处；而如今，Christopher Lasch认为，在美国首先看到的是暴力、犯罪和社会无序。他预言社会秩序将会崩塌，社会沉浸在及时行乐与自我满足之中，连儿童也在成为犯罪的一部分。Lasch说，这些文化精英们——而非大众——正在引导一种反传统西方道德与精神传承的趋势。精英们极力将宗教驱赶出公共领域；而托克维尔认为宗教应该是维持共和制的有力工具。除了社区关系的瓦解，西方政权对民主也远不如冷战时期那般自信。1995年1月22日，纽约时报文章评论说，民主能否解决新近发生的问题，尚不可知。一个自由开放社会能容下暴力吗？一个司法系统能够避免高层说客和律师腐败吗？民主社会能够应对激进的女权主义，尤其是后者是视西方历史为扭曲的？

显而易见，如果基督徒们想对民主的持续生存、改革和超越性做些什么，现在恰是时候。如若不然，民主将被消耗殆尽。1992年大选中，只有61%的人投票。基督徒们更不该放弃1996年的政治活动。然而有意义的政治参与不是在需要的时候为华盛顿挡子弹。在这一点上，基督徒的表现差强人意，他们常常以厌恶与消极的态度对待政治，而不是积极地参与与渗透进去。想想索尔仁尼琴和苏联古拉格集中营，想想他是怎么和全世界说话的。

我们必须要问问，在民主这个概念中，有什么重要的宗教元素？

著名的天主教学者Thomas Molnar谴责，民主很大程度（虽不完全）是宗教改革的产物。他认为教会应该放弃而不是参与这样一个多元社会的政治。教会应该更新自己的文化。Richard John Neuhaus也认同这种赤裸裸的公共领域，或者说世俗化，是导致美国民主问题化的原因。当自由被其自身所困，它就是弄巧成拙了。Neuhaus认为这可以被看作是历史上的“天主教时刻”，需要进行一场社会政治变革；他强调，道德与宗教审判无处不在，被包含于所有的思想与行动。他极力提倡基督徒应该用超越的宗教价值观来重构公共文化与哲学，并推崇基于一种共通的哲学和策略来追求政治变革。

“新教－天主教联手”是Neuhaus和Colson共同倡导的——这使得许多新教徒不悦，认为这缩小了宗教改革带来的忧虑，并且这个概念模糊不清。R.C. Sproul在他的《唯独信心》(Faith Alone)中说这是对宗教改革的背叛，并因此和他同事就这一问题在一个改革宗神学论坛上分道扬镳。一些天主教学者，如著名的天主教学者Molnar，认为Neuhaus在倡导一向不会被接受的政治哲学——自由民主制。他谴责这说法不符合许多基督教里的观点，其中包括政教分离；Neuhaus企图容纳多元化的现状。Molnar认为自由民主制很脆弱，缺乏强有力的主权，依旧会导致社会混乱。当然，他也反对回到政教合一或重建基督教帝国的历史时代；他认为与其将教会政治化，不如重新审视教会，将精力放在福音而不是政治上。

美国福音派退出公共文化领域已两代之久，如今再进入面临不计其数的选择。一些人认为要强化宗教的力量，使美国重新基督化；也有人认为可以用普世主义的社会福音来影响政治；还有一些人更多地从人本主义和世俗角度来考虑拯救西方文化。Molnar认为这些都不现实。他强调说西方道德体系已经崩塌，未来有去西方化可能。诚然，有许多作家在讨论西方精神的枯竭——麦金太尔(Alasdair Mclntyre)的《追寻美德》和布鲁姆(Allan Bloom)的《美国精神的封闭》就是最近两个令人哀叹的例子。然而，Neuhaus提倡，基督徒应参与政治并停止犹太－基督教文化带来的腐蚀；他们应保有和其他人一样的公共权利。基督徒当然应该尽他们所能的来参与政治，因为我们是两个世界的公民。当然，不管是废除政教分离或是保留，二者对无神论世界造成宗教压力是一样的。

此外，最近的神学家和教会信徒越来越支持教会参与到具体的政治事件当中。而这超出了圣经原则的一项共识，即世人本可以按照良心律适应于政治环境。美国全国教会理事会(NCC)和美国天主教会已经对某些政治事务提供了支持。我们可以关注Ernest Lefever的自传，他是一位普世教会大合一运动倡导者，最后却发现自己所想的直接或间接支持了左翼势力，对此他感到厌烦。因此他从左派逃离到右派。他的作品倾向于尼布尔(Reinhold Niebuh)而不是新托马斯主义伦理或者福音派，他感到大合一运动越来越指向类似马克思主义，从而开始明确反对。这种关于教会在政治事件里的评价是由于若教会在政治参与中不把呼吁细节化而只是泛泛而谈，那么他们的呼吁变如同无有。然而这些决议并不直接改变社会；爱神、爱邻舍的教导才是最好的改变社会政治舞台的工具。那种类似马克思主义的方式直接破坏了教会的内在建制和外在支持者。这并不是说基督徒不需要用立法等形式来反对堕胎、种族歧视等其他邪恶的事情；只是说如果教会的首要任务成了这些政治诉求，那么他们的福音事工也会从本质上政治化，从而受到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自由媒体经常将这些相对保守的政治倡导看作是对民主的威胁，其威胁甚至大于共产主义。1993年8月29日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说，一些宗教势力似乎要将他们自己的偏见强加到整个社会。然而实际上，这些人不过和那些世俗的人本主义者使用着相同的机会与权利。托克维尔在150年前就指出，宗教与道德感较高的公民群体会加强民主优势；当然，他仍支持政教分离。 当代民主缺陷之一便是使得宗教私人化，使之失去公共意义；宗教被看作只会产生内在的、主观性的个人意义。另一个当代民主的缺陷是，社会各层联合与稳定需要依靠联邦政府支持。人的个性化被过分看重，个人利益与满足战胜了绝对道德标准。在我们国家一些大城市中，人们不再因为道德诫命连接在一起，而是因洪水、地震救灾或是体育赛事等形成群体。我们这一代人将圣经从公立学校赶走，取而代之的是依靠警察来维护学校的治安，防治暴力。

