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班两月，经我之手的第一份死亡病例

周一清晨，我和往常一样，早早来到医院，坐在靠窗的那台电脑前。我喜欢用靠窗的这台电脑写病历、开医嘱，因为坐在这，一转头就可以看到窗外的蓝天白云，秋天的阳光照在身上，暖暖的，可以缓解医院里那种紧张焦虑的情绪。

周末值班的同事侧过头跟我说：“朱医生，我昨天值班给你收了一个股骨转子间骨折的病人，你等会去看一下”。

“好的，几床？等会儿我去看一下”，说完，我又谨慎地多问了一句：“病人多大年龄？”

“91岁”

“呃.......”

一瞬间，高龄、长期卧床、深静脉血栓、肺部感染……一连串高危因素从脑中蹦出。

周一大清早，同事就给我一个大大的“惊喜”。

早晨查房，我在骨科病房里见到了这个91岁的老爷爷，瘦削、黝黑、头发稀疏、岁月在他的脸上刻出一道道皱纹，面部肌肉因疼痛而扭曲着，平躺在病床上一阵一阵地咳嗽。陪伴老人的是他的孙子，和我相仿的年纪，年轻的脸上写满了迷茫，蹩脚地伺候老人的吃喝拉撒。

我皱着眉头走出病房，在病房外问我的上级医生：“这种情况下还需要做手术吗？”

我的上级医生给我的答复是：“遵从家属的意愿吧”。

按照常规，这类病人我们都给他提供两种治疗方案：一种是手术，手术顺利，术后护理得当的话可以下地走路，可是对于老人这个年龄，手术风险极高；另一种是保守治疗，避免了手术开刀的风险，但骨折愈合后没法正常走路。讲清楚两种方案的利弊，让家属或患者自己选择。

家属选择了手术，即便风险很高，也想冒这个风险。

也是，长期卧床，对老人来说像是一种酷刑。

于是，就开始手术前的各种检查、治疗、评估。然而，住院第四天的晚上，老人突发呼吸困难，肺功能迅速下降，出现典型呼吸衰竭症状。经过积极抢救，老人躲过了死神迎面挥舞而来的镰刀，可他必须得住进ICU（重症监护室）借助呼吸机辅助呼吸。

此时的老人如狂风巨浪中的一叶孤舟，风雨飘摇，艰难前行，随时有可能被风暴吞没。

在ICU的第五天，患者呼吸衰竭的症状再次加重，单纯的经口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呼吸已经难以维持他的需氧量了，我们医生给出的治疗建议是气管切开，这样或许还能维持一段时间，如果不切气管，可能撑不了1天。家属断然拒绝，他们说已经这样了，就不要让老人再遭受额外的痛苦了，就现在这样，能熬多长时间算多长时间。

当天中午，老人血氧饱和度、血压、心率一直往下降，我再次询问家属，如果出现心跳呼吸骤停，是否同意胸外按压心肺复苏。

家属再次拒绝。

老人生命中的最后2个小时，陪伴在他身边的是我和ICU的几个护士，老人走的很安详，瘦削的脸上看不出一点痛苦的表情，身上也没留下任何可见的伤口，就那么平静地躺在病床上，从始至终都没有睁眼。我在病床边上看着他，我不知道他这一刻心里在想些什么，是否留恋这个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的世界，是否怀念90年生命中那些波澜壮阔的往事，是否想念已经逝去的老伴；这么微弱的呼吸，或许思维早就停止了，什么都不用想，任凭三魂七魄一点点离开肉体。最后，心电监护仪上预示心跳的波形变成一条直线，我看了眼时间，宣布死亡时间，下午四点过一刻。

忙完下班，华灯初上，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夜里的长安城似乎弥漫着一层薄雾，分不清天晴还是天阴。想起白天在病历上写上“家属拒绝胸外按压等抢救措施”，找家属签字的时候，给同事说，要求放弃抢救的是家属，可让我在病历上写上那句话的时候就好像是我生生剥夺了一个人的活着的希望一样难受。

同事跟我说，“大概是因为你刚上班不久，等过段时间经历的多了你就习惯了，再者说，这个年纪了，骨折以后得一直在床上躺着，肺又不好，痛苦地活着未必就是件好事，以后你就理解了”。

同事说的没错，这是我上班2个月来经手的第一份死亡病例，我以为经过8年的医学教育，我可以坦然面对死亡，可当患者在我跟前心跳渐渐停跳的时候，心里还是忍不住难过。即便难过，我仍然理解并支持患者家属的选择，如果将我放在相似的境遇下，我或许会做出和他们一样的选择。即便生命可贵，可对于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油尽灯枯的老人来说，死亡是无法避免的结局，是选择在身上插满管子痛苦地维持，还是选择有尊严地离开？

身为医生，我的职责是尽全力救治每一个病人。

作为一个普通人，我的答案是：如果可以，请让他们有尊严地离开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