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七狂热

八七狂热

1992年的时候，玲子和我都二十岁。

那时，煤城煤矿还没有像样的旅馆，人们也不允许我们这种没有结婚的人开房睡觉。那是九十年代，做这种事叫“从事流氓活动”，被人发现了可是要开除工作的。

于是我俩只能等着夜深人静文工团的办公室没人的时候，偷偷地在那里“从事流氓活动”。

文工团的办公室相当简陋，只有一张斑斑驳驳的办公桌。着急的时候，玲子会用胳膊肘把桌子上的文件一划拉，就摆出发情的姿势来。

有时候夜深人静，做到一半的时候我就会突然想到，明天上午八点，文工团团长老张肯定会准时坐在这张沾满了我和玲子汗水的桌子后面办公，就觉得异常地好笑。

于是我停下来，趴在玲子耳边把我的想法一说。玲子就咯吱咯吱笑起来。

完事以后，玲子常常会问我，

“二井，以后咋办？”

而那个时刻的男人都是最疲惫最乏味的。我几乎没有正经回答过这个问题，都只是胡乱地提提裤子，揉揉脑袋准备开溜。

奇怪的是，白天的玲子从来没有问过我这个问题，而我从来也没有提起过这个问题。

后来我见到玲子，玲子看着二十多年不见的我，憋了好半天才说，“原来你也混的不咋样啊？”

然后脸上露出一副很失望的表情。

其实那时候我混的还算说的过去，不至于被人笑话混的不好。我想了很久才明白，当年的玲子肯定觉得我不是个凡人，所以等十几年后看到我也就是那样，不免失望。

不过话说回来，当年我确实是个才华横溢的男人。九零年的时候，文工团新进了一架架子鼓，没人会敲。但是我上去琢磨了几天，就打的有模有样。

老张说我有天赋，有前途，就把我从文工团的杂物处安排到了演出组。

晓月当时也是杂物处的女孩子。人有点傻傻的，只能做些填表送文件的杂活。

她不善言辞。但在我去演出组那天，她送给我一盘张蔷的磁带。

“二井，这里面有很多disco音乐，都是张蔷唱的，你可以学学，去了演出组好好表演。”她低着头说。

那盘磁带我没听几首就丢了。老实说，我并不喜欢张蔷的声音。但是晓月喜欢。我那时候就很纳闷，晓月这种安安静静的女孩，怎么会喜欢这种浪荡的音乐呢？

后来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玲子。玲子哈哈地笑了起来。她说，等改天我也送你一盘，你保准喜欢。

没过几天，她就送了我一盘《八七狂热》。

我拿着那卷磁带，激动的不得了。

我把里面的每一首歌都仔仔细细听了无数遍。

那时我还年轻，还不知道爱情可以让一个人毫无理由地爱屋及乌。于是我跟着这盘磁带偷偷练习了好多曲子。

可惜92年冬天，我们就下岗了。

煤城煤矿文工团没有固定收入，演出的节目不受人待见，被矿委会一致同意解散掉。

老张非常的痛苦，因为他除了音乐什么也不会，下岗就意味着失业。

玲子对老张说，咱可以自己组个乐队然后去唱红唱白啊！

老张被一语说的茅塞顿开，于是花钱把文工团的设备买了回来，拉着我，玲子，还有晓月组起了一只草台班子。

玲子天生一副好嗓子，我一直觉得在文工团只能唱红歌对于玲子是个损失。直到草台班子建起来，我才知道这简直是无与伦比的损失。

玲子的嗓音一出口，就有很浓的电音味道，想吸铁石一样勾人魂魄。唱起disco来更是恰到好处。

于是老张给我们恶补乐理，晓月帮我们联系客户，玲子唱，我伴奏。煤城第一个流行音乐班子就开始火了起来。

《八七狂热》里面，最红的应该是《路灯下的小姑娘》。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曲子。

我打着鼓点，玲子唱着歌词，就这样，走街串巷。一直从93年唱到97年。

晓月后来和我说，玲子那个时候，是整个煤城男人们心中的大明星。她染着大波浪卷的头发，穿着大红色的大衣，带着墨镜，涂着口红。光是这形象，在九十年代就足够吸人眼球，更别说唱的还不错了。

晓月这么一说，我也觉得确实是这样。晓月有次笑眯眯地问我，“你知足吧，煤城多少男人想睡玲子！”

我当时就忍不住得意地笑起来。“到最后还不是得和你睡？”

晓月也笑了，“那说明你没有睡玲子一辈子的本事。”

