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孔建国

    “不干了！”

    孔建国两指夹着一支快燃尽的烟，心里狠狠地冒出这句话。烟头的灰已经积了老长，孔建国也没心思去掸掉它。他使劲吸了一口，两颊深陷下去，本就瘦削的脸，显得更加苍凉。烟头使劲红亮了下，接着飘出一缕青烟，青烟缓缓上浮，弯弯曲曲地飘过孔建国空洞的眼睛和凝重的眉毛。

    七月末的一个早晨，孔建国坐在村北头，自家门前胡同口的长凉椅上，怔怔地发呆。他刚从面粉厂干完活儿回来，就着辣椒酱啃了个馒头、喝了口水之后，坐下来，歇会儿。他的钢刷一般直挺的头发上、有不少皱纹的额头上、淡淡的眉毛上、瘦削的脸颊上、稀疏的胡子上、光着的膀子上、灰色的大裤衩上，满是灰白的面粉。

  他吐出一股灰烟，轻轻地弹掉烟头，然后右腿翘在左腿上，双手抱着右腿膝盖，眼睛看着前面，又怔住了。他前面是村北头新铺的水泥路，路面上满是铺路时留下的灰土。路的对面，是几排笔直高耸的白杨树，翠绿的叶子长得很密实，有个吊床挂在里面。再往远处，是一片农田，有未长成的低矮的玉米，有黄瓜秧、青椒秧、西红柿秧，一排一排，整整齐齐。

    孔建国看着这微凉的清晨中的一切，心思郁结。这会儿，他已经干了四五个小时的活儿了，十几年来，基本每天如此。他凌晨一点，便到离家不远处的面粉厂干活。之所以凌晨干活，是因为凌晨的电，比白天要便宜很多。

    那是孔建国亲哥的面粉厂，厂里只有他一个工人，什么活儿都是孔建国的。凌晨，孔建国会把前一天收的小麦，磨成面粉和麸。麸是小麦的皮，可以用来喂牲口或家禽。孔建国要把装在编织袋或麻袋里的小麦，背到磨面粉的机器旁，然后扛起袋子，将小麦倒进机器入口。磨出的面粉和麸要用袋子接着，面粉用短小的白色细布袋，麸则用细长的土黄色麻布袋。然后，孔建国要将它们一袋一袋地，搬到存放点。十来米高的磨面粉机，有着巨大的铁皮筒、巨大的电动机、巨大的皮带，像个钢铁怪兽，轰隆隆地发出巨大的声响，不停地吞噬着小麦，然后吐出面粉和麸。粗大的排气筒伸出圆拱形的房顶，像伸出潜艇的潜望镜，不停地快速旋转，将小麦里的灰土、砂石排出厂房，伴随着巨大的呼呼声响，那声响，离着老远就能听到。

    夏天热的时候，孔建国便光着脚、膀子，肩膀被麻袋磨得疼了，便垫上一个灰黑的破工作服。他就这样在高大的厂房里，从凌晨一点一直干到五六点，永远低着头，永远闭着嘴，默不作声地干活，因为没人和他说话，谁会在凌晨去面粉厂呢？

    东边的不远处是绵延起伏的山脉，那是太行山的最南端，橙红色的太阳从山脉上方慢慢升起，凉意渐渐被阳光驱逐。村北头的水泥路上，行人渐渐多了起来，大都是赶着去厂里上班的人。距离远的骑电动车、自行车，距离近的便步行上班。骑车的女人们头上带着遮阳帽、身前搭着挡风的旧衣服，男人们则不需要这些东西，带上自己的胳膊腿儿就行了。

    人们路过孔建国家门前的胡同口时，孔建国会扯着嗓子嚷一声，和他们打招呼：“长江，上班啊！”

    “奥！”人们一般会这样简单地回应，然后接着赶路，或者加上一句：“凉快嘞，建国。”

    整个村子都活跃了起来，人们开始从家里出来，遛弯儿的、吃早饭的、干农活的。孔建国又点了支烟，默默地抽了起来。他烟瘾很大，一天能抽小两包。不过好烟自然是舍不得买的，但就算是最便宜的烟，孔建国还是心疼钱，但心疼也不行，还得抽！

