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人类历史上至邪至恶的巅峰之作
01
商君书
《商君书》是人类历史上至邪至恶的巅峰之作，没有之一，把人性的邪恶冷血丑陋阴损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
更可怕的是这本书理论与实践并重，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这真是人类之大不幸，中国人的千年灾难恶源之一。
02
商鞅
《商君书》的核心思想是驭民五术，我们来看看这五术能够邪恶到什么地步。
愚民:统一思想。控制百姓思想，只允许百姓拥有统治者让他们拥有的思想，统治者不允许的思想绝不给任何在民间传播的生存空间。
贫民:除生存之必需外，剥夺其余一切财产。人穷则志短，整日处于生存线附近，就不会去要求尊严公平等。
疲民:为民生事，让百姓劳累奔波疲惫不堪。如此则百姓无时间与精力思考和追求尊严公平。
弱民:《商君书》曰:“民强国弱，民弱国强，治国之道，首在弱民。”弱民的方法主要在消灭强民，强民主要有两种，第一种身强力壮不服管教的人，第二种有思想有组织能力的人，这两种人务必消灭，如此则民间一盘散沙，再无力量反抗;消灭强民又主要通过严刑峻法与战争两种方式方法，严刑峻法打掉一部分，通过战争消耗掉一大部分。所以战争不可少，若无外部战争，就搞内部斗争。
辱民:还要通过各种措施侮辱百姓，打掉可能拥有的尊严自尊，使其彻底匍匐于地，生不起一点反抗之心，永世为奴。
驭民五术外，还有最后一招，五者皆不灵，杀之，肉体消灭。
这就是《商君书》的驭民五术。当我第一次知道时，不由得背心发寒，《商君书》的恶毒已经完全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这种与民为敌的恶毒程度，恐怕魔鬼都得自愧不如。更可怕的是《商君书》一直是中国历史上皇家必读之禁书，皇家必读，百姓禁读，一直是皇家统治百姓的核心思想。
在《商君书》思想的统治之下，人民有可能富裕吗?有可能有尊严有自由幸福吗？世代不可能。
03
《商君书》的强国之道:毁商、一民。
毁商:《商君书》主张禁止粮食贸易，商人和农民都不得卖粮，甚至连为商业贸易和人口流动服务的旅馆业也予以铲除（实际上做到了严格限制）。如此人民都被禁锢在自己的土地上，只能成为农民或者叫农奴，只能成为君主的生产工具。
一民:毁商与驭民五术的目的都为制造一民，即耕战之民，战时为战争工具，非战时为耕种工具，永为统治者的工具奴隶。
毁商、一民把国家变成一台机器，一台战争机器，战时能够最大限度的调动人力财力物力，以极端的力量与野蛮战胜对手，令对手惊颤，善良、人性在这里根本不存在。
这种控制之术延续两千多年至今，后世统治者无不沿袭使用，仅仅是形式与轻重不同，思想核心相同，皆来自于《商君书》，例如明朝禁海令与清朝的闭关锁国国策都为毁商使国强使民弱。
04
《商君书》的亡国之道
《商君书》思想指导下的国家就是一个大监狱，统治者视天下万民为敌人，人民视统治者为寇仇。
野蛮往往能够在短时间内爆发出更为强大的力量，但这种强大的力量并不能持久，需要极为强力邪恶又智慧的最高统治者统一领导控制，一旦最高领导层能力不足，这台野蛮暴力机器首先会内部互残，致使机器运转不灵，漏洞百出，最终轰然崩塌。
故秦二世而亡，始皇家族几乎被斩尽杀绝;蒙元王朝八十年灭亡，八十年刚好三代野蛮战争精英尽去，后继无人，被民灭之。大清王朝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故英法联军、八国联军等攻击清廷，能够从民间顺利的购买粮食物资以及招募大批劳役民工。
05
汉武帝刘彻画像
《商君书》的发扬光大:野蛮+伪善之道。
汉武大帝深得《商君书》精髓，并有所发展，开创国家层面的伪善欺诈之道，完成从真小人到伪君子的过渡。创立外儒内法之统治新术，給《商君书》披上羊皮外衣。既要以法家思想做为核心阴损恶毒控制民众，又要披一个良善道德为民服务的华丽外衣，如此选中了儒家思想这只温良的小绵羊，采用野蛮流氓手段篡改阉割儒家之学说为己所用，自此出现大批披着羊皮的恶狼伪君子。
儒家乃一民本思想流派，与朝廷相比力量太弱了，被利用蹂躏歪曲，对朝廷来说不是难事儿。自汉以后，研究儒家思想的学者时常会提到两个字“先秦”，即秦以前的儒家思想是真正的儒家思想，韩愈、二程、朱熹等大儒皆提出并躬行重新研究先秦儒学以图恢复与振兴，这与今天所提的振兴国学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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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君书》的毁智之道
