捉康熙（首篇）
学伏羲，捉康熙。
《康熙字典》在姓名学中的地位，被捧得无边的高。当初《康熙字典》跟五格剖象法结合，占了先机，以至于现在五格剖象法的更新版——六格、七格、八格、九格、九宫十神姓名学都用它。对于姓名学爱好者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你即使不信五格剖象法，也要相信《康熙字典》中对汉字笔画的规定，不然，就没法研习了。除非你不研究数理，不用名字排盘，才能绕过《康熙字典》。
因《康熙字典》覆盖的姓名学门派广，所以尊崇《康熙字典》的人自然就多。人多势众，别人自然就不敢轻易否定《康熙字典》对于取名的指导作用，质疑的声音，也就被压下去了。然而今天，本人偏要大玩一番，捉康熙！
一、锯箭之法必须警戒
《厚黑学》里面揭露了一种小人行径，称为“锯箭法”。假如你中箭，去外科医生处求诊，该医生将箭杆锯断，然后称自己该做的已经做完了，将下一步的工作推诿给其他医生。用《康熙字典》给汉字取数使用的方法就是《厚黑学》介绍的“锯箭法”。他自己不负责任，将取数的程序推卸给《康熙字典》，他自己做什么呢？捡最轻松的做，弄几个数连一连，断关系。这就是避重就轻，不能对《康熙字典》有疑，离不开《康熙字典》给汉字定数，把姓名学弄到这一步，这本身就是没有方法，不懂汉字取数的直接表现。
再换一个比喻来说事，就更清楚了。央视春晚节目，到了大型歌舞或者谢幕的时候，总有几个小孩在场上蹦来蹦去的，明星大腕还要把小孩举起来，让小孩高高在上，处在最显耀的位置上，完成一个定格。你别天真地以为那是借用举小孩表现祖国的未来和希望，那是因为在那个最重要的位置，明星顶不住了，压不住阵脚了，就用一种讨巧的办法，拉个小孩上来，让孩子替那些明星承担重压。明星大腕，身价再高，还是有价的；小孩因为年纪小，未来是无法估量的，这样安排就等于偷换概念，用未知数X当成无穷大∞，其实等那个小孩长大了身价也未必大。这个小孩，其实就是大人为自己减压的一个道具，这《康熙字典》，也是姓名学从业者为自己减压的一个道具。
其实将《康熙字典》推出来成为取名工具的那个人（就是日本人熊崎健翁），并不一定懂汉字，他只需要在中间一连接就行了，因为《康熙字典》的体例就是按照在同一部首之下，再按照书写笔画的多少来安排的。笔画数相同的字编在一块，即使不知道字怎么写的，构成原理是怎样的，也没关系，看看前后的字就可以定出这个字的数。但是，这么一联系，给人的感觉就是这个依照《康熙字典》给汉字定数的人很懂汉字，很有品味。后来人一个个也都照着做，不自觉地成为替《康熙字典》营销的一粒棋子。
在《姓名的神秘》一书中，熊崎健翁用大段篇幅讲解了依照《康熙字典》定数的方法是如何正确的（见日版《姓名的神秘》39页）。也可以说，目前可考证的，第一个使用《康熙字典》给汉字定数并用于姓名判断的人就是熊崎健翁。可笑的是，后来中国有很多姓名学从业者，吃熊崎健翁的，用熊崎健翁的，一辈子都在奉行、坚守日本人熊崎健翁创造的方法，却天天骂熊崎健翁本事不行。这些不知道尊师敬祖（他们的师祖当然是日本人熊崎健翁）的中国后学完全是二愣子做法，其思维模式基本就是这样的：1、只要是日本的，就是不行，《康熙字典》是中国的，要捧；熊崎健翁是日本的，要批。2、我要用熊崎健翁书中的81数理开店，但是日本的东西都不行，所以熊崎健翁是不可能发明81数理的，是熊崎健翁偷窃了中国的81数理。在这些二愣子的经营之下，81数理的创造成了一桩无头公案，《康熙字典》从一部工具书登上神坛。
