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药学专家杨竞生：被誉为当今“活药典”，为药痴迷，失踪成谜
在我国科学界，有关科学家失踪案件发生过多起，其中影响最大的首推在新疆罗布泊失踪的彭加木院士。
在民族药学界，著名民族药学家杨竞生教授外出考察途中意外失踪，也在业内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民族药学界同仁们一提到他，仍满怀崇敬之情。
在他们心中，杨教授好像依然跋涉在采集药物标本的莽莽林海、高山峡谷间，只是暂时与大家失去了联系。
在他们的回忆中，他总是出生入死的采集标本，在浩瀚书海中考证查找，融会贯通古今药典，夜以继日编撰书稿……
庶民学者，誉称第一“药痴”
杨竞生教授是全国著名的药用植物学家和民族药学专家，对我国的药用植物资源的考证及民族药物的发掘和整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21年他出生在广东省阳山县，退休前是云南省药检所主任药师、教授。
他解放前就读于上海国防医学院（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师从留美药学博士、我国现代第一部《药用植物学》编写者李承祜教授。
当时，杨竞生就参与了《药用植物学》一书的资料收集和文字处理工作。
1952年杨竞生参加筹建云南省药检所，从此，痴迷于民族药学的研究。
在此后的50年里，他几乎每年都有3至9个月的时间在野外进行采集活动，常常是独自背着行囊，踏遍穷山恶水，其间所经历的艰辛，非常人能够想象。
许多藏在深山老林中的药物，也在杨竞生的一次次踏访采集中苏醒过来，给无数的患者带来福音。
多年的野外生活，铸就了杨竞生一双慧眼，他常常能采集到别人不能采到和观察到的药物标本。
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的王文采教授仅在杨竞生所采标本的毛莨科中，就发现了8个新种。
他特地把杨竞生采集到的一些新种，定名为“竞生乌头”、“竞生翠雀花”。
此外，以杨竞生名字命名的还有“杨氏紫薇”、“竞生香青”等。
在民族药圈子里，因为他的执着钻研精神，大家称他是‘当今第一药痴’；在藏医药产业界，因有感于他对藏医药事业使命感和责任感，也有人称他是‘藏医药资源的朝圣者’；还有人因他治学严谨、作风质朴、为人低调的风范，喜欢称他为‘庶民学者’。无论哪个称号，杨老都是当之无愧的！
几十年对民族药的痴迷，使杨竞生成为全国中草药、民族药和藏药界有名的“活药典”，他一人经常集查找、考证、审定、采集、鉴定、发掘、整理和编辑于一身。
云南省药检所90％的标本都是杨竞生教授亲手采集的；西藏药检所里有一半以上的标本是杨竞生教授鉴定的；北京植物研究所、华南植物研究所、甘肃药检所等地，都有他采集的大量标本；他的学生到重庆、成都等地检索植物标本时，发现很多腊叶标本的采集者或鉴定者都是杨竞生先生。
杨竞生精通英、日、俄、德等多种语言，翻译和编写了许多重要文献和专著。
他先后担任过《新华本草》（一、二、三卷）编委，《迪庆藏药》（上、下册）主编，《中国民族药志》（一、二、三、四卷）常务编委、副主编，《六省区藏药标准》编者之一。
1993年，国务院为表彰他对发展我国医药卫生事业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决定向他发放政府特殊津贴。
雪山高原，遍地留足迹
在杨竞生教授看来，“民族药现代化的第一步应该是原药材的正本清源工作”。
为此，他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专注于民族药材基源鉴定工作。
60岁退休后，他更是一门心思全身心投入民族药材资源调查与植物学鉴定、分析工作。
50多斤的药材标本采集工具，1件自己改制的塑料雨衣，1个指南针，杨竞生在50年的研究工作中走过了云南所有高山，还踏遍了西藏、甘肃、青海、四川的雪山高原。
渴了喝几口溪水，饿了啃几口干粮或采集野果和植物根茎充饥。
杨竞生还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只身采集药材标本，
哪里人迹罕至，哪里偏僻险恶，就去哪里采集标本。他认为“危险的地方人去得少，才能采集到新标本。”
1979年9月，他到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野外考察。
