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历史世界》读书笔记（2021年7月10日）

第十二章　皇权与皇极

一、孝宗的三部曲——“三年之丧”、“太子参决”、“内禅”

二、概说：史学与心理分析的交互为用

三、从入宫到受禅——孝宗的心路历程

四、认同危机与心理挫折

五、孝宗“末年之政”的心理向度

六、“责善则离”——孝宗与光宗的心理冲突

七、环绕“皇极”的争论

八、代总结：三点观察

四、认同危机与心理挫折

为理解为何在晚年孝宗会推出两套完全相反的行动系列，就必须在生命史的基础上分析孝宗的心理发展过程，进一步展示他后半生所遭受的心理挫折。

高宗将孝宗与伯玖视作“小孩儿”，两人被禁锢在“少年”甚至“童年”阶段，心理时间陷入停顿，即所谓“心理成长的延展期”。用黄仲则的话说，这一阶段是“收拾铅华归少作，摒除丝竹入中年”，是“认同危机”阻止了一个人在心理“少年”进入“成人”的阶段，导致对进入“中年”何去何从不能作出决定。孝宗与伯玖同经历过这一危机，所经历的是一种极为特殊的认同危机，他们中有一人有机会立储或将全部落空，这种狭小的认同空间是由他们特殊的生活圈子-皇室-决定的。怎样争取储位，并建立与储位相应的人生理想以及终身奋斗的目标，这是他们两个在长时期内面临的独特的认同危机的挑战。

绍兴三十年，“名位始定”时，孝宗与伯玖已经过了“持久的认同危机”，他们两个分别代表了成功与失败，在兰亭序和宫女两件事上，伯玖表现出了“认同分散”。在孝宗即位后，他“累章乞闲”，远源已见于危机时期。

孝宗在“心理延展期”调动一切精神资源，突破危机，建立认同，《孟子·尽心上》刻画了他的精神状态，“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与他的理学家老师范冲分不开，能运用儒家的价值以应付认同危机。志磐《佛祖统纪》记载了孝宗向宗杲问道的故事，知孝宗调动了一切现有的文化资源，包括佛教在内，以增强自己的精神力量，“求人不如求己”恰是孝宗在长期认同危机中所建立起来的基本精神。他早年就浸润于道家，《三教论》渊源当在此。

绍兴三十年，孝宗取得“皇子”的正式身份身份。立储前高宗曾说孝宗“近来骨相一变，非常人比”，大概是指高宗觉察到孝宗最近的形象上有某些微妙的变化，异于常人，按照《孟子·尽心上》所说，“君子”的形貌变化可归于更高级别的心灵力量，作者推论或许孝宗在两年前已判断能得储位，生命潜力在极端振奋中充分发挥出来，以至形貌上也有显著变化。

一个人最后的认同大致是指找到了愿意终身奉献的志业，所以不能将孝宗的认同简单的理解为认同储位或帝位。他生在“靖康之耻”的后一年，成长于“二帝蒙尘”的氛围之中，更亲见高宗“称臣”的屈辱，这是他一生念念不忘的“恢复”的渊源所在。在《贵耳集》中有孝宗一诗一赋，作于即位后二三年，述志之作，这便是他最后的认同。

在儒家“孝”的文化笼罩下，早年他压住一切内心的冲动，依照父皇的需要塑造自己，中年以后不得不抑制“恢复”的冲动，以求毋违太上皇的意志。

《鹤林玉露》中关于“中兴讲和”的记载中说到“高宗下诏亲征”，可知虽然孝宗即位，但和战大计仍决于退居德寿宫的太上皇。所以对孝宗来说，符离一败，使他的壮志成空。孝宗的政治生命与“恢复”合二为一，高宗所认同的是“和”和“安静”，这是孝宗无可奈何的宿命。即便年逾五十，“恢复”之志未尝一日去怀，他奉“坚忍”为座右铭。在太上皇逝世后，他即布置大规模的更改。《贵耳集》中记载有高宗与孝宗日常生活中的紧张与冲突，《帝王都会》中亦有记载。高宗退位后始终在幕后暗握皇权不放手，对政治权力无限依恋，所以孝宗对高宗“大恩难报”的感激之情并不能消除他的憎恨之情。高宗语“朕老而不死，为人所厌”点出了憎恨的可能性。在《劾董宋臣又疏》中“为家老子误我不少。”是孝宗在冲动下的失检言辞，即可见潜意识中对太上皇颇多怨恨。《帝王都会》“皆鏁闭不用”

表面上看是不愿睹物思人，实则不愿与高宗生前的世界再发生接触，“先帝功德盛大”不过是显意识层面顺手粘来的理由而已。

五、孝宗“末年之政”的心理向度

孝宗晚年的三部曲（三年之丧，太子参决和内禅）完全符合了儒家的礼制，但他晚年的大更改却违反了“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孝道。作者认为这一明一暗一反一正的行动系统都统一在孝宗的心理需要之下。更改构想与政治部署是有意识的活动，背后动力是在孝宗潜意识中的心理认同，策动三部曲的力量同样是潜意识。对这一层面作者认为只能从孝宗某些特别突出的言行中做一些推测。

孝宗的自责、自毁表现，似乎可断定对高宗“内有惭德”。他一句“为家老子误我不少”透露出“家老子”确实在他潜意识中成为他的一个障碍。因“鸡汁”之事将侍奉他十余年的旧人逐出宫外，这一极不寻常的自责只有通过“未觉识的罪感”才能得到一种最近情理的解释。考虑到文化因素，孝宗生长在儒家孝文化最浓厚的时代，所以与高宗始终维持“父子怡愉”的父子关系。“老而不死，为人所厌”或许会同样存在于孝宗潜意识中。他居丧而“毁瘠特甚”深层心理涵义或许正是“未觉识的罪感”。

以弗洛伊德“心理多因论说”，“三年之丧”对他还发挥了其他心理功能，第一，行“三年之丧”是以隐蔽的方式对高宗的一种批评和反抗。孝宗在“三年之丧”的问题上接受了理学家的观点，“朕正欲救千余载之弊”，这种批评包括实行短丧的高宗在内，这是他为宣泄对高宗不满而找到的一个缺口，是一个可以公开反抗高宗而又不需要露痕迹的机会。表面上孝宗接受父皇的无上权威，感激他的训诫和关切，潜意识中则已经滋长了反抗情绪。这种“情感冲突”在“三年之丧”呈现的很清楚。他心理发展道路的崎岖和曲折，数不尽的委屈，在他心里累积了强劲的抗力。第二，高宗死后第六日，孝宗与周必大讨论“三年之丧”时说，“自我作古，何害！”。从这一方面看“三年之丧”，可以看作是他独立宣言的第一年，不必遵守“古之道”，也不必遵守“父之道”。事实上“三部曲”作为一整套行动系统，表面是“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深层的心理意义却是“自我作古”。

孝宗图“恢复”，但在乾道、淳熙之际，现实让他意识到“恢复”不是立即变“和”为“战”，而必须“锐意图治”，所以他主张“内修政事，外攘夷狄”，但高宗在世时，”内修政事“也是无从下手，所以在高宗死后，孝宗的”坚忍“也达到了极限。朱熹在《宗皇帝挽歌词》中说”末年之政“指高宗死后，光宗受禅的那段时间，也是孝宗在退位前积极部署的一段时间。“乾坤归独御，日月要重光”，说明孝宗再不想失去这最后的图“恢复”的机会。杨万里《祭王谦仲枢使文》的记载恰与朱熹互证，证实了孝宗最后的人事安排确为推行大更改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