人都是有惰性的。多数人好大喜功，夸大自己的成果，并最大化利用别人的成果。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果：真东西和具有独创性的东西永远是少的，相反如跟风抄袭、学习皮毛、甚至专学俗笔败笔的大有市场，谬误、恶法如滚雪球，越滚越大。前几天看到一条传闻，说有一个喜爱汉字的外国人，做了一套资料最全、最详尽的汉字查询系统，让中国的文字专家受辱。读到这条消息的第一感觉，是这个外国人真伟大。就有人抱着崇拜和感动的心情去看外国人做的系统，原来外国人所做的，就是把几个别人已经做好的查询字库合到一块！这就是事情的真相，最艰苦的工作，一般是没有人去做的，大伙在抢的，都是付出少、回报多、效果显的形象工程。等到有人发下狠心去做这个最苦、最累、效果最不显的事情的时候（就像今天，笔者一步步校正每个汉字转换成多少数），正说明事情已经到了极度混乱不堪、几乎无法收拾的地步了。历史一再证明，做苦活的拨乱反正人物总是被迫产生的，这就是人性。在熊崎健翁所处的那个时代，姓名学事业是比较好做的，熊崎健翁没工夫（也没能力）提出字符转化成数的完整机制，就来个“锯箭法”，“嗖”一刀把字符转化成数的问题全划给了《康熙字典》。可是《康熙字典》如果给汉字定数定错了呢？那岂不是满盘崩溃？
好，我们再从逻辑的角度来思考这一问题吧。
条件1、 姓名学主流依靠《康熙字典》来定数。
条件2、《康熙字典》的编纂目的不是为了给人取名。
结论：《康熙字典》给字符定数的结果应用于姓名判断是可信的。
结论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依照条件1和条件2，“给汉字定数以用于姓名判断”这份最艰苦的工作根本就没有人做过！第一个指定《康熙字典》用于姓名取数的人偷了懒！
这个结论自然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自然就有人跳进来继续工作——做《康熙字典》的弥补工作。
这份工作有两种方式：
一、把字符转换数字的原理讲出来。但是这一点指望不上。熊崎健翁最牛的一点就是不解释。他在《姓名的神秘》一书中数次宣称“大家别问我为什么，请按我的方法去核对你身边的事例”，“我没必要在此解释原理……”“原理不重要，请大家淡化原理”，一副高高在上、不屑置辩的样子，满纸的“不解释”。熊崎健翁不解释，熊崎健翁的后学们又解释不出来，看来解释原理是苦活、累活、难活，这条路子没人愿意走。
二、继续强化《康熙字典》对于姓名学的指导作用，改动条件。上面的条件1是既成事实，没法修改，就对准了条件2胡乱改动。于是，“康熙是姓名学高手，制作《康熙字典》用于给皇子取名”、“《康熙字典》的出现说明当时中国已经有了讲数理的姓名学”这样的本末倒置之论就出现了。不过，这样毫无水准、胡编乱造的观点没有什么说服力，反而从反面暴露了姓名学和《康熙字典》之间巨大的裂隙。
以上文字，是用“锯箭法”、“惰性论”，从人情、人性的角度，证明康熙计数法用于姓名数理是不可靠的。至于康熙计数法在运算过程中切切实实是怎么错的，请继续往下看。
二、特例，哪来的这么多特例？
康熙计数法既然承担起把汉字转换成数的任务，那就要经得起数学加减运算的考验，最起码，要走进数学的轨道。再退一万步说，至少要符合越加越多，越减越少的规律，总不至于出现越减越多，越加越少的情况（下文中，《康熙字典》计数法就出现了这种反常情况）。
数学不外乎易学。数学有多少，易学有盈虚；数学有加减，易学有进退，其理一也。数学是表现天下公理的，易学也是表现天下公理的，二者相通，可以相互印证。所以，易学的根源在于象数，将易学应用于预测和趋吉的学问，称为“术数”。康熙计数法，如果在数学的层面上讲不通，在易学的层面上也讲不通。