    “爸，走了。”孔建国的儿子骑着电动车出门了。儿子快三十了，还没有找对象。他在城南的离家30多公里的富士康上班，是流水线上的装配工。他并不喜欢做装配工，但又没有其它挣钱的门路，赋闲了很久之后，才很不情愿地找了这份工作。富士康招收了很多年轻人，是当地的一大经济支柱。孔建国还有一个女儿，比儿子小两岁，嫁给了同村的小学同学。孔建国的女婿在外打工，女儿就留守在村南头的婆家，开了个理发店。她手艺不精，生意不温不火，但总算能挣些生活费。

    “慢点儿。”孔建国一边看着渐渐远去的儿子，一边说道。

    “不干了！”孔建国又想。

    孔建国觉得自己干得这么累，面粉厂里里外外什么活儿都是自己的，一年才给4000块钱，活多活少，都是这个数，死数！不划算！不能干了。

    可是还能干点儿什么呢？孔建国将烟放进嘴里，吸了一口，想着。村里像他这个岁数的人，一般是在冶炼厂或者电瓶厂上班。冶炼厂在东边山脉的另一边，是冶炼铅、金、银的工厂。工人一般是做些运输铅块或者处理炉渣的工作，这种工作对体力要求极大，身体不够壮实的人，一般是吃不消的。另外，冶炼金属时排出的废气，让不少人因此中了毒，然后不得不花钱治病，在家休养，不仅钱没挣着，身体也损坏了。电瓶厂的工作倒是轻松一些，但同样对身体有害，不能长时间干下去。那么，还能去哪儿呢？孔建国努力地思考着。也许能到工厂里做个修理工？但自己没什么技术，修理工的岗位又不多。而且，即便是那些不需要什么技术的修理工岗位，也不是谁都可以去的，得有点“门路”、有点“关系”才行。自己有什么门路，有什么关系呢？孔建国不由地怔住了。青烟慢慢漂浮，烟头的灰，又积了老长。

    抽完了烟，孔建国双手叠放在脑袋后，躺在长凉椅上，眯上了眼睛。阳光照在他的太阳穴上，他感到隐隐的发热。

    “建国，有人来换面了。”孔建国正迷糊着，听到有人喊他，激灵了一下。是哥在喊自己，他扭头，看到孔建民站在不远处的路口，摆了个手势。

    “来了。”

    孔建国默默地起身，趿拉着沾满了不知是灰尘还是面粉的蓝色旧拖鞋，呲啦呲啦地往公路边走去。他中等身材，有些偏瘦，但因为干的活多了，倒显出几分精壮。他哥，孔建民，倒是个大个子，而且生的有模有样，虽不白净，但五官端正、身材笔挺。孔建民梳着偏分，穿着蓝灰条纹短袖、灰色西裤、棕色镂空皮凉鞋。他的模样，不像是干粗活的，就算让他干，他也干不好，所以面粉厂里外的活儿，都是孔建国的。

    面粉厂就在公路边上，往东走出村北头的水泥路，向南拐，几步路便到了。面粉厂的大门朝东，是两扇一层楼高的钢筋焊的大铁门，中间底端焊了两个大铁轮，方便铁门的开合。进门，首先看到的是一片长着杂草的空地。左拐，是一栋红砖外露的两层小楼，红漆的窗框，红漆的木门，那是孔建民夫妇住的地方。大门右手边靠里一些，是放着一架小钢磨的一间小屋。往里，挨着小屋的，是很大的面粉存放间。正对着大门，空地的另一头，便是磨面粉的厂房了。那很长的一排厂房该有十来米高，红色的高大砖墙、灰色的拱形房顶。厂房中央的房顶上，伸出那个“潜望镜”，这会儿磨面粉机没有运转，它便像个挺拔的哨兵，静静地矗立在那里。

    孔建国看到他哥左拐进了屋子，便低头，独自朝着面粉存放间走去。面粉存放间那两扇掉了漆的红色木门朝里开着，里面传出两个妇女尖声说笑的声音。孔建国刚进门，便开玩笑地嚷道：“桂花，这么早就来换面啦！”

