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海名家】黄绍箕:京师大学堂的主要创办人(上)
黄绍箕画像,选自民国时期《清代学者像传》
黄绍箕墨迹
黄绍箕夫人及家庭
在市区小沙巷“比户书声”牌坊下读书成才的黄家子孙中,成就最大者,当属黄绍箕。十年寒窗苦读指向金榜题名。他继承父业,从进士到翰林,后任湖北提学使,并成为张之洞的侄女婿。
黄绍箕与晚清书家沈曾植、著名诗人文廷式、末代状元张謇等合称“后清流”;被晚清蕃臣左宗棠誉为“一代伟人”。张之洞对黄绍箕十分器重,向朝廷举荐人才时,首先推荐黄绍箕,称他“志远方长,治事缜密,中西学术均能贯通,熟于郡国利病,外洋政事。”
黄绍箕致力于教育兴国活动。京师大学堂筹办之际,虽然张元济任总办,黄绍箕为提调。但由于张并不到位,一切筹划大多出自绍箕,他成了京师大学堂(现北京大学)的主要创办人。
黄绍箕受到西方先进的思想影响,接纳维新,支持变法,加入强学会,主张国家富强,民族自强。
戊戌政变失败,黄绍箕告知康有为局势危险,建议康有为易服出京,后康有为在英国官员帮助下逃往香港,得幸免遇害,《康南海自编年谱》记载此事。黄绍箕逝世后,康有为流亡海外,作长诗《哭前翰林院侍读学士、湖北提学使黄君仲弢》悼念。
“克绍箕裘”,
他继承父业成为“后清流”
黄绍箕生活于内忧外患、中西文化剧烈碰撞的晚清时期,“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作为觉醒的知识分子,他以名士之衔走上了一波三折的维新思想之路。黄绍箕继承父业,是其中一位很有活力、积极谋求教育兴国的身体力行者。
黄绍箕的名字出自“克绍箕裘”。“克绍箕裘”是什么意思?与黄绍箕又有什么关系呢?
“绍箕”两字,典出《礼记·学记·卷十八》,源于“克绍箕裘”一语。“克”是能够;“绍”是继承;“箕”为扬米去糠的竹器,或者畚箕之类的东西;“裘”为冶铁用来鼓气的风裘。“克绍箕裘”这个词用来比喻能继承父、祖的事业。
事实上,黄绍箕正如他的名字一样。步入政坛的他,继承父辈清流遗风,同沈曾植、文廷式、张謇等人被称为“后清流”,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
翻开文化名人黄宗江、黄宗英、黄宗洛著写的《卖艺人家:黄氏兄妹相册》一书,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百年之前黄家的脉络。
光绪六年(1880年),27岁的黄绍箕参加会试,殿试得二甲第六名进士,入翰林,选庶吉士、散馆、朝考一等第一名、授翰林院编修,后来历任会馆编纂修提调、京师大学堂总办、编书局译学馆监督、湖北提学使等职。
父亲黄体芳是晚清朝廷里“清流党”的第一人,儿子黄绍箕也“克绍箕裘”,成为“后清流党”中的第一人。
记者在查看著名作家高阳的《慈禧全传》时,还发现有一段关于黄绍箕与父亲黄体芳的“清流”故事。
“新近由江苏学政卸任回京的兵部左侍郎黄体芳,觉得忍无可忍,决定上奏纠劾。所纠所劾的是谁?当然不会是慈禧太后,也不宜参醇王。黄体芳跟他的儿子黄绍箕细细商量,决定拿李鸿章作个题目。”
帮康有为成功出京,免遭慈禧毒手
政治上,黄绍箕主张变革维新,他很赏识康有为、梁启超、林旭等维新派,尤其在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后,他经常同黄遵宪、张謇等人抨击时弊,清廷屈膝求和,黄绍箕愤怒异常,联名上书反对议和,提出一系列的建议,主张抗战。
光绪十四年(1888年),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时就得到黄绍箕的帮助。当时康有为的身份是监生,不能给皇帝直接上书,但可以通过国子监长官代递。黄绍箕把他引荐给国子监祭酒盛昱,本来盛昱已经同意代递,由于国子监监事大臣翁同龢的反对而作罢。当时康有为不像后来那样出名,生活上也比较困顿,黄绍箕还多次给以接济。康有为十分感激,把他视为知己。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第二次“公车上书”后,为了网罗志同道合的人士宣传,推行维新变法,在北京、上海成立强学会和保国会。黄绍箕当时正在张之洞幕中,在张之洞的授意下,黄绍箕、梁鼎芬等8人同康有为一起赴上海筹办强学会,黄绍箕参与议定章程,并成为上海强学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