那天，天还没亮他便往前赶路，而脚下正是波涛翻滚的澜沧江。
眼睛近视的他不慎失足，从流石滩上滚下去了50多米，幸好背上的植物标本夹卡在一棵小树上，才未掉进澜沧江幸免遇难。
但这次事故，却造成他第十二胸椎压缩性骨折和小腿胫骨骨裂，后被辗转运回昆明治疗数月，戴上钢背心支撑了三四年，才勉强复原，但他的腰再也不能伸直，造成终身驼背。
曾和杨竞生教授一同去采集过标本的同事都知道，杨竞生那股拼命劲无人能比，上山只管朝山路艰险之处去，路上除了停下来采集标本外，一般不会停下来休息，还经常夜间步行。
由于野外采集标本时，他把所有心思都放在植物标本的采集上，那种极度吃苦耐劳的精神，往往令人敬畏。
退休后，杨竞生对民族药的热爱丝毫未减，为了对民族药正本清源，他长年自费进行野外考察，采集药物标本。
为了节省时间和费用，长年在外的杨竞生，住旅店时通常住5至10元最便宜的房间。
生活上也非常俭朴，有红薯卖的季节，他就买来红薯煮熟当主食。
没有红薯时就用土豆充饥，有时一天只吃一两个馒头。
为药痴狂，勇立生死状
瘦小的身材，因采集药材标本受伤而造成的驼背，朴实得不能再朴实的衣着；上山采集标本时常披着一件自制雨衣，胸前挂着一架照相机；做学问实事求是，做人从不拐弯抹角。其貌不扬的杨竞生教授总给人以一种特立独行的感觉。
虽然年事已高，但杨竞生教授对民族药的热情依然像年轻时那么炽烈。
他75岁高龄时一次参加西藏药检所组织的一次去墨脱的药材资源考察活动。
由于当时他已经安装了心脏起搏器，在山下宿营时，有朋友劝他：“明天您就不要上山了，让年青人上去就行了。”
当时杨竞生一言未发，可第二天大家起床时发现他又“失踪”了。
后来，单枪匹马的杨教授同大部队几乎同时到达山顶。
进行完考察工作后，在终年积雪不化的雪山顶上，他兴奋地脱掉了上衣，只穿一件背心，让大家给他照相留念。
1995年，已74岁高龄的杨竞生教授，为完成他的《藏药植物物种考定》一书，不顾已安有心脏起搏器的危险，又一次进西藏采集藏药标本。
家人和同事无不为他担忧，他却说：“青藏高原是孕育藏医藏药的沃土，研究藏医药离不开这块土地，只要我还能走，我就要去西藏。”
随着年龄的增长，每一次上青藏高原，都是对杨竞生体能和意志极限的一种挑战，同时也是与死神的一次搏弈。
1998年，出于对他身体的担心，家人曾多次劝阻杨竞生不要再上西藏。
可执著的杨竞生竟为此专门写了一份生死状，生死状上这样写道：“我到了西藏后，不管出了什么事，与任何人无关，我自己承担所有责任，万一死在西藏，死后把我的尸体送给西藏医院做解剖就是了。”
意外失踪，留下无尽惋惜
2002年7月，81岁高龄的杨老又要去西藏了，这是他第9次自费去西藏考察。他的心脏起搏器也到了最后的使用年限。医生及家人劝他换起搏器，可他坚持要去回来再换。没想到这一去竟成了最后的诀别。
7月5日，杨竞生带了4位学生物的大学生从昆明出发一同去西藏考察。
一个月后，4名大学生有其他工作回内地了，杨竞生独自一人坚持工作。
2002年9月中旬，杨竞生出发到了青海和内蒙古，继续考察和收集有关藏药、蒙药的资料。
9月底，杨竞生从呼和浩特到北京，与出版社联系出版由他主编的《藏药植物物种考定》一书。
9月30日，杨竞生到北京的当天，给老伴殷岱宗打了个电话，说自己一切都很好，还买了1500多元的书寄回来，希望家里注意查收。
杨竞生因为装了心脏起搏器，不能使用手机，出门在外都是他给家里打电话，家里无法和他联络。
快到10月中旬了，他还没有和家里联系，引起了家属的不安。
10月15日，殷岱宗打电话到北京药检所的李九丹家询问情况，才得知杨竞生已经于10月10日离开北京去成都，并且要经过攀枝花才回昆明。
但打电话给成都的熟人后，没有打听到杨竞生的下落。
后来，在警方的配合下，仍没有查找到杨老的任何消息。
杨竞生教授的意外失踪，是我国民族药学的巨大损失。
当时和他一起“人间蒸发”的还有该书三分之一的原稿和所有藏药植物彩照1100多幅。目前杨老的生前好友格桑索朗、杨崇仁、杨老的学生许建初教授，正在努力补订杨老遗著的丢失部分，希望以该书出版来告慰这位药学痴人的在天之灵，但目前工作难度依然很大。
后记
在民族药学人的心里，梅里雪山的山径、南迦巴瓦的雪原，依然闪现着杨竞生的身影。
他是一位在青藏高原默默行走的祖国民族药材资源的“朝圣者”，是一位致力于祖国民族药材资源探索和发现的治学大师。
愿此文能使世人不要忘记那些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献身科学，为了追求科学的真理而无怨无悔的科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