    破旧掉漆的红色长方桌子旁，孔建国的嫂子和来换面的李桂花正说着话。孔建国的嫂子是个瘦高挑儿，她穿着浅红色带白色小碎花的涤纶短袖，黑色的窄脚七分裤，脚上是红色的拖鞋，看起来干净利落。她的嗓音带着点沙哑，但声音不小。看到孔建国进门，她扭头笑着说道：“建国，先把桂花的小麦称一下。”

    “中。”孔建国应道。

    “娘噫，建国，这么早就光着膀子，不冷啊？”桂花打趣道。

    “我都干了一早上的活了，还热嘞。”孔建国一边搬起编织袋装着的小麦，一边嚷道。

    面粉厂的小麦来源有两个，一是附近村民用来换取面粉的小麦，一是直接从粮贩手里购买的小麦。小麦换面粉的比例会随着小麦和面粉的价格波动而随时发生变化，所以同样斤两的小麦在不同的时间点，能换取的面粉数量是不同的。孔建民夫妇常在小麦价高的时候，以各种理由拒收小麦，以便将来以低价收购；而在面粉价低的时候，他们又找借口尽量少卖面粉，以便将来以高价卖出。村里人渐渐地看清楚了孔建民夫妇的小聪明、小算计，但因为附近就这么一家面粉厂，有时候急着用面的人家，还是会到面粉厂换面粉或买面粉。表面上，人们都跟孔建民夫妇和和气气的，但私底下，却非常地不待见他们。因为垄断，面粉厂本可以发展得更好，但因为孔建民夫妇的小聪明，却维持得很艰难。于是，孔建民夫妇便更依赖他们的那点小聪明、小算计了，总在想着法儿地占大家的便宜。

    “整八十斤。”孔建国称了小麦，说道。

    “现在是七五算。”孔建国的嫂子说。所谓七五算，是指小麦换取面粉的比例，一百斤的小麦，可以换取七十五斤的面粉，另外会搭一些麸。至于搭多少的麸，得看小麦的质量和孔建国嫂子的判断了，她自然是希望搭的越少越好。

    “娘噫，桂花，这小麦里，小石子儿可有点多啊。”她会这样说。

    “娘噫，这还多呀？”张桂花说。

    “少搭点麸吧，十五斤。”

    “再多给点吧。”

    “娘噫，真不能了，现在面粉贵，我这里也艰难。”孔建国的嫂子一边笑着，一边显出极为难的样子。

    “再多点吧。”张桂花咧开嘴笑了，也显出不好意思的样子。

    “那多加一斤吧。”

    “娘噫，中，中。”张桂花没了奈何，只好答应了。她知道，要从孔建国嫂子的手里抠出一点儿粮食，得有多艰难。“加工费还是五块吧？”

    “还是五块。建国，去取一袋面，再取十六斤麸。”孔建国的嫂子一边记着账，一边对站在一旁的孔建国说道。

    “中。”孔建国一边应道，一边往房间的另一头走去。

    面粉存房间很大，一面墙上堆满了白色细布袋装的面粉。取高处的面粉时，孔建国要搬来梯子，爬上去，将一袋面粉背下来。他右肩扛着面粉袋，右手抓着袋子一角，左手撑着腰，身体向左倾，快步走到桌子边上的大磅秤旁，然后弯腰，将那袋面粉卸在磅秤上。孔建国将磅秤的游标调到七十五斤，然后取来一个空袋子，开始一瓢一瓢地把面粉从磅秤上的面粉袋，舀到空面粉袋，直到磅秤上的面粉达到设定的斤数。整个过程中，张桂花一直在旁边看着。接着，他又取了一个编织袋，到存麸的地方，从一个敞口的大麻袋里，舀了十六斤的麸过来。

    孔建国将面粉和麸搬到张桂花的自行车后座上，说：“中了！”

    “中，那走了啊。”张桂花说着，便蹬起自行车的脚撑，一手扶着车把，一手扶着面粉和麸，走了。

    “慢点儿啊，桂花。建国，我做早饭去了，你就在厂里吧，一会儿来换面的人就多了。”孔建国的嫂子一边走，一边笑着说道。

    “中。”

