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明月在, 曾照彩云归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漫随人间烟火色,闲观世事岁月长。涉世日深,性情愈发平淡冲和,识得乾坤大,独怜草木青,极易沉浸于岁月对光阴的柔情:诗词书画都深爱,曲赋音律都欣赏,戏剧小说都喜欢,而最是痴迷宋词。翻开一本《宋词》,不及细读,单看这些词牌:《点绛唇》、《如梦令》、《雨霖铃》、《浣溪沙》、《清平乐》、《蝶恋花》,便如惊鸿过眼,一瞬倾心。再吟一曲《八声甘州》,舞一阕《水调歌头》,就已然有了醉意。更何况还有那一岸晓风杨柳绿,一朝春雨杏花红,一箫清音洒江天,一帘海棠夜未眠。黄昏时分,携一卷线装《宋词》,立紫陌斜阳,环孤帆远影,望云卷云舒,于山寒水痩中穿越千年时空,看那桃花影落,碧海潮生,赏明灯三千,盛年锦时,只见远山长、云山乱、晓山青,浮云吹作雪,世味煮成茶。
在唐诗的盛名之下,宋词能别开生面,自成一格,得益于北宋这个极具争议的时代以文治世的国策,得益于宋太祖定下不杀言官的祖训。后世都认为,这是因为赵匡胤自己是在拥兵自重的情况下,被部下黄袍加身得来的江山,所以为防历史重演,上位之后首先就来了一个“杯酒释兵权”,接着分开领兵权和调兵权,同时提高文官的地位,让一群饱读诗书的书生高度参与政治生活,以期能保他赵氏江山永固。正史的解释不无道理,但我总觉得也许这个驰骋万里疆场的热血男儿,可能内心也有一点风花雪月的诗意。他一面严词拒绝南唐后主李煜的求和:“卧塌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一面却又极其欣赏他的才华,最终也没舍得杀了他。以至于大宋的君王或多或少都带有一些艺术家的特质。而把这种浪漫发挥到极致的除了宋徽宗赵佶之外,还有一位在位期间涌现出了众多名家大师的宋仁宗赵桢。
作为历史上第一位以“仁”为庙号的帝王,宋仁宗赵桢实现了当年孔子的政治理想。也许在大多数人眼中,他没有秦皇汉武的雄才大略,不及唐宗宋祖的文治武功。但他却深知身为帝王,一言可福️万民,一言可祸四海,在位期间,克己复礼,宽厚仁和,纳谏从流,虽无丰功伟业,却也天下平宁、百姓安乐、时和岁丰、海宴河清。我们都知道,晚清统治者盲目自大,自称“天朝上国”,却不知道西方的英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科技进步,经济发展早已遥遥领先。可如果是在仁宗时期的北宋,中国要自称一句“天朝上国”却是当之无愧的,当时北宋一朝的经济总量就大概占到了全世界的百分之八十。经济、文化,科技高度发展,士农工商全面繁荣,勾栏瓦舍之间充裕着浓浓的生活美学,精致风雅,真真的是一片“烟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四海八荒之内无可比拟。这些我们从那一阕阕优美俊逸的宋词中,从那一张张风流清瘦的飞白中,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自可窥见一斑。
更何况,北宋仁宗年间,满朝名相,才子云集:睿智通透的宴殊、霁月清风的范仲淹、经略天地的韩琦、富弼、文彦博,文采风流的欧阳修、苏瞬钦、梅尧臣,性情耿直的包拯、司马光以及后期崭露头角,锋芒毕露的王安石、潇洒倜傥的苏东坡。单是想象一下这些人同朝为官,进谏庭议,仁宗的朝堂岂不是满堂华彩、群星闪耀、同比天光。现如今流行穿越时空之旅,如果真要穿越,仁宗时期的北宋倒是值得一去的,不管是去朝堂看学富五车的士子文官们引经据典、出口成章,还是去翰林院看才高八斗的管阁才子们评诗论画、说文解字都是一场极致的精神体验,甚至是去到汴京的茶楼酒肆、杭州的钩栏画舫,去到烟街柳巷、青山绿水之间,也是不错的选择,因为还可能遇见不谙仕途、醉酒眠花的宴几道,无缘科考、流连风月的柳永,闲情逸致、梅妻鹤子的林和靖,当是千里江山如画,满目锦绣文章。