中国汉字，整体上有一个“统一场”，所有的汉字，相互计量，相互标注，相互支撑，连成一体，这是汉字本身具有的一种神奇功能。汉字之间在相互比较的同时就是在相互计量，如“化”字计数4，跟“仁”字一比较，自然明白“仁”字也是计数4。左边“亻”跟右边部分都是计数2。“化”和“仁”在数理上具有一种天生的平等性，这就是自然，这就是真理。含有相同部分的字都可以相互计量，相互标注。如我可以认定“晴”是12数，左边“日”是4数，右边“青”是8数，合之则得12数。一开一合，部分相加则为整体，此乃定则。将左边的“日”进行抽换，倩10数，靖13数，精14数，不言自明矣。将右边的“青”抽换，明8数，昕8数，曦20数，也是不言自明矣！两个完全没有相互重合部分的字，中间只要用字接转一下也能相互计量，相互标注，如“晴——靓——砚——硕”，这就跟有人统计某一个人，只要找到7个有效电话，成功接转，就能联系上地球上任何一个人是同样道理。为什么姓名中的汉字数理具有神奇的力量？那是因为所有的汉字都是一个整体，都有血脉、筋络上的联系，所有的汉字都有亲戚关系，只是远近不同罢了！某一个汉字具备什么数理不仅仅是它自己规定的，而是所有的汉字一起“确定”出来的。给人命名采用某个汉字的数理，所有的汉字都在后面起劲，跟这个汉字相同数理的汉字一致共振认定它的数理就是某数，跟这个汉字有数理差异的汉字一致压迫它的数理不许它是别的数，这就是汉字整体气场的威力！这种汉字整体的力量，就是“汉字统一场”，“汉字统一场”是姓名数理发挥能量绵绵不绝的动力。
康熙计数法的愚蠢之处就在于不但不去发挥、整合这个“统一场”，反而去破坏、消解这个“统一场”，拉出一个又一个的“特例”，把整洁均齐、有章可循、秩序井然的汉字数理搞得七零八落、鸡零狗碎。
看看吧，以下就是按照《康熙字典》计数法整理出来的一些特例：
成7
紫11
璐17
巡7
政8
泰9
酒10
鸿17
这些特殊规定犹如一个个独立王国，将汉字与数理对应的法度破坏殆尽。
本来，对这些不合理的特殊规定进行反省，是认识康熙计数法不足，发现汉字整体取数规律的大好时机，可是，数十年来，中国姓名学界从来就没有人做过这份工作，相反，我们只看到一大批痴迷、狂信、吹捧《康熙字典》的人，在熊崎健翁划定的路线图之下，拼命去干熊崎健翁指令的事情，把《康熙字典》这部书捧上天，唯《康熙字典》和熊崎健翁之命是从，不敢越雷池一步。
须知是熊崎健翁最早发出“要听《康熙字典》的”这个指令，听命于《康熙字典》就是听命于熊崎健翁，两者是一致的。现在姓名学界的习气是一边捧《康熙字典》，一边骂熊崎健翁，那是因为熊崎健翁在中国的后学们无知，不知道捧《康熙字典》的第一个指令是熊崎健翁发出的，他们无知到了去打自己祖师爷的地步。他们的如意算盘是通过捧《康熙字典》降低自己营业的难度，显得自己有文化；同时通过骂熊崎健翁显得自己“爱国”而且有传承，接通到了比熊崎健翁更早的中国姓名学传承。但他们找不到成体系的中国姓名学古传承，就强夺熊崎健翁的体系，诬赖熊崎健翁偷盗了中国的古传承。笔者不惮劳烦写这段文字，就是要把《康熙字典》和熊崎健翁牢牢地绑在一块，让熊崎健翁的中国后学们没有机会伪造熊崎式姓名学在中国更早的传承，防止日本姓名学的血统打入中国姓名学内部，致未来的中国姓名学于沦陷之境。
总而言之，现在国内的姓名学有那么多讲数理的派别，几十年来都被一个日本人规定的方法牵着鼻子走，真是奇耻大辱，咄咄怪事。更奇怪的是，那么多的姓名学研究者，对于康熙计数法没有一点自己的思想，还在以自己能记得“酒”字、“巡”字、“紫”字、“鸿”字等特例在《康熙字典》中的笔画为荣，真个把中国文化的尊严全都丧尽了！
三、分析汉字数理的两大规律
分析汉字数理有两大规律，掌握此两大规律之后自会分析汉字数理，根本用不着《康熙字典》。
上一节所讲的“汉字统一场”规律是第一大规律。本节介绍第二大规律——汉字意代部分的“微变——通变”规律。
汉字转化成数，最基本的方法是数笔划。但是汉字有演进的历史，事情就有些复杂了。
数笔划应当以繁体楷书为蓝本进行（以繁体楷书为蓝本，是因为繁体楷书在中国的使用年代最长，至今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并不因为大陆推广简化字而消亡；相反，倒是简化字缺乏生命力，前程未卜。关于这个问题今后还会另文详述）。