    上午又来了几个换面粉的，搬粮食、称粮食的活儿是孔建国的，但记账要孔建国的嫂子来，孔建民则一上午不见个人影，不知道去了哪里，仿佛这个人不存在似得。

    快到中午12点时，孔建国锁了面粉存放间的门，回家去了。

    正午的阳光是刺眼的白，从偶有一丝白云的湛蓝的天上，到绵延向北的蓝灰色的柏油马路上，拉下一张白色的大幕，照得人头昏脑涨。没走几步，孔建国泛红的背上，便隐隐地刺痛。偶有一丝风飘过，轻轻地摇摆白杨树泛着光的绿叶，又将热气扑到人的脸上，更让人喘不过气来。

    孔建国回到家，打开红色的铁门，右拐进入厨房，打算弄点吃的。他没打算做什么像样的饭，因为家里只有他一个人。孔建国的老婆死了一年多了，前一年，也就是2011年的春节自杀的。他老婆得了类风湿很多年，吃了不少激素类的药，浑身都变了形，脸肿的很大，手指关节像枯死的树根，而且因为腿脚的浮肿变形和疼痛，无法下地走路，只得终日坐在轮椅上。她因为身体的疼痛和痊愈的无望而觉得心灰意懒，在大年初二，选择喝下一大瓶农药，死在了厕所里。红火的春节变成了悲伤的白色。孔建国在老婆的葬礼上，欲哭无泪，始终低着头、抿着嘴，雕塑一般的脸显得比平时更加瘦削。

    所以，有馒头，有辣椒酱，就够了，再烧一壶水，又是一顿。或者，水也不必烧了，早上的开水还在，凉白开，解渴，正好。

    吃了午饭，孔建国想躺下歇会儿。但屋里太热，又不舍得开风扇，于是他便到水泥路对面的白杨树林里，在吊床上躺下了。

    孔建国仰面躺着，双手叠放在脑袋后，双腿交叉，翘起灰黑的一只脚。白杨树的叶子像无数个绿色的小镜子，在热辣惨白的阳光下懒散地摇摆着，发出轻柔的沙沙声。树荫之外，白亮的阳光覆盖着一切。

    孔建国换了个姿势，向左扭了扭头，看着水泥路对面的家，觉得心理踏实了不少。

    孔建国的房子是两层的小楼，浅灰色的水泥墙面，深灰色瓦片覆盖的屋顶，红漆的大铁门，门两侧贴着大块的红色方形瓷片，大门上方是石匾，匾上刻了四个大字“幸福美满”。房子是几年前才盖成的，那之前，孔家国一家住在村西的一处土坯房里。那一片多是土坯的老房子，村民们都相继搬离了那里，孔建国是最晚搬出来的几家之一。新房花费了孔建国不少的心血，他借了几万块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还上。盖房子时，孔建国忙前忙后，平整地面，搬运打地基用的石头，搬砖，洇砖，洇墙，甚至砌墙，只要自己能干的，尽量不请人，这样便能节省一些费用。房子的大门是孔建国设计的，房顶两端用来避雷的石砖也是孔建国自己选的，别人家的是龙头，孔建国选的是两只别致的鸟儿，为此，孔建国很是得意。盖新房，在孔建国的一生中，算是一件大事。有了新房，孔建国便觉得心里踏实，虽说欠了债，但不管怎样，新房总算有了。

    但孔建国的得意，并没有因为有了新房而持续多久。老婆得病，又让孔建国费了不少心力，花了不少的钱。老婆的病要花钱，借的债要还钱，儿子该娶老婆了，将来还得花不少的钱，可是，钱从哪儿来呢？现在，老婆死了，孔建国少了些负担，可是这种负担的减轻，让孔建国心里很不是滋味。

    “不能干了。”孔建国又想，可是，还能干什么呢？

    在沙沙的树叶声响中，在舒适的绿荫中，孔建国一边想着，一边渐渐地睡着了。

    中午最热的两三个小时，人们都躲在家里，所以路上是没什么人的，整个村子都处于火热的死寂之中。

    “建国，建国，建国。”孔建国在朦胧中觉得有人在喊他，他慢慢地睁开眼睛，吧唧了两下嘴，扭头，看到树荫外骑在三轮车上的杨德昌。“建国，我弄了点茭茭，给我磨一下。”杨德昌是养羊的，他磨玉米是为了给羊做饲料。杨德昌长了张好说的嘴，像他养的羊一样，咩咩地叫个不停。