这些才子学士们,有人出身寒门,十年寒窗苦读,一朝金榜题名。出将入相之后,不改初心,为国尽心,为民请命,如范仲淹、欧阳修。有人出身豪门,世家才子,却“富而不骄,贵而不舒”,不染纤尘、秉性纯良,如苏瞬钦、宴几道。所以,现如今火遍全网的“原生家庭论”并非全然正确:出身低微,可能成为市井恶霸,亦可能成为清流名士;名门之后,可能是纨绔子弟,亦可能是芝兰玉树。有人历尽千辛,归来仍是少年,有人平步青云,依然欲壑难填。人之所以成为什么样的人,在于本心,人性无染,本身圆成。如若持身不正,持心不纯,权势富贵亦是祸国殃民,终无意趣。所以,无论何时何境,勿忘本心之善念。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私德无瑕、风骨清雅的谦谦君子们,才成就了他们之间绵延千年的一种清风明月般的情感:当年杜衍、范仲淹、韩琦、富弼因主持“庆历新政”,而成至交。但后来西夏李元昊僭越叛乱,韩琦主战,范仲淹主和,一个主张倾国而战,置之死地而后生。一个认为“一将功成万骨枯”,边关特殊的地势,更适宜以守为主。昔日挚友,拍案而起,互不退让,最终,仁宗采纳了韩琦的建议,却跌进了范仲淹预想的结局。但韩、范二人却依旧是一生知己。我们知道,因为“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和王安石成了政治上的死敌,而苏东坡又成了他们共同的政敌,他一方面认为王安石的变法,太过激进,不切实际,一方面又觉得司马光全面否定变法,太过守旧。三人在神宗的朝堂上斗得是精彩纷呈,可是当苏东坡被小人陷害,因“乌台诗案”入狱,性命堪忧的时候,他昔日的政敌王安石为他极力回旋转圜,他昔日的政敌司马光连夜面圣为他求情。这些便是君子“和而不同”吧,并作为一种精神,延续进了后世历朝历代知识分子的血脉里。
可是这种宁折不弯的浩然之气,却又让他们的仕途之路充满坎坷,宦海沉浮,起起落落中都免不了被贬黜的命运。毕竟,帝王的朝堂最终想要的是一份平衡:既要有气节风骨,又要有长袖善舞。神奇的地方在于,这些仕途大多失意的才子学士们,闲暇之余,为排解心绪,随手涂鸦的几段文字、几笔书画倒让他们名垂千古。也是这因缘种种,成就了宋词的空前繁荣,其艺术造诣和美学价值在诗词曲赋中独占鳌头,不同于唐诗的大气磅礴,宋词是更生活化的文学艺术,至真至纯、如梦如幻的宋词,总是能带我们领略到千年前宋人精致奢华的生活美学:抚琴、调香、插花、对弈、横笛、采菊、起舞弄清影,把酒问青天。有“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浪漫;有“落花人独立 ,微雨燕双飞”的雅致;有“花褪残红青杏小,绿树水人家绕”的闲静。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仅用三句宋词就阐述了人生三境:“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 ,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细细想来,深有道理。
由于在武力上,大唐意在开疆拓土,大宋主张止戈为武,大唐讲国运,大宋重民生。加上大宋特殊的兵役制度,最终还是造成了从北宋中期就开始的文强武弱局面,和周边国家的纠纷对抗中,难免陷于“秀才遇到兵”的尴尬。所以,宋词的基调中是有悲凉的底色的:有“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忧伤;”有“雨打梨花深闭门”的凄凉;有“长烟落日孤城闭”的惆怅。即便是生性豁达豪放的苏东坡,也没有了李白“黄云万里动风色 ,白波九道流雪山”的张扬,而更多的是“人生到处知何似,应是飞鸿踏雪泥”的沉思。
有时候,单凭那薄薄的几页史书,史官们的一支素笔,承载不了那么多的爱恨嗔痴、千古情愁。当时明月曾照彩云之南,大宋文坛当年的那些终生纯粹、浪漫至死的才子学士们作为一组知识分子的群像,惊艳了历史,绚丽了江山,璀璨了文化。他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是时间与文学永恒的恋人。流水带不走光阴的故事,在历史的长河里,他们不是失去了生命,而是走出了时间。爱是一种不死的欲望,疲惫生活里的英雄梦想,所以,在爱的记忆消失以前,请记住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