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六大家族及刘秀建都洛阳的原因
东汉六大家族，是指东汉早年帮助刘秀复兴东汉王朝的邓禹家族、耿弇家族、梁统家族、窦融家族、马援家族和阴氏(阴陆、阴识)家族。在东汉的近二百年里，这六大家族的众多重臣辅佐了十多代皇帝，为东汉帝国开疆拓土，建立了彪炳史册的不世之功，也传下了许多感人的故事，出过多位女强人，为后、太后，成为左右朝政的外戚势力。
东汉初期形势图
一、军政外交
刘秀建号定都是在公元25年，立国之初，西有关中赤眉军、陇中隗嚣、蜀中公孙述、河西窦融，东有睢阳刘永、渔阳彭宠、青徐张步、南阳秦丰、东海董宪、寿春李宪等。刘秀集团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依靠河洛与河北，联合陇上隗嚣，尽快消灭无大险阻隔断的关东割据势力，且不主动与关中拥有地利优势的赤眉政权交锋，主动诱使赤眉军主力自己送上门（宜阳）才吃掉。 为了实现上述策略，定都洛阳，是对南阳帝乡、河北龙兴两大基本盘的最好联结，也是全取关东与应对关中的最佳基地，从刘秀集团这一时期的军事形势角度讲，定都，非洛阳不可。 全取关东的过程中，洛阳做为军政枢纽，相关的官僚机构已然成熟，考虑到下面将要提到的经济人口与城市基建两大因素，做为一个成熟的统治者，已然没有必要为了慕数百年的虚名而迁往长安了，何况长安当时仍然存在“实祸”。 赤眉军本身盘踞关中就没有拜托粮食危机，即便击破赤眉军，还要面临川陇两方面的占尽地利的军事压力，这种川陇VS关中的态势，正是日后诸葛孔明公进取关中所翘首以盼的，刘秀君臣不会看不懂这种形势，断然不会冒险定都长安。若不是河西窦融与刘秀的联合，东汉势力在陇西的僵局，只会延长，遑论日后的得陇望蜀了。连陇上都拿不下，没有战略高地保卫的关中如同裸奔，并不具有四塞之固，安全保证不了，谈何定都？ 即便最终刘秀用时六年讨平西部，雍凉地区的羌乱却始终困扰着东汉君臣，安全问题与经济问题相互影响，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使得关中始终无法恢复西汉时期的条件，更无法重回西汉时期的地位。
二、经济人口
关中地区经过两汉之际的动乱遭到严重破坏，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人力、财力、粮食）支撑起统御全国的帝室与官僚机构。而且西汉末年，汉帝放弃迁徙关东豪族至关中的策略，这就相当于放弃了汉高祖以来的基本国策，使得关中的经济地位早在莽新乱前便有所削弱。关东地区拥有远多于关中的耕地面积，人口密度也因此远比关中地区高。若不是仗着西汉的迁徙豪族入关中政策，关中并不可能有足够的粮食供给庞大的中央集权机器。而且频频运粮入关，在两汉生产力条件下也不是一个经济的办法，甚至会被留下苛政的口实。可以说，上古时期号为天府的关中平原（供给周宗室与秦王国有余），在秦西汉一统帝国政府长达两百年的消耗中，已然开始走生态环境与生产能力的下坡路，经济人口供给能力随之下降，自不比曾经供养得起关东六国之五乃至宋鲁中山等中小国家却在秦西汉两朝未曾做过中枢的黄淮海平原了。
三、城市宫殿
长安与洛阳在动乱中的不同待遇，决定了刘秀君臣在边讨伐割据边建朝定都时不得不选择一个不用大兴土木的城市，洛阳这种留有更始政权宫殿的城市，当然要比已同废墟一般的长安要好了。
四、地理交通
洛阳处于中国古代疆域的中心位置，所处三川地区也有通往东（山东）南（南阳）西（关中、汉中）北（山西、河北）各方的险要通道，在“交通靠走、通信靠吼”的古代，实在是距离帝国各个边疆交通通信成本最为适中的地点。 既能获得关东与南方的经济补给，又能支持关陇、并州、幽州的边防需要，地理交通因素决定了洛阳在莽新之乱与安史之乱间关中屡屡衰落时的优势地位。
王莽新朝末年，在刘秀定关中之前，赤眉、更始扰乱关中，争战不息，首都长安已经残破不堪，几乎夷为废墟了。如果此时光武帝定要定都关中的话，不得不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来进行整座城池的修缮，这对刚刚经历完战争的百姓来说，绝对是一件苦不堪言的苦差事，说不定又会民怨沸腾，叛乱的星星之火可能会重新被点燃。刘秀那么聪明的人儿，自然不会做这样的蠢事。而与此同时，离长安不算太远的洛阳，在这场战争中，并未受到多大战火的冲击，殿宇楼阁保全的还算不错的。且洛阳作为东周的首都，对帝王来讲，也算是一个地位比较崇高，身份比较尊贵的一座城池。以此地为都，不会失了身份。另外一点就是，此时，匈奴已逐，西域已通，占据平凉之地的隗嚣也已被消灭。西羌的威胁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对此时的光武帝来说，已经没了外寇强敌。那么长安城在抵御外辱方面的战略意义就没那么高了。而洛阳城更处于当时中国的经济更为富庶、交通更发达、文化程度更高的中原地带，对全国的控制可以更近一步。总结来说，当时定都洛阳是当时历史情境下的最优选择。
长安地区历史上呈周期性繁荣，西周时定都长安，秦、西汉、西晋、隋、唐也都定都长安，可以看出，这些王朝基本上都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强大的王朝，它们有足够的力量抵御西北少数民族的入侵，并利用八百里秦川的沃土滋润、壮大着自己的国力。但是它们在使关中一带繁荣兴盛的同时，也把这一地区的地力耗尽了，（如唐朝的皇帝就不得不多次“就食洛阳”）继之而起的王朝如继续定都与此，则发挥的余地甚小。另外一个原因是王朝末期的动乱对长安地区的破坏。王莽统治时期，长安先后数次被攻破，人口锐减，满目荒凉，昔日的恢宏与繁盛荡然无存，已丧失了继续为都的条件。
刘秀本是南阳的世族地主，他建立政权主要依靠起自宛洛一带的地方割据势力，他必须避开其它地方割据势力的锋芒，待巩固了自己的根据地、站稳脚跟之后才能再做企图。同时，来自北方的匈奴的威胁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汉王朝天下未定，还没有足够的精力同匈奴对抗，“退避三舍”未尝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从地理位置看，洛阳地处黄河中游南岸，跨伊、洛、涧几条河流，北倚邙山，南对伊阙，东据虎牢，西有崤坂，素有“河山拱戴，形胜甲于天下”之誉。按张华的说法，洛阳是一个恃险防御、虎踞龙盘的地方，“调在中枢，西阻崤谷，东望荆山，南望少室，北有大岳三河之分，风雨所起，四阻之国”。洛阳居天下之中，地理位置险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另外，伊洛平原地力肥沃，周围水路发达，漕运便利，可以很好地解决京师的供应问题，使皇帝坐镇中央，遥控天下，集中精力维护自己的统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