繁体楷书也不是乍然出现的，再往前推寻，也是由别种书法演化而来的，仍然有演进的历史。所以，拿到一个汉字，要有思想准备，要考虑到这个汉字有可能出现“以意代形”的部分。所谓“以意代形”（简称“意代”）部分，是指汉字中的某一种结构不再是工笔，而是写意，如写意画，求其神似，脱离了原形，如“氵”代“水”，“犭”代“犬”，“艹”代“艸”，“辶”代“走”，“廴”代“引”……
注意这个汉字的意代部分，它和汉字的非意代部分构成了一个二元结构。非意代部分是初级的、原始的、工笔的、平面的，如工笔画、图案画、棋子布，一划对应一数，历历可数；意代部分是演进的、动态的、写意的、立体的，以新的形态呈现，但是承载的数还是原来的数（工笔的、原形的数）。汉字构成还有一个规律，那就是凡是意代部分都是大部类，因为频频出现，构成了汉字的筋络，所以才有资格演进为意代部分。所有的意代部分，只要是同一种，都是整齐划一的，仍然归“汉字统一场”管着，根本不存在特例和个案。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意代部分呢？那是因为汉字有演进的历史。可以想象，如果汉字没有演进的历史，开天辟地就本然地摆在那里，一直就没变过，那就是当成图案画来对待，一笔对一数。可是以上的“从来没变过”只是假设，汉字在演进过程中总不免要产生一定的形变的。
这种形变又分为两步。
第一步是微变，形虽有微妙变化但是笔画都还在，没多也没少。比如“木”字旁，成为偏旁以后，一捺变为一点，是微变但笔划数未变。再比如“食”字，变成偏旁以后，“食”中的竖钩简化成竖，撇捺简化成两横，这是处于微变的阶段。
第二步是通变。微变之后，还有可能出现更大的变化——笔划隐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意念中不计隐藏笔划，就是形数皆变。但笔者不愿采用“形数皆变”这种说法制造混乱，故名之“通变”。通变之后，形虽变，但内含的数不变，因为汉字整体系统中原形仍在，原形就是根，把通变后的部分笔划框定在原来的数理上，让整个汉字系统成为一体。通变的例子，如“食”字微变以后，作为一个偏旁仍然显得臃肿，就再进一步，把竖笔仍然拉出钩来，两短横（原本是撇捺）化为一点，这样就隐去了一笔，这个阶段就是“通变”了。汉字结构通变后就成了汉字的意代部分，分析其数理的时候用原形载入即可。
让我们再往深处推演一步。当我们明白了“意代部分以工笔原形还原”这个道理以后，不管汉字简化成什么样子，只要将它各个部分的原形找到，就能准确地推究出其数理。如“饭”字，左边“饣”是以意代，原形是“食”，计数9，右边“反”确定不是意代部分，直接计数4，“饭”计数13。由于汉字有统一场，如“卿”字、“朗”字，都和“食（飠）”字有鲜明的比量，他们相同笔划的演变痕迹是相通的，都经历了“微变——通变”的变化过程，由此可知，“卿”中有“艮”，“朗”左是“良”，“卿”计数11，“朗”计数11，可一举得出。
再举通变之例，如绞丝旁“纟”，原形是“系”，作为汉字零部件的“系”，先是微变，将上面的一撇拿到下边，跟“小”字合并成了四个点。然后再通变，隐去一点，成“糹”或“糸”，“ 糹”再通变，成“纟”。明白了这个道理，寻求“红”、“纯”的数理，只要以“系”直接载入即可，可知“红”计数10，“纯”计数11。
以上就是本人发现的“汉字统一场”和汉字意代部分“微变——通变”两大规律。运用这两大规律，推寻汉字的数理易如反掌；掌握这两大规律，对康熙计数法的浅薄与错误就会洞若观火。
四、康熙计数法谬误的核心
《康熙字典》这部书本来就不是一部姓名指导用书，只是一部用笔划作为检字线索的字书。