说闹过一阵，晓月就睡着了，那时候她刚生下孩子，兴致很好，我开这种玩笑她也不会生气。那晚，黑夜里看着沉睡的她，我却突然难过的无法入眠。

是啊，当时的玲子真的很漂亮。

以前在办公桌上的时候，我看不清她的脸，从来没有思考过她到底长什么模样。只有在我打着架子鼓，看着玲子拿着话筒的时候，我才会认真地看着她。

她太美了。美丽，活泼，可爱，敢说敢做。所有适合九十年代女孩子的词都可以放在她身上。

我忍不住翻了个身。

她也就毁在了漂亮两字上。

其实94年的时候，玲子已经火到了别的班子来高价挖她的地步。

老张为人善良，只是希望玲子能看在自己的面子上，多待几天。

玲子说，没事老张，没有二井打的鼓点，我也跟不上节奏。

后来，已经不只是别的班子来挖她，而是过红事的人家会独自来找她，求她能去现场唱一首歌。

那时候人们结个婚，如果能请到玲子，就是很值得炫耀的一件事情。

一开始玲子还会执意叫上我。后来就不了。

别的地方有更好的架子鼓手，有更好的设备。

那时候，我会一个人坐在架子鼓面前，说不清楚心里到底是什么感觉。

我想念我打着鼓点和她唱《八七狂热》的点点滴滴，想着她在唱歌的时候热情洋溢美丽动人的表情和动作。

从别的红事回来，玲子有时候会很累，累到不想和我说话。

那时候我年轻，只是觉得一来确实累，二来可能玲子有些骄傲了。

我半夜找到她，想要，她不再笑，要么冷冷的说很累，要么就草草了事。

慢慢的，她的歌声，就再也跟不上我的鼓点了。

她开始埋怨我打的节奏不对，影响她发挥。老张这时候就来打圆场。

我坐在架子鼓后面，手里紧紧握着鼓锤，看着她不耐烦地和老张抱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自然而然的，我们红极一时的草台班子就解散了。

老张说自己年纪大了，赚钱够养老了，也不想干了。玲子说她正好有隔壁县的朋友有个设备比较好的班子要她过去。

他们一拍即合，养老的养老，奋斗的奋斗。

只有我和晓月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什么。

班子解散的时候，老张说，二井，这把架子鼓，就留给你吧，也有感情了。

我看了那把老家伙很久，想了想还是算了。

晓月说没关系，我喜欢看你打架子鼓。

我那时已经见过了晓月的父母，我说看个屁，没人唱歌光打鼓有屁用。

晓月就咬着嘴唇不说话。

97年的时候，我俩一起在桥头开了一家小饭店。

晓月虽然没啥艺术细胞，但是踏实勤恳。我们俩把饭店经营的还很红火。

有时候，饭店会比较闲，这时我坐在吧台上就会静静地看着忙里忙外的晓月。

那时候晓月已经三十岁了。她年轻时就不比玲子好看，更不用说三十岁了。

我静静的看着她。我问自己，这么多年来，我爱过她吗？

可能吧，但是和玲子的爱比起来，又好像差了点东西。

但是我又觉得和玲子在一起，断然不会这么愉悦幸福。

后来过年的时候我去看老张，和老张说我和晓月生活的很好。

老张笑着意味深长地说，二井，你和晓月，这才是生活。

我笑着说是是是，多亏了当初你建个草台班子把我和她拉起来。

老张说他对于这件事也很得意，唯独觉得草台班子把玲子害了。

玲子单干没多久，就被煤城公安局以“从事流氓活动”在一家小旅馆抓了。

和她一起被抓的男人是谁，我不知道，也不太想知道。

我很生气，虽然那个时候我和晓月已经结婚。但是还是一气之下和玲子断了联系。

从此她的声誉一落千丈，煤城的明星只因为被抓了一次，就变成了人人口耳相传的破鞋和浪货。

25年以后，我45岁。没记错的话，玲子也是。

这年老张死了。

在他的葬礼上，我见到了二十年没见的玲子。

玲子很热情地问我和晓月怎么样怎么样。

我说还好还好

她还很高兴地还告诉我，她现在还时不时跟着别的草台班子去唱一唱。

我只笑着，不说话

很奇怪，面对这个已经不再美丽风光的女人，我一点都恨不起来。原本觉得我和她这辈子最好不要相见，没想到再次见面，过去的事情竟然再也勾不起我内心的一丝波澜。

那天，我们一直帮忙到葬礼结束。过来唱白事的草台班子收拾东西准备回去的时候，玲子突然凑上去说能不能让她唱一首。

班主说没问题。

她如获至宝地拿起来话筒，招呼我过来帮她打一打鼓点。

她回头问我，“二井，唱什么？”

我拿着鼓锤笑着说，“你说呢？”

她咯咯笑了起来。

不一会前奏和我的鼓点一同响起。

《八七狂热》之《路灯下的小姑娘》。

在葬礼特有的诡异氛围里，我一边敲着鼓点一边静静地看着四十五岁的玲子。她闭着眼睛，唱的很投入。

二十五年，我们都老了。我想。

那天很冷。风呼呼地响，像是穿越了二十五年的时光，把我们这些渺小的人吹回到了狂热的九十年代。