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科技大发展的时期有几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春秋战国的几百年，百家争鸣，人才辈出，盛况空前。原因在于国不统一，朝廷对民间的控制力太弱，人才具有最大的生存空间，各方诸侯势力也有着巨大的人才需要，如此对于人才而言，不能被一方统治者所容，可逃往他处，人才不易被限制扼杀毁灭，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秦统一六国后，一切尽在朝廷掌控之中，人才不被朝廷所容，要么被消灭，要么闭嘴缚手湮灭埋没于市井之间，泯然于众人。
第二个时期是民国时期。同样在于对民间控制力的不足，军阀割据，与春秋战国时期类似，人才生存空间巨大，对人才的需求也巨大，再加上列强的存在，国际交流合作的增强，更加削弱了对民间的控制。大师辈出，高等与初级教育的普及发展，新闻业的蓬勃发展，都大力的推进了社会的创造性活力。
第三四时期是唐宋时期，唐宋的思想文化发展归因于多位朝廷统治者自身思想的开明，有意识的放松了对民间的控制。唐诗宋词成为了这两个时代的符号。
朝廷对民间控制的放松，必然导致思想文化的发展，而思想文化的自由与发展，必然导致创造性的爆发，带来科技的大发展，这是一条客观规律。试想，连说句话都害怕的时代，哪还有什么创造性思维的存在?这样的时代延续时间越长，与正常社会的差距就会越大。这就是《商君书》必然的毁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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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档案馆展出《大宪章》
《商君书》带来的反思之道
商业文明的发展必然反专制皇权，带来契约精神、公平、平等。
商业文明有如下特性:（1）长期稳定的商业从业者之间以及客户之间自然产生契约精神，不守信通常无法进行长期稳定商业活动，弊远大于利;（2）商业活动的本质是互通有无，共赢共利，都想要利益最大化，最终达成一种平衡方能稳定长期进行，这种平衡的原则就是公平，长期稳定的商业文明活动必然带来公平;（3）经济基础的公平决定了人格的平等;（4）商业文明的特性带来了人与人交流的增多，彼此依赖的增多增强，这就带来了一种叫做“共同利益”的东西，而这种东西又必然带来为维护共同利益的团结，而团结又带来了力量，力量能够反抗不公与掠夺，而专制皇权的本质就是特权就是掠夺。故商业文明最终必然反专制反皇权。
我们再看农业文明，人生存最主要依赖的是土地，有土地就有粮食等生存之必需，对于他人的依赖很低，这就导致了人的原子化离散化，一盘散沙，无力反抗专制皇权。
因此，限制专制皇权的《大宪章》只能最早出现于商业文明社会的欧洲，而无法产生于农耕文明的东方。
而《商君书》的毁商之道直接阻止了东方国家走向文明的通道，陷入专制皇权时代的不断轮回。
08
评判历史事件的两大原则:公平与立场。
无论评判任何历史事件，首先需要遵循公平原则，不公平必然有一方获取不当得利，而另一方的合理合法利益受到了侵害，善恶一目了然。
然而由于认知的不清晰，人们却常常为做恶辩护，这里就需要明确几点:（1）做恶有其合理性，但其本质仍旧是恶，这点不会变，看本质;（2）做恶的逻辑合理性解释仅仅是方便于研究做恶动机，以便于消除做恶的基础，减少做恶事件，并不能否认恶本身是恶，并受到结果的惩罚;（3）务必搞清楚自身立场，站在正义一侧，不为邪恶辩护，做恶有其逻辑合理性，但绝不具有正当性。
毛泽东说:“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不是专制皇权，如果你是人民的一员，为专制皇权辩护，就是承认自身被奴役掠夺是应该的，这就是智商问题了，根本不知道自身站在哪里，竟然支持敌人奴役掠夺自己。这很难理解，但这样的脑子却又很常见。支持《商君书》思想控制百姓的普通人不在少数，就属于此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