来看康熙字典用汉字取数的过程：第一步，先把该字的部首搬出来，把部首的笔划数先确定好，待用；第二步，查看该汉字在部首列字中的位置，《康熙字典》的编写体例就是相同部首的字集中排列，笔划数少的在前，笔划数多的在后，同部首、笔划数又相同的字相邻，越往后笔划数越多，同部首下相同笔划数的集合之前有笔划数标注，用标注之数加上部首之数，就得出该汉字的数理。
这套给汉字取数的方法，不是以字为本，而是以书为本，以编写体例为本，更具体来说是以字在字典中的位置为本。这种方法是本本主义，生搬硬套，对《康熙字典》盲目崇拜，放弃了汉字的本位和汉字本身的组合规律。
体例本位计数和汉字本位计数之间的区别就是：体例本位计数是死的（像背书），汉字本位是活的（像数学），二者根本不能统一，必然产生重大矛盾。
《康熙字典》的收字非常僵死，将字收入部首，采用了唯一排他性的方法，搜检一个汉字只能有唯一的入口，没有兼容性。以“鸿”字为例，将之收入“鸟”部，则“鸿”字只能属于“鸟”部，别部不得收录。
这样做，看起来好像有训诂方面的道理做支撑，其实恰恰是没道理。原因在于：
一、将“鸟”部作为“鸿”唯一的搜检入口，虽然给了“鸟”以训诂的权利，却剥夺了“江”、“水（氵）”等组成部分训诂的权利，“氵”不能作为“水”还原成工笔计数了，违反了汉字训诂的精神。康熙计数法是用书的体例生生地卡住了汉字的部分训诂，让一个汉字一半训诂，一半不训诂，让一个汉字成不了一个有机的汉字整体，这是不伦不类的。
二、汉字之所以有强大的再生能力和造字能力，就是因为其兼容性。汉字的构成部件往往有多个可作为查询部首之用。“鸿”字左边是“江”，右边是“鸟”，是既成的事实，“鸿”既是属“氵”的，也是属“鸟”的。作为一部健全的字典，应当是左边的部首和右边的部首都能查询的到。《康熙字典》不懂汉字，完全无视汉字的生成特点和结构特点，限定汉字只许有唯一的部首可查，伤害了汉字的兼容性，违背了汉字的自由律。这种“自残”的做法，给汉字定出的数理也是残缺的。
三、将“鸟”作为部首之后，意代部分“氵”不能以工笔还原成“水”，计数3，“江”也只能计数6，这样整齐均一的汉字被迫分裂了，汉字系统中出现了两个数理的“氵”，两个数理的“江”，相互矛盾，违反了统一律。
以上三段分析中涉及的理念，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汉字计数的自由律。汉字部首的设置是为了检索，只是一个入口，部首之外的余部换个角度当成入口也可以说是部首，换句话说，把一个汉字中的某个部件当成入口和抓手，这个部件就是部首。例如“薄”字，你从上往下看，“艹”就是部首；从左往右看，“氵”就是部首；从右往左看，“甫”就是部首；从下往上看，“寸”就是部首。部首其实是为了检索需要而人为设置的，从汉字构成的意义上说，汉字只有部件，没有部首。设置部首的本身就是对汉字“偏听偏视”、“限制角度透视”的后果。即使设置了“部首”，部首的设置，也只是一个选角透视的功用，改变不了汉字本身的结构和数理，所指定的部首的数理也不加一分，不减一分；整个汉字的数理也不加一分，不减一分。按照以上思路，就指向了本人创造的以汉字为本位的、符合自由律、守恒律和数学计算规律的计数法。
这种计数法说出来就非常简单，凡是遇见意代部分，全部返还成工笔原形计数，不再受《康熙字典》只能返还一处的限制。如：
薄=艹+氵+甫+寸=艸+水+甫+寸=6+4+7+3=20
酒=氵+酉=水+酉=4+7=11
鸿=氵+工+鸟=水+工+鳥=4+3+11=18
这种算法，符合数学的原则，能够体现出数字相加的自由律，不论汉字的各个部件按照什么顺序计入，即使同一个汉字归入不同的部首，最终的数理仍是固定唯一的。从汉字字库的宏观整体上看，运用这种方法，让每一个字的数理都能找到自己合理的位置，让字与字之间数理的差距更整齐有规律。
如果你还迷恋康熙计数法，我把康熙计数法的谬误放大，你就明白康熙计数法极度不可靠了。
例一：偌和若
按照康熙计数法，“若”属“艸”部，“艹”计数6；“右”计数5，“若”的数理是11。