    “建国，建国，三点多了，还睡嘞？”杨德昌又嚷到。

    孔建国长长地伸了个懒腰，张大嘴巴打了个哈欠，又吧唧了下嘴，慢慢地翻身起来，腿伸到吊床外坐着。“老德昌，这么热的天，不在家凉快，跑出来干啥？”孔建国嚷嚷道。

    “天再热也得干活啊。”

    “娘噫，干——活——，啊——”孔建国边打着哈欠，边说道：“走，给你磨茭茭。”

    杨德昌骑着三轮车，往面粉厂的方向去了，小车斗里有一编织袋的玉米。三轮车慢悠悠地嘎吱嘎吱地响，孔建国有气无力地呲啦呲啦地跟着。

    白天是不开厂房里的磨面粉机的，大门右手边靠里一些的小屋里，有一架小钢磨，专门用来零星地磨一些粮食，赚一些加工费。

    孔建国帮杨德昌将玉米卸到小屋里，然后向上拨起砖墙上布满灰尘的老旧电闸，于是机器便轰轰地运转起来。孔建国慢慢地将玉米倒入钢磨的入口，伴随着飞出的尘土和呲啷呲啷的巨大而尖利的声响，金黄的玉米，变成了黄白相间的碎末，从钢磨的出口，倾泻到地面上张开大口的编织袋里。

    “建国，你兄弟现在一年给你多少钱，还是四千？”杨德昌背着手，把脸凑近孔建国，带着狡黠的表情问道，机器的声音太吵，所以他并没有刻意地压低声音。

    “奥，还是一年四千。”孔建国没有回头，仍旧低头扶着编织袋，说道。

    “娘噫，一年四千，真的不多啊。”杨德昌拧着眉头，用遗憾的口吻说道。

    “没办法。”

    “现在工厂里最起码都得一两千啦，多的能有三千多一个月。”

    “没办法，我不干，谁来干？”孔建国仍旧低着头。

    “娘噫，没办法。”杨德昌叹了口气。

    磨完，扎好，搬上小车斗，杨德昌嘎吱嘎吱地出了面粉厂的大门。灰头土脸的孔建国叹了口气，在厂房前的一个竹靠椅上坐下了。厂房高大，朝东，遮蔽了下午的阳光，而且院子里有几株高大的梧桐树，也提供了不少阴凉。

    孔建国就那么瘫在椅子上，等着时间慢慢地过去。阳光从院子中央，慢慢前移到了大门，又移过门前的柏油马路。

    “建国，回吧。”孔建国的嫂子从院子另一头的厨房里探出脑袋，喊道。

    孔建国正耷拉着脑袋坐在靠椅上，迷迷糊糊地浅睡着。他下午又帮人磨了一次粮食后，便一直坐在靠椅上乘凉。听到嫂子的喊声，他醒了过来，应了声，接着，慢悠悠地回家去了。刚到厂门口，孔建民沿着马路从南边回来了。“回了啊。”孔建民喊道。孔建国应了声，便扭头走了。

    夕阳挂在村西的巍峨耸立的山头上，不情愿地探着脑袋，不肯收起自己的光芒。打北面狭长山谷里吹出的凉风，轻抚着农田里绿油油的庄稼，又将白杨树上的绿叶吹拂得哗哗作响。工人们渐渐地从厂里回来了，迎着夕阳的余晖和习习的凉风，将一天的疲惫卸下。人们都从家里出来，或坐在树林旁的小板凳上，或坐在胡同口的大石墩上，三三两两地闲聊，享受着山风带去夏暑的快感。

    “怀全，出来凉快了啊。”孔建国走到水泥路的路口，见到李怀全披着衣服、拄着双拐从胡同里出来，便招呼道。

    “啊，出来透透气。”

    “腿咋样啦？”

    “好一些了，拄着拐杖能下地了。”