黄绍箕参与强学会的章程议订,还和其父黄体芳及其堂弟黄绍第列名会籍,以示援倡。黄绍箕又出任保国会常任议员、宣讲员,推动维新运动。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9月21日,袁世凯、慈禧发动戊戌政变。时任翰林院侍讲的黄绍箕,因其交游广、信息通,事先获得时局将变的消息,在紧要关头不顾个人安危,向康有为预通消息,劝其易服由山东出国,勿经天津。使康有为成功逃出北京,免遭慈禧毒手。
与张之洞是师生也是亲戚,代呈《劝学篇》
张之洞与黄绍箕父亲黄体芳是同榜进士,得殿试一甲第三名。曾任两广、两江总督及督办商务大臣等职,是晚清后期朝廷重臣。早期,黄绍箕曾授业于张之洞门下。
光绪十年(1884年),黄绍箕因前妻亡故,续张之洞兄张之渊之女为妻,成了张氏的侄女婿。从此,俩人在师生之谊上又加上一层亲戚关系。戊戌政变六君子被杀后,他常向张之洞进言,不要株连搜捕维新人士,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维新派。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诏定国是,决定变法,推行新政。与此同时,慈禧也采取对策。光绪帝既想变法维新,又无所措手足。正在这一微妙时刻,任翰林院侍读学士的黄绍箕以张之洞所著《劝学篇》进呈,并奏言:湖广督臣张之洞撰有《劝学篇》,持论近实平允。
据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记载:“1898年7月19日,黄绍箕入对,光绪帝面谕,近来议论,于中西各有偏见。黄绍箕即奏言,湖广督臣张之洞撰有《劝学篇》,持论近实平允,尚无流弊,于是进呈。”
1898年7月25日,光绪皇帝“详加披览”,发布上谕称是书:“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著将所备副本四十部,由军机处颁发各省督抚学政各一部,俾得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
张之洞的《劝学篇》,有人说实际上出自黄绍箕、辜鸿铭之手。写作目的“大抵会通中西,权衡新旧”,全书贯穿“中体西用”精神。本书既为光绪皇帝所接纳,又为慈禧太后所欣赏,体现了双重色彩。作为“钦定维新教科书”,风行海内,行销不下200万册。1900年美国纽约出版的英文本,易名为《中国唯一的希望》。
作为张之洞的侄女婿,张之洞对黄绍箕十分器重,张之洞向朝廷举荐人才时,首先推荐黄绍箕,认为他“志远才长,治事缜密,中西学术均能贯通,熟于郡国利病、外洋政事。”
阅读背景
黄绍箕(1854年-1908年)字仲弢,黄体芳之子,父亡后更字为鲜庵,清末大臣。光绪六年(1880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旋升侍讲。历任四川乡试考官、武英殿纂修,为清流健将。
1888年与维新派首领康有为交往甚密,助其上书,极言时危,请及时变法。因遭到顽固守日者的非议而有些畏缩。甲午战争失败后签订《马关条约》,遂又与侍读学士生战甚力的文廷式等人上书抗议。严厉指出: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丧权国。后来,他参与上海强学会的发起筹备工作,并与梁鼎芬等草拟章程。
1898年授翰林院侍读学士,以湖广总督张之洞所著《劝学篇》进呈,奉命饬下各省督抚学政,广为刊行,实行劝导。戊戌政变后,升左春坊庶吉士,派任京师大学堂总办。对史志目录深有研究,按班固《汉书·艺文志》原本,辑刘向、刘歆《别录》、《七略》佚文,复综历代史志,旁采诸家书录,收集郑樵、章学诚二人之遗,以20年之力编成《汉书艺文志辑略》。
自幼仰承父训,于书无所不览,其藏书处“蓼绥阁”有书1100余部,珍本亦有100余种。逝后藏书捐赠温州图书馆,有9295册。孙延钊在《二十年来之籀园图书馆》一文中,曾记有捐书之事。著有《广艺舟双楫评论》、《中国教育史》、《鲜庵遗集》等。(记者林 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