按照康熙计数法，“偌”属“亻”部，“亻”计数2；“艹”不是《康熙字典》里“偌”所在的分类部首，没有资格返还成“艸”，只能计数4，“右”计数5，“偌”的数理是11。
依照直觉，都知道“偌”是在“若”的基础上加两笔构成的，但是在《康熙字典》的指导下，“偌”、“若”的数理竟然相等，这就说不过去了。
还有更离谱的，以《康熙字典》作指导，还会出现越加越少的情况。
例二：僆和連
按照康熙计数法，“連”属“走”部，“辶”计数7；“車”计数7，“連”的数理是14。
按照康熙计数法，“僆”属“亻”部，“亻”计数2；“辶”不是《康熙字典》里“僆”所在的分类部首，没有资格返还成“走”，只能计数4，“車”计数7，“僆”的数理是13。
在“連”的基础上加上两笔，成了“僆”，数理反而更少了！这违反了数学原理。可以反推出康熙计数法这种“只准返还唯一的部首成工笔原形”的做法是错误的。
由于汉字本身是复杂的，意代部分常常在同一个汉字里面并现、重叠出现，康熙计数法的错误肯定是非常多的。
如果以汉字本位来计数，遇见意代部分全部还原成工笔原形来计数，“若”11，“偌”13，相差的两笔正好是相异的“亻”部分；“連”14，“僆”16，相差的两笔仍然是相异的“亻”部分，这样就能丝丝入扣、符合事实情况了，汉字取数一点也不会错乱。
以兵伍建制来进行比喻论证，康熙计数法的错误会更清楚。
如湘军，以曾国藩为主帅，下有曾国荃、彭玉麟、鲍超等部。各部兵马分为两种，一种是常规军，另一种是隐形的特种部队。特种部队作为暗兵，虽为机密，但主帅肯定是知道的。在计算兵力的时候，要把这些暗兵计算在内，不应遗漏。这些暗兵隐藏在曾国荃部，应计；隐藏在彭玉麟部，应计；隐藏在鲍超部，也应计。因为主帅所统辖各部隐藏的暗兵，都是主帅的兵。曾国荃部增兵一万，鲍超部增兵一万，则曾国藩麾下增兵两万，不管哪一部在增兵，增的都是曾国藩的兵。然而康熙计数法偏偏弄出了“只许曾国荃部增兵才算增了曾国藩的兵，彭玉麟和鲍超增兵而曾国藩的兵人数不变”这么一条荒唐的规定，岂不是挑战天下公理，大错特错？
五、中国姓名学的悲哀——虚构传承
康熙计数法是以《康熙字典》体例为本位的计数法，跟汉字本位计数法性质不同，无法融合。汉字本位计数法和数学是一致的，然而《康熙字典》体例计数法生硬机械，不能通于数学和汉字本位。
这足以从侧面证明《康熙字典》本不是为指导取名而编纂的。从《康熙字典》编纂之初，到其完成，它根本就未承载过“为汉字定数理以供取名选字之用”这个任务。是后来人熊崎健翁在搞事，以懒人锯箭之法生硬地将取名和《康熙字典》强行嫁接，扭到一起。熊崎健翁之所以要“锯箭”，是因为他没有能力，也没有智慧定出每个汉字的数理，所以要甩包袱，要推诿，所以就找到《康熙字典》这么一个下家。后人不识路径，反而把《康熙字典》神话，把《康熙字典》捧上了天；后人不识路径，反而颠倒因果，以《康熙字典》为证据，断言《康熙字典》的出现说明至少那时候起中国就有类似81数理的姓名学。
如果我们把视域放得更大一些，还能发现一个更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中国姓名学界一直在虚构传承。
所谓虚构传承，就是不经过考证，在没有证据的前提下认定中国自古就有体系非常完整的姓名学，春秋时有，战国时有……唐宋时有……明清时有……然后再捕风捉影地把一些与姓名学无关的文献归于姓名学下。当然，这样整法，最终还是找不到中国古代完整的姓名学的，因为没有文献和证据支撑这个观点。这时候虚构传承者就开始虚晃一枪，玩神秘，声称这门技术被皇帝垄断了，泄露出去是要杀头的。那就是说中国古代的姓名学失传了？不，这不是虚构传承者想要的结果，这些虚构传承者最终总是把笔锋一转，不指甲，不指乙，偏偏就指向日本人熊崎健翁，说熊崎健翁偷窃了中国秘传的姓名学。这样，本来什么也不会，没有任何创造的虚构传承者（即懒人帮）只需要随手一指，就把任务完成了，他就可以用熊崎健翁传下来的那套方法营业赚钱了。挂中国文化的羊头，卖熊崎健翁的狗肉。