    “娘噫，中，慢慢来。官司咋样啦？”

    “官司不好打啊，厂里死赖着不认。”

    “不好弄啊。”

    “是啊。”

    “回了啊。”

    “啊，回了。”孔建国摆摆手。

    孔建国的儿子在回来的路上，已经在村里的小饭馆吃过了，于是晚饭，还是孔建国一个人吃。孔建国和面、揉面、擀面，然后胡乱地扯出一些面片儿，丢到锅里煮了。等煮熟了，他便盛了一大碗白面片儿，蹲在小树林旁，就着大蒜和辣椒酱，呲溜呲溜地吃了起来。天慢慢黑了下来，热气被山风吹去了不少，孔建国一边吃着，一边和旁人闲聊。

    天黑透之后，人们渐渐地回家去了，孔建国又在树林旁蹲了一会儿，也回到家，打算睡了。

    孔建国光着身子，平躺在铺了凉席的床上，双手枕在脑袋后，眼睛盯着屋顶，淡淡地想：“不能再干了啊……”

    他翻了个身，蜷起腿，侧躺着，闭上了眼睛。

    凌晨不到一点，孔建国在黑夜中坐起来，怔了一会儿，然后摸索着穿上大裤衩，趿拉着拖鞋，出门去了。

    秋天的时候，面粉厂倒闭了。

    “哥，你看，今年的钱，你给我一半就行了。”孔建国坐在一把木靠椅上，对面坐着的是孔建民夫妇。

    “娘噫，建国，真是没钱啊。”孔建国的嫂子说，“村里面好多人的钱还欠着嘞。”

    “娘噫，我这里也真是难过，手头真是没啥钱了啊。”

    “都是一家人，我们也知道你难过，不过真是没有啊。”

    孔建民弯着腰，在一旁抽着烟，一直不吭声。孔建国双手交差，搂着右腿膝盖，满面忧愁地看着地面，也不说话了。三个人于是沉默了好一会儿。

    “丽花，去给建国取五百块钱。”孔建民抽完了一支烟，又拿出另一只烟的时候说道。

    “娘噫，家里面哪有钱呀。”

    “哎呀，去取！”孔建民显得有些不耐烦。

    孔建国的嫂子不情愿地进了里屋，磨蹭了好一会儿才出来。她一边走着，一边说道：“娘噫，家里面就三百块钱，你先拿着吧，建国。”

    “娘噫……”孔建国一手去接那三百块钱，脸上仍然愁眉不展的。三百块钱！能花几天？不过，孔建国可以花的极其地省，三百块钱，确实够花好一阵子了。

    “哥，你打算干点啥？”

    孔建民仍默默地抽着烟，好一会儿才才从肚子里挤出几个字：“喂兔吧。”

    “喂兔啊？”

    “啊。”

    “兔可不是好喂的啊。”

    “啊。”

    “娘噫……”

    孔建民的面粉厂本是可以做好的，但因为他们夫妇的心机、懒散，还是倒闭了。孔建民不得不另谋生路，孔建国也算是失业了。不过，孔建国的失业并不完全是坏事，反倒像是一种解脱，因为他再不需要看在兄弟的情分上，拿着极低的工资为别人卖命了。

    冬天的时候，孔建国还真找着了一个修理工的工作，是在镇里的冶炼厂。他是托了曲里拐弯儿的关系才找到的这个工作。于是孔建国也过上了按时上下班的生活。修理工的活儿不算累，也不忙，还有人可以聊聊天儿，工资一个月1500块。孔建国对新工作很满意，心情舒畅了不少。虽然孔建国还有着丧偶带来的苦闷，以及对于儿子成家的忧虑，但一时的改变，总能让人从生活的愁苦和对未来的担忧中暂时解脱出来，他只觉得生活充满了希望。不过，他仍然时常回想起以前的日子，十几年呐，都耗在了面粉厂里。睡不好觉，干得又累，钱也没挣着。算啦，都过去啦。“最起码时间自由”，他会这样安慰自己。确实，他有时候还会怀念在杨树林里一觉睡到下午三点，或是在厂房前的阴凉里打盹儿的日子。不过，还是那句话，都过去啦。得向前看，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