东欧国家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自由的新机遇也带来了新的挑战。这些国家的公民从美国看到了民主意味着什么。谁也不能绝对担保俄罗斯是否会会转向民主；叶利钦的接替者亦尚是未知之数。东德、波兰、捷克倒是在民主之路上前进。然而，引发的问题不仅仅在于通货膨胀和失业率，更是如西方一般，对于自由的滥用。甚至有些地方渴望重拾共产主义，因为他们认为共产主义可以给每个人提供就业机会，并且自身对黑社会有着严厉的打压。两年前我在莫斯科参加一个会议，有一位教育家对自己的一篇著作进行演讲，里面提到的各样价值观恰是共产主义所提倡的价值观，包括社会稳定、100%就业率。我在这里提及这些轶事就是想说明，对某些价值观的诉求自身就是开放性的，其本身并不提供问题的解决方案。中国大陆是一个被权力而非法律统治的国家，统治阶层倾向进行一些基本的经济改革，而不会触碰民主的政治改革。当然，经济改革逐渐形成了一群中产阶级，他们开始为了人权和自由捍卫而担心。这个过程漫长而未知。我们不能忽视一些问题，但是不得不承认，东欧的这些公民们重新开始享受了自由的权力，享受着自由选择假期、自我提升、自由言论以及多党选举制度。

自由不仅仅表示人们自此从统治者和军事镇压的危险里被释放，它并不减少极权共产主义和军事镇压等世界观带来的危险。它涉及到共同的信仰和价值观。失去民主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把其当成理所当然。每一位公民都应该为民主的进步付上努力。没有超越并绝对的真理，没有一个国家、一种文化可以长存。公民个体拥有真实的良心，庆幸的是，公共财政责任和家庭观念已经成为里政府倡导的重要价值观。某种程度来说，私生等行为被重新认为是污秽、不道德的，是应被唾弃的；‘跟随感觉’被重新认为是需要悔改的思想。

一个人的世界观不可避免地制约着一个人的行为，包括该人的政治参与。在未来，自由本身很大程度取决于犹太－基督教传统是否进入了这个公共领域。基督徒坚称，爱邻舍、宗教自由、自由市场和私有财产保护不仅仅是一种大众观点，是凌驾于国家而非由国家产生的基本权利和责任；他们认为这是全人类的、超然的伦理价值，并且通过与神同行，人可以彰显更多公义的权柄。

自由是宗教给予的最高政治应许：道德自由、思想自由、信仰自由和表达自由。其中，宗教自由是最基础的一项，它包括了不敬拜凯撒的自由；当然，实际上那高于凯撒的神才是建立一切人权和权利的。社会道德里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是，基督徒被证明总是理想化地在民主社会里提高道德规范和诫命。我们必须提防这种公共的立法提案从诉讼变成启示。我们是要支持可平衡开支的提案，还是一系列一刀切的禁令，并号称这是神的旨意？如果这些道德倡议被扭曲了，会发生什么？所谓政治上世故之人会呼吁合理的辩论。对于基督徒来说，惯例地按照神学启示来进行立法呼吁是非常不明智的。政治过程的目的是定义和维护公共正义，而不是在形而上学的和神学信仰之间进行仲裁；国家并不是形而上学和神学选择之间的仲裁者。在一些时候，基督徒可以并且应该去根据神的旨意进行呼吁，就如我们必须去遵守神的诫命，不做神所禁止的事情。然而，我们必须记住，这不是我们每一处行为的范畴。

值得感激的是，民主虽不完美，美国仍然是全球民主最强的支持者。世界上大部分特权以下之人尚在寻求特权资源的共享；而民主正在其历史的分水岭上。世俗的人本主义者已将犹太- 基督教价值归入文化领域。民主并不特别需要基督教的文明，但民主在其承认神的创造与公义、并以基督教文明维护的情况下是运行最佳的。如果我们将民主搁置一边，那我们必须认清我们因此倡导了什么。我们必须珍惜已经拥有的，并去改善提高它。当事关自由的宣告与保护时，基督徒不能置之不理或保持沉默。此时的选择并不仅仅是关于人类的尊严、堕落、文化或者死亡，这选择乃关乎诸神，关乎我们那位独一真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