读者试想，有这么一份工作，不需要什么成本、什么创造，只需要把两个东西连接起来，一指就行，会引得多少怀抱非分之想的人对此趋之若鹜！这份工作，正是懒人锯箭之恶法。这种恶法，在姓名学界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是熊崎健翁把《康熙字典》拉出来，当成给汉字取数的标准；第二次是在中国的熊崎健翁后学们虚构“中国古代秘传姓名学”，说这门学问被熊崎健翁偷去了。经过这两次恶法的洗礼，现在的所谓“姓名学”，就越来越不像样子了。
读者再想，这熊崎健翁对姓名学的影响，到底大不大？这熊崎式姓名学的再生能力，到底强不强？熊崎健翁，就像是中国的商鞅，其人死，其法不废。杀死商鞅的秦国贵族们，恨的是商鞅的人，用的是商鞅的法——正如今天拼命在骂熊崎健翁剽窃的人，仍继续使用熊崎健翁的法一样。
想要驳斥这些虚构传承者是非常容易的，且听我道来。
历史上日本人是窃取过中国的宝贝，如造纸、制刀、武术。但以上种种跟“中国古代秘传姓名学”有很大不同，那就是存在行迹。造纸、制刀、武术在中国古代存在是毫无争议的，因为有载体流传，有纸，有刀，有武术家。这些载体在社会上流传，造成了很大的行迹。作为机密的不是有没有纸、刀、武术的问题，而是制作、密炼工艺的问题。每一种国宝都分为已知信息和未知信息两个部分，是已知信息引起了日本人掌握未知信息（机密）的欲望。所谓机密，都有已知相关信息在外部作牵引。而“中国古代秘传姓名学”在古代、近代没有任何行迹，没有任何记载，日本人又怎么会知道这项发明，而产生争夺之心？即使是机密，如果没有相应的行迹烘托渲染，甩到日本人脸上，日本人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虚构传承者一口咬定日本人剽窃了中国的姓名学，却解决不了日本人来剽窃“中国古代秘传姓名学”的驱动力问题，只能是胡乱编造。
纵使如虚构传承者所说的，“中国古代秘传姓名学”被皇家垄断，只能为皇室服务，命名师如同太医一样，在这种前提下，为皇子命名也绝对是公共事件，掩盖不了行迹。中国历史上，多的是喜欢干涉皇帝家庭私事的官，这样是能青史留名的。让命名师给皇子取名，关乎皇子的前途，关乎一个皇子能不能继承大统，那还了得！皇帝会介入，后妃会介入，皇亲国戚会介入，国家重臣会介入，皇子的党羽会介入，会有多人向御用命名师行贿，在野的取名师为了富贵和名声会向朝廷自荐，要和当朝的取名师比拼过招，梁子越结越深会弄得无法收拾，这种姓名学会像“红丸案”、“梃击案”一样在历史上留下重重一笔。然而，“中国古代姓名学”在古代、近代影踪全无，这是为什么呢？难道，皇子、后妃、皇亲国戚、各派党羽觉悟都非常高？
事情分两面看。不只是“日本人喜欢窃取中国的东西”，中国的广告、征婚节目、真人秀节目，又偷了日本人多少东西？至于说造假古董、文玩，中国更是外国难以企及的造假大国。一些“姓名学专家”为了造假的方便，毅然决然地给熊崎健翁扣上一顶“盗贼”的帽子，占领道德的制高点，正是“恶人先告状”的做法。这些虚构传承者，正适合去广告公司给阿胶什么的保健品编写品牌故事。
虚构传承者有三个法宝：蔡沈著《洪范皇极》，《康熙字典》定汉字数理，杨坤明著《中国姓名学》。《洪范皇极》和取名没有什么关联，不用理会；《康熙字典》定汉字数理和杨坤明著《中国姓名学》皆已被我考证出，一个是熊崎健翁的安排，一个是熊崎健翁的余韵。至此，虚构传承者们的依托，皆已被拔除。
晚出的，未必是坏的。中国姓名学从熊崎健翁的学说中拔出来，不容易。中国姓名学